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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街舞狂潮》获得了第47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年仅28岁的导演苏哲贤成为金马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导演。《街舞狂潮》以阿伦和“八个小孩”两条线索交叉叙述了当下台湾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从中也得以窥见苏哲贤导演对电影所抱有的热情和执着，以及他所坚持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 苏哲贤；《街舞狂潮》；纪录片；人文精神一、引言
2010年，第47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为金马奖带来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导演。1982年出生的苏哲贤拍摄的《街舞狂潮》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而这部纪录片也是他的首部纪录片长片。在颁奖台上，苏哲贤说，他们（阿伦和“八个小孩”舞团）在我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参与了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很多，所以《街舞狂潮》这部片不是只有我而已，是他们感动了我。《街舞狂潮》讲述了两代人——34岁的阿伦和90后“八个小孩”舞团对街舞的热爱和执着，镜头在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时也影射出了苏哲贤导演自己对梦想的坚持与追求。《街舞狂潮》作为一部关于青春与梦想的纪录片不断地感动和影响着观众，导演虽然采用两条线索交叉叙述，但两条线索之间保持着某种对话，是阿伦这样的街舞前辈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台湾街舞文化“培育土壤”，为新一代的街舞少年们带去当下世界最新的街舞信息，而“八个小孩”舞团的产生也得益于台湾日益浓厚的街舞文化以及像阿伦这样的舞者，他们一直活跃在街舞界并为之持续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和热情。苏哲贤导演将两个时代的舞者通过梦想巧妙地联系起来，记录了这些舞者的生命轨迹，展现了生命对热爱东西的那份纯粹。
“有一种社会学理论认为，个体主要是由包含普遍价值观的固定文化系统组成的，这种普遍价值观通过人和他所处外部环境之间多样性的互动而内在化了。”[1]197－198每一个生命个体中都隐含着他/她们本民族的文化基因，经年累积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影响着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行为与选择，这样，生命个体因为它所成长的年代将历史与当代联系起来。生命个体，在历时上构成了過去与现代的对话，在共时上完成了“和他所处外部环境之间多样性的互动”。《街舞狂潮》从历时上看，它表现了阿伦与“八个小孩”舞团这两个时代的舞者，从共时上看，它对当下台湾、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地青年人的街舞活动进行了侧面介绍，在这样的交叉表现中，在这样跨时间、跨地域的表述中，唯有生命体的共同体悟才能超越时间与空间，由此，《街舞狂潮》以生命的真诚与热爱的纯粹席卷了观众的情感神经。
二、青春，最自由的灿烂
杨德昌曾说：“台湾只有两类电影，青春片和非青春片。”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这是台湾电影的两种分类，但是对台湾年轻人的关注和表现在台湾电影人的创作中从未间断过。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侯孝贤、杨德昌，20世纪90年代的蔡明亮，还是近年轰动海峡两岸的《海角七号》、《艋舺》，台湾电影人通过对年轻生命的书写为台湾电影史上留下了深具锐气和朝气的青春影像。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写道，“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青春是生命最旺盛最蓬勃的时期，因此，青年人是国家中最有朝气和锐气的一股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人的追求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关注年轻人也就是在关注世界的未来。苏哲贤曾说：“我很喜欢和有热情的年轻朋友一起拍片子，这个年轻是属于灵魂的年轻，我对这些年轻的灵魂都投以尊重，因为他们会一直奉献热情给电影。”青春，似乎与生俱来地就和热情、执着、梦想联系在一起，而支撑这灿烂青春的是生命对自由的渴望，也是生命所进行的一次大胆、自由地张扬。“阿伦是一个孤独的舞者，舞蹈生涯的旅途上似乎没有太多长期的伙伴，在这一段人生转折的时刻拍摄他的纪录片，也许无法一窥他舞蹈生涯的全貌，但总是在拍摄过程中体会到他的生活方式：没有明确计划，但是随时保持热情。‘八个小孩’这个舞团，可以算是新一辈台北街头青少年舞团的典型之一，也许他们的舞技并不如资深的前辈，但是对于舞蹈的热情以及八个小孩间的友情，比庸庸碌碌的成人们保有更多的热血与梦想。”[2]时间留给阿伦的只是青春最后的尾巴，而“八个小孩”正值青春，青春的锐气与朝气使得生命敢于挑战一切。而街舞作为嘻哈文化的一部分，它也传承了嘻哈的反叛精神，从这一层面上说，街舞给了青春发泄的渠道，也给了生命寻找自由的机会。影片中，不管是灯光闪烁下阿伦扭动的身体还是烈日下跳舞累得满头大汗的高中生，身体的舞动释放了生命冲动，解放了他们身体中被世界不断规范和扼杀的天性，舞蹈融入了他们的生命，建构他们的人生。青春的生命通过舞蹈这一艺术形式得到了张扬，街舞在这时也成为这些年轻灵魂追求自由精神的最佳表述。
三、以纪录的方式温暖世界
艺术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类与世界的对话。追溯电影的历史，纪录片是电影诞生时最主要的表达手段。关于“再现”与“表现”、“纪录片”与“剧情片”的讨论一直延续在电影史的发展中，然而，不管是“再现”还是“表现”，这些不过是人类与世界对话的某些角度。笔者认为，纪录片其实是创作者通过纪录的方式表达他/她对所纪录的人或事的观点和态度，是主客观的统一，并非只是单纯客观地记录。克里斯·特里尔指出：“干纪录片这一行的本钱就是诚实，不一定是真实。无论怎么说，真实就是建构，我们经营感性的真实，个人的真实，但不是绝对的真实。真实是持续不断的诠释，是我们让观众一同经历的事件的相互关联。”根据克里斯·特里尔的观点，我们似乎可以领悟纪录片的精神：用诚实的态度在持续不断的过程中表现事件的相互关联。[3]
《街舞狂潮》拍摄时间达两年之久，苏哲贤导演以诚实的态度持续关注着在一个时间段内阿伦和“八个小孩”舞团的生命轨迹，在看似无逻辑和联系的情况下表现着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影片中不仅表现了阿伦的跳舞、练舞，也对阿伦的生活进行了纪录。他去做义工教小孩子们唱歌跳舞，他也去公司教办公室职员跳舞，前者是阿伦同理心的表现，后者则是阿伦为生计的奔波。苏哲贤导演通过对阿伦生活的纪录与观众一同经历了阿伦生命的某些片段，让观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一个舞者的灵魂。而八个热爱街舞的高中小孩，一边要准备联考（相当于大陆的高考），一边练习舞蹈，这些孩子用平日优异的学习成绩打消了家长的疑虑，从父母那里争取到了练舞的自由，他们为自己热爱的事情所全力以赴的信念如同阿伦17年来一直的坚守一样，深深触动观众内心，这也是《街舞狂潮》每次展映后，观众都报以热烈掌声的原因。《街舞狂潮》以诚实的态度纪录，但由于苏哲贤导演将关注点放在阿伦和“八个小孩”的追求上，关注的是他们对街舞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的背后是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由此，《街舞狂潮》没有流于只是泛泛地纪录街舞，也不是在展现一些流行时尚或拍摄一些炫舞技巧，而是以人文的视角对这些年轻的舞者灵魂投以尊重，而这，也使得《街舞狂潮》赢得了观众的尊重，温暖了世界的情感。
四、小结
2012年第3期的台湾杂志《表演艺术》对街头文化进行了相关介绍和论述，以“狂放嘻哈 有理叛逆”为主题的系列文章阐释了街舞的出现与工业社会、城市文化的关系以及街舞对生命某种诉求的表达。街舞，成为某一人群对抗这个僵硬冷酷世界的“武器”。《表演艺术》总编辑黎家齐先生在《走上艺术殿堂·嘻哈精神不死》一文中表达了他对“嘻哈”的认识，“对街头文化的门外汉来说，嘻哈（Hip Hop）给人的刻板印象，不外乎穿着宽大潮T、低腰垮裤，棒球帽反戴、配件夸张的青少年、破坏街头市容的涂鸦、听不懂歌词的饶舌，头顶在地上转圈的炫技舞蹈代名词。深入了解发现，嘻哈文化学问大，它不只是一种流行时尚，更是一种生活态度。1970年代，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资源分配不均，在纽约市市区的非裔及拉丁裔青年之间，兴起了嘻哈文化，继而发展壮大，并席卷全球。嘻哈文化包含饶舌、DJ、涂鸦、街舞及节奏口技五大要素，另亦衍生出嘻哈时装、嘻哈俗语等次文化。嘻哈也是一种社会关怀的表达方式，透过饶舌说唱，即兴互动地表达对社会现象的不满，直接提出抗议与诉求”。从街头走入艺术殿堂，在“人死了”（福柯语）的时代，街舞在不断召唤灵魂的复活，以扭动的身姿、好斗的精神证明生命的存在。解构时代下，日益严重的破碎化、平面化冷漠了人的情感，加剧了人与世界的隔阂，人类在这个时代中逐渐变得麻木和冷漠，人们对于最初的价值坚持开始动摇，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开始混日子。《街舞狂潮》通过表现34岁的“街舞斗士”阿伦和“八个小孩”舞团对梦想的坚持以及他们一直给予街舞的热情，从某一侧面给这个冰冷的世界一个回击，在人们麻木的心里奏响了一曲嘹亮的青春舞曲。
（本文插图均由苏哲贤导演提供）
【关键词】 苏哲贤；《街舞狂潮》；纪录片；人文精神一、引言
2010年，第47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为金马奖带来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导演。1982年出生的苏哲贤拍摄的《街舞狂潮》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而这部纪录片也是他的首部纪录片长片。在颁奖台上，苏哲贤说，他们（阿伦和“八个小孩”舞团）在我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参与了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很多，所以《街舞狂潮》这部片不是只有我而已，是他们感动了我。《街舞狂潮》讲述了两代人——34岁的阿伦和90后“八个小孩”舞团对街舞的热爱和执着，镜头在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时也影射出了苏哲贤导演自己对梦想的坚持与追求。《街舞狂潮》作为一部关于青春与梦想的纪录片不断地感动和影响着观众，导演虽然采用两条线索交叉叙述，但两条线索之间保持着某种对话，是阿伦这样的街舞前辈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台湾街舞文化“培育土壤”，为新一代的街舞少年们带去当下世界最新的街舞信息，而“八个小孩”舞团的产生也得益于台湾日益浓厚的街舞文化以及像阿伦这样的舞者，他们一直活跃在街舞界并为之持续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和热情。苏哲贤导演将两个时代的舞者通过梦想巧妙地联系起来，记录了这些舞者的生命轨迹，展现了生命对热爱东西的那份纯粹。
“有一种社会学理论认为，个体主要是由包含普遍价值观的固定文化系统组成的，这种普遍价值观通过人和他所处外部环境之间多样性的互动而内在化了。”[1]197－198每一个生命个体中都隐含着他/她们本民族的文化基因，经年累积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影响着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行为与选择，这样，生命个体因为它所成长的年代将历史与当代联系起来。生命个体，在历时上构成了過去与现代的对话，在共时上完成了“和他所处外部环境之间多样性的互动”。《街舞狂潮》从历时上看，它表现了阿伦与“八个小孩”舞团这两个时代的舞者，从共时上看，它对当下台湾、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地青年人的街舞活动进行了侧面介绍，在这样的交叉表现中，在这样跨时间、跨地域的表述中，唯有生命体的共同体悟才能超越时间与空间，由此，《街舞狂潮》以生命的真诚与热爱的纯粹席卷了观众的情感神经。
二、青春，最自由的灿烂
杨德昌曾说：“台湾只有两类电影，青春片和非青春片。”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这是台湾电影的两种分类，但是对台湾年轻人的关注和表现在台湾电影人的创作中从未间断过。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侯孝贤、杨德昌，20世纪90年代的蔡明亮，还是近年轰动海峡两岸的《海角七号》、《艋舺》，台湾电影人通过对年轻生命的书写为台湾电影史上留下了深具锐气和朝气的青春影像。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写道，“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青春是生命最旺盛最蓬勃的时期，因此，青年人是国家中最有朝气和锐气的一股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人的追求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关注年轻人也就是在关注世界的未来。苏哲贤曾说：“我很喜欢和有热情的年轻朋友一起拍片子，这个年轻是属于灵魂的年轻，我对这些年轻的灵魂都投以尊重，因为他们会一直奉献热情给电影。”青春，似乎与生俱来地就和热情、执着、梦想联系在一起，而支撑这灿烂青春的是生命对自由的渴望，也是生命所进行的一次大胆、自由地张扬。“阿伦是一个孤独的舞者，舞蹈生涯的旅途上似乎没有太多长期的伙伴，在这一段人生转折的时刻拍摄他的纪录片，也许无法一窥他舞蹈生涯的全貌，但总是在拍摄过程中体会到他的生活方式：没有明确计划，但是随时保持热情。‘八个小孩’这个舞团，可以算是新一辈台北街头青少年舞团的典型之一，也许他们的舞技并不如资深的前辈，但是对于舞蹈的热情以及八个小孩间的友情，比庸庸碌碌的成人们保有更多的热血与梦想。”[2]时间留给阿伦的只是青春最后的尾巴，而“八个小孩”正值青春，青春的锐气与朝气使得生命敢于挑战一切。而街舞作为嘻哈文化的一部分，它也传承了嘻哈的反叛精神，从这一层面上说，街舞给了青春发泄的渠道，也给了生命寻找自由的机会。影片中，不管是灯光闪烁下阿伦扭动的身体还是烈日下跳舞累得满头大汗的高中生，身体的舞动释放了生命冲动，解放了他们身体中被世界不断规范和扼杀的天性，舞蹈融入了他们的生命，建构他们的人生。青春的生命通过舞蹈这一艺术形式得到了张扬，街舞在这时也成为这些年轻灵魂追求自由精神的最佳表述。
三、以纪录的方式温暖世界
艺术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类与世界的对话。追溯电影的历史，纪录片是电影诞生时最主要的表达手段。关于“再现”与“表现”、“纪录片”与“剧情片”的讨论一直延续在电影史的发展中，然而，不管是“再现”还是“表现”，这些不过是人类与世界对话的某些角度。笔者认为，纪录片其实是创作者通过纪录的方式表达他/她对所纪录的人或事的观点和态度，是主客观的统一，并非只是单纯客观地记录。克里斯·特里尔指出：“干纪录片这一行的本钱就是诚实，不一定是真实。无论怎么说，真实就是建构，我们经营感性的真实，个人的真实，但不是绝对的真实。真实是持续不断的诠释，是我们让观众一同经历的事件的相互关联。”根据克里斯·特里尔的观点，我们似乎可以领悟纪录片的精神：用诚实的态度在持续不断的过程中表现事件的相互关联。[3]
《街舞狂潮》拍摄时间达两年之久，苏哲贤导演以诚实的态度持续关注着在一个时间段内阿伦和“八个小孩”舞团的生命轨迹，在看似无逻辑和联系的情况下表现着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影片中不仅表现了阿伦的跳舞、练舞，也对阿伦的生活进行了纪录。他去做义工教小孩子们唱歌跳舞，他也去公司教办公室职员跳舞，前者是阿伦同理心的表现，后者则是阿伦为生计的奔波。苏哲贤导演通过对阿伦生活的纪录与观众一同经历了阿伦生命的某些片段，让观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一个舞者的灵魂。而八个热爱街舞的高中小孩，一边要准备联考（相当于大陆的高考），一边练习舞蹈，这些孩子用平日优异的学习成绩打消了家长的疑虑，从父母那里争取到了练舞的自由，他们为自己热爱的事情所全力以赴的信念如同阿伦17年来一直的坚守一样，深深触动观众内心，这也是《街舞狂潮》每次展映后，观众都报以热烈掌声的原因。《街舞狂潮》以诚实的态度纪录，但由于苏哲贤导演将关注点放在阿伦和“八个小孩”的追求上，关注的是他们对街舞的热爱，而这份热爱的背后是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由此，《街舞狂潮》没有流于只是泛泛地纪录街舞，也不是在展现一些流行时尚或拍摄一些炫舞技巧，而是以人文的视角对这些年轻的舞者灵魂投以尊重，而这，也使得《街舞狂潮》赢得了观众的尊重，温暖了世界的情感。
四、小结
2012年第3期的台湾杂志《表演艺术》对街头文化进行了相关介绍和论述，以“狂放嘻哈 有理叛逆”为主题的系列文章阐释了街舞的出现与工业社会、城市文化的关系以及街舞对生命某种诉求的表达。街舞，成为某一人群对抗这个僵硬冷酷世界的“武器”。《表演艺术》总编辑黎家齐先生在《走上艺术殿堂·嘻哈精神不死》一文中表达了他对“嘻哈”的认识，“对街头文化的门外汉来说，嘻哈（Hip Hop）给人的刻板印象，不外乎穿着宽大潮T、低腰垮裤，棒球帽反戴、配件夸张的青少年、破坏街头市容的涂鸦、听不懂歌词的饶舌，头顶在地上转圈的炫技舞蹈代名词。深入了解发现，嘻哈文化学问大，它不只是一种流行时尚，更是一种生活态度。1970年代，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资源分配不均，在纽约市市区的非裔及拉丁裔青年之间，兴起了嘻哈文化，继而发展壮大，并席卷全球。嘻哈文化包含饶舌、DJ、涂鸦、街舞及节奏口技五大要素，另亦衍生出嘻哈时装、嘻哈俗语等次文化。嘻哈也是一种社会关怀的表达方式，透过饶舌说唱，即兴互动地表达对社会现象的不满，直接提出抗议与诉求”。从街头走入艺术殿堂，在“人死了”（福柯语）的时代，街舞在不断召唤灵魂的复活，以扭动的身姿、好斗的精神证明生命的存在。解构时代下，日益严重的破碎化、平面化冷漠了人的情感，加剧了人与世界的隔阂，人类在这个时代中逐渐变得麻木和冷漠，人们对于最初的价值坚持开始动摇，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开始混日子。《街舞狂潮》通过表现34岁的“街舞斗士”阿伦和“八个小孩”舞团对梦想的坚持以及他们一直给予街舞的热情，从某一侧面给这个冰冷的世界一个回击，在人们麻木的心里奏响了一曲嘹亮的青春舞曲。
（本文插图均由苏哲贤导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