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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表面延续了当年“青春偶像”剧的“纯爱”观念,但表达的却是对“中产”者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认同和推崇,通过对影片中故事情节的分析,能异常清晰地看出这一点。而同时,对于中产生活必将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影片也表达了自己的焦虑。
【关键词】 《将爱情进行到底》;“中产”;认同;焦虑
在20世纪90年代,一股“小资”热潮在中国兴起,而当时这种“小资”的表现就完全是一种在生活方式、文化消费选择上的精致化、优雅化——并不过多涉及个人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而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倾慕与趋附。所以才有学者说,“由于小资们精神、品味先行而金钱、物质缺乏,因此,在讲究个性、品味与生活方式的这批人里,时时会有一种错位的尴尬。”[1]239但这种尴尬并不影响人们去坚决的认同与努力践行。在今天看来,当年追求“小资”的主体人群就是当下“中产”阶层和他们的后备军,而他们当时最主要的群体特点就是今天中产者在文化消费上的表征。因此,对于“中产”的群体认同心理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在蓬勃生长。
最早提出“中产”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2]他在1951年出版《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从此引发了学界对于这一群体的巨大关注。他在书中提出了作为中产阶层的“白领”概念,并详细研究了中产阶级的构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权力行使方式。他认为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与过去的老式中产阶级大为不同,这些人主要由经理、专业人员等组成,他们充当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缓冲带,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这样的“中产”人群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为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虽然目前还仅仅处于发育状态中,但“中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思潮。
2010年,由原班人马打造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张一白导演)高调上映。虽然炒的是1998年同名“青春偶像”剧的剩饭,但“纯爱”的概念仍然有着足够的消费空间。影片男女主角不变而故事情节迥异,演绎了三段彼此独立的爱情续篇,似乎是为了充分满足青年人的好奇心,让大家分泌出更多的感动。就像海报上的宣传语:“爱情有多少种可能?”(“拼盘”装爱情电影正是当下的流行趋势,从世纪末的《爱情麻辣烫》,到新近的《全城热恋》、《万有引力》……)最终,影片票房轻松过亿不说,得到的共鸣也不比当年更少。依旧是人世间永恒的青春轮回,光影中循环的撕心裂肺。然而,对于影片《将爱》如此结构更切近的理解或许是,此番主创们深知作为续集的尴尬和难度。所有动人的爱情童话都必须在婚礼前结束,王子公主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一日三餐,显然琐碎俗气大煞风景,根本不能进入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无瑕世界。这其实是爱情叙事本身的脆弱。
所以,拍三段不同的续集故事只是为了不要将鸡蛋都装在一个筐里,指望着“总有一款适合你”,免得在票房上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过最有趣的是:如果将三段“纯爱”的表意进行平行比较的话,能够从中看出另一套呼之欲出的强势话语:那就是对“中产”生活的认同和推崇,以及对它可能面临的危机困境的焦虑。只是这种分析需要打乱原来的故事排序,从第二节和第三节故事开始讲起,最后回到第一节。
第二节故事是一个悲催的爱情怅惘。当年青春靓丽的杨峥(李亚鹏饰)和文慧(徐静蕾饰)双双落魄,一个成为北京的汽车修理工,一个是上海的商场售货员,都是普通劳动者不说,还共同经历了失败的婚姻(杨峥此时在和妻子处于离婚大战中,而文慧则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艰辛度日)。一次匆忙的老同学聚会使得他们再度相逢,但面对从天而降的浪漫之夜,他们却无法享受春宵一刻,时时处处都狼狈不堪:文慧逼仄的小家里双胞胎儿子的搅局、在刷满了骂人话的小面包里局促的“车震”,龌龊的下等旅店、不伦不类的派出所“抓嫖”、文慧猥琐前夫的纠缠……在种种荒唐与窘迫中,两人最终也没能弥补十年前的遗憾,得到一次灵肉结合的完美爱情。但这不堪的一夜却逼近了人的尊严底线,最终使得杨峥彻底崩溃。只是依仗着文慧的“大智大勇”(阻止了杨峥飞机的正点起飞),才给这个狼狈的故事留下一丝温情的尾巴。看到偌大的上海却容不下一对旧情人的鸳梦重温,着实让人备感辛酸。——然而有理由弱弱地问一句,难道对于没钱没势的两个人,爱情就必然这般悲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爱情就必然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吗?对他们上海之夜的遭遇,显然是太过于夸张了。两人都是风华时尚的大学生出身,何以在深夜的街头,要把杨峥穿戴得形同小丑,文慧则浓艳得像一个西方电影中的站街女郎?即使家里有两个淘气的儿子让他们无法温存,也没理由非把他们逼到最下等的肮脏旅馆中?在当下的都市中,聚散本不鲜见,何以文慧的前夫就一定要设计为獐头鼠目、要钱不要脸的猥琐男?作为当年才高貌美的女大学生,“配置”以这种前夫,算是对文慧今天境遇的同情,还算是对她从前智商的挖苦呢?影片在这一部分安排了诸多“笑点”,但这些笑点,大都是两个人在出乖露丑中爆发的(唯一神来之笔、构思精妙的笑点就是宾馆中二人孩子般开心的“床震”),主创者显然乐意带着一种宽容的优越感,一种居高临下的快意,对他们今天的窘迫表达一下“往日不可追”的廉价同情。
最终,文慧终于穿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机场,开始了两人此次邂逅中唯一的“深度会谈”。此时文慧纯情如初,杨峥却是满含失败的晦气、义正词严地发飙了:“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们再追也是追不回来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还能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再这么折腾下去,过去的那些美好都会被我们自己给毁掉的。”这时,经由了那个将浪漫变成狼狈的夜晚,这个生活不如意的男人已然全面崩溃。或许他只有这样给自己开脱,才能给没有能力收拾旧爱的辛酸以自慰——这就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和一名商场售货员之间(不可能如愿)的爱情故事。无产者无爱情,这就是主创者对当下生活的判决,这更像是一种强硬的意识形态性宣谕。
第三节故事是全片拍摄得最精彩的段落,隆重展示了导演张一白的言情功底。这段故事全部在法国葡萄酒名城波尔多拍摄,画面色彩浓郁缠绵,美不胜收。而且这段故事片时最长,情节最感人,腔调最文艺。在这段浪漫情缘中,放逐了身体的接触,杨峥和文慧重新体验了彼此心底的真爱,胜利地将“纯情”进行到底了。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论是对他们爱情的成全,还是对他们结合的阻隔,都是缘于两个人成功的“中产”阶层身份,整段故事都是对于“中产”生活的推崇与维护。 首先,在这个标准的爱情短片中,真正得以展开的根基是——优越的经济能力。此番杨峥和文慧的身份与上一节截然不同,一个是富有的摩托车行老板,一个是定居法国的阔家太太。于是,他们的后续爱情也开始变得活色生香、跌宕动人。在深夜被初恋女友的越洋电话惊醒后,杨峥立马行动千里寻爱,两天内就飞往波尔多。这最起码说明了:他的经济非常优越、能够怀揣护照在地球上自由徜徉,同时因为没有经历困顿窘迫,他依然对生活充满激情(接到初恋女友喝醉后语焉不详的电话后,立即动身万里寻情。想想上一段故事中的蓝领杨峥,已然颓唐到了暮气十足,即使知道老同学聚会能见到文慧都不想过去)。影片在这里告诉人们,拥有金钱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命状态。
而经历了几天的波尔多之旅,在情节发展到最高潮、积聚的感情骤然爆发时,人们在杨峥留下的手机中一次次听到了他充满鼻音的激情告白:“文慧,你听!”然后铺天盖地的潮声从听筒中传出,那是他分别录下的来自大连老虎滩、厦门鼓浪屿、三亚亚龙湾、泰国普吉岛、马尔代夫……的潮声。为了心中的爱情,杨峥每年更换一个海滩去度过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只为让心爱的文慧听到他曾许诺给她“要带你去看海”。这是怎样感人的执着坚守,怎样雄厚的经济实力啊。囊中羞涩的升斗小民,玩得起这种刻骨铭心的浪漫么?至此,第二节故事的悲催被从反面论证出其必然性,浪漫的爱情,非高收入群体是无法将其进行到底的。
同时,据说这第三段故事也是三个故事中观众们最喜欢的。[3]——唯有这节故事算是中规中矩的言情剧,这种“相知而不能相守”的缺憾叙事就是文艺中最撩人的经典爱情范式。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有情人不得聚首方能催人泪下,痛彻心扉。而古今中外所有的经典爱情,对面的阻力无外乎父母偏见、阶层阻隔、家族恩怨,那么杨峥和文慧为何不能爽快地带上文慧的儿子“私奔”而去呢?因为文慧无法放弃她的家庭。她拥有一个最典型的、在西方意义上也很规范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老公开着一家规模不大的物流公司、家境较为殷实,还有栋带着泳池的洋房和年幼的儿子,这是西方社会最中坚、最稳定的家庭模式。这种生活尽管不尽人意(老公在外拈花惹草),但也绝对不能被破坏。所以影片让文慧老公潘肖(杜汶泽饰)以傻乎乎的喜剧形象出场,稀释了人们他出轨的不良印象,同时又通过外遇女孩楚楚(何洁饰)交代了:他的“错误”并不严重,只是如一个孩童般和楚楚“能玩到一块去”而已,并没有“触及灵魂”。一旦当他的婚外情与婚姻发生正面碰撞,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婚姻。最终,在老公的强力示爱下,文慧在最后关头选择了留下,而让杨峥伤感而绅士的离去,这是影片主创者从故事最初就必然会做出的决定。无论是杨峥还是楚楚,都不能去破坏这种符合规范的“中产”家庭。毋宁说,这种表述模式已近乎一种“政治正确”,在好莱坞的叙事模式中,最终都会让人们感觉“家庭为重”。在气势恢宏的灾难片《2012》(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导演,2009年)中一女二男的命运配置就是如此。尽管现男友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各方面都毫无瑕疵,而且还能开着飞机带领大家逃离地球毁灭前的第一波威胁,但到了为拯救人类、必须有人做出牺牲的最后关头,影片舍弃的还是这个倒霉的“第三者”,而不是他的前夫。熬过了灾难之后,一个原先崩溃的家庭也就此复合。
此时再回过头来看影片中的第一节爱情故事。第一节故事看似乏善可陈,它篇幅最短、情节性最弱,为了照顾可视性,只有玩弄手法拍得很有些“超现实主义”。然而,作为同名电视剧的续集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最有实现可能性的还就只有这段故事,这是电视剧中文慧与杨峥最顺理成章的生活走向——成为让人羡慕的高收入的“中产”阶层中的一员。然而尴尬在于,外表光鲜稳定的“高品质”中产生活,其本质又是如何?美国电影《革命之路》、《美国丽人》、《大开眼“戒”》等等曾对于中产生活的状态进行了非常到位的展示。这个群体的世界非常规律,人生在既定的轨道上平滑运行,一切按部就班,永远波澜不惊。过于稳定的生活中只剩下干瘪的欲望和理性,而缺乏骄傲的自我肯定。不再有梦想的空间,不再有改变的可能。尽管他们也有不满现状的时候,渴望生活出现新的兴奋点,但又怯于行动,缺少勇气挑战现实、抛开现在得到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点),最终对现实陈规的冒犯只能落实到荒唐的乱伦式性刺激中。莫不如此(本片第三节故事中文慧老公之所以会“玩外遇”也是这样)。几部影片无情地揭开中产阶级优雅的面纱,看到内里的乏味无趣,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沮丧无比——这就是生活本身对《将爱》的刁难,第一节故事因此成为全片的短板,捉襟见肘的情节和晦涩跳跃的表达遮不住无话可说的焦虑。这短短的第一节故事,因为深刻触及到了本片强烈的“中产”认同所无法解决的困境,只有草草收兵,总结几句需要永远保持新鲜感之类的老生常谈了事。
中国当下追求的发展目标是就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改变传统的“金字塔”型社会。这样的一种格局能够对贫富分化进行有效调节,能够对社会利益冲突形成缓冲,无疑是最有利于整体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中国社会持续的高速发展,虽然伴生的问题也非常尖锐,但中国也正在争取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官方和民众的一致意愿。因此不难理解,老调重弹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会表现出这样一种鲜明的“势利眼”、强调了爱情幸福与经济收入之间的成正比,以及要拼命维护“中产者”核心家庭的完整。因此也不难理解会有《杜拉拉升职记》(徐静蕾导演,2010年)这样的影片要表现出全身心地去争取拥有这样一个“中产”的身份。——这两部影片都有着以亿元计的天文数字的票房,足以证明人们的“中产”认同。当有论者在讨论《杜拉拉升职记》和它的“母本”《穿普拉达的女王》时,犀利地批判道:“从凡勃伦、米尔斯到福塞尔、西美尔,都曾刻薄地嘲讽过‘中产阶级’的虚荣、势利、脆弱、不稳定、精神的匮乏和了无情趣。西方将近百年的中产历程使得身处这一阶层的人们有时尽管身不由己,但也颇有自知之明。这也是为什么好莱坞电影中那些关于‘返璞归真’、‘远离名利场’的话语一面是中产阶级的‘精神童话’,另一面却是‘贯穿在人们心中的核心价值观’”,至于中国的现状则是“对那些自命‘中产’的‘杜拉拉’们来说,无论他们如何为自己打造一个文化生活和情感经验上的优雅形象,也无法掩饰他们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他们所迷恋、追求的实质仍然只是一个利益驱动、毫无理想可言的名利场。”[4]其实作者的这段批判本身就回答了,中国目前的“中产”追求相较于“将近百年的中产历程”尚属刚刚起步的阶段,缺乏自我反思性本也无可厚非。因此也无需揪心于这种电影没有“拨开现实的迷雾,把自身和时代看得更清楚”:总结自己吃得好不好的时候,只能是在保证自己每餐都能吃饱之后。
【关键词】 《将爱情进行到底》;“中产”;认同;焦虑
在20世纪90年代,一股“小资”热潮在中国兴起,而当时这种“小资”的表现就完全是一种在生活方式、文化消费选择上的精致化、优雅化——并不过多涉及个人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而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倾慕与趋附。所以才有学者说,“由于小资们精神、品味先行而金钱、物质缺乏,因此,在讲究个性、品味与生活方式的这批人里,时时会有一种错位的尴尬。”[1]239但这种尴尬并不影响人们去坚决的认同与努力践行。在今天看来,当年追求“小资”的主体人群就是当下“中产”阶层和他们的后备军,而他们当时最主要的群体特点就是今天中产者在文化消费上的表征。因此,对于“中产”的群体认同心理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在蓬勃生长。
最早提出“中产”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2]他在1951年出版《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从此引发了学界对于这一群体的巨大关注。他在书中提出了作为中产阶层的“白领”概念,并详细研究了中产阶级的构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权力行使方式。他认为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与过去的老式中产阶级大为不同,这些人主要由经理、专业人员等组成,他们充当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缓冲带,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这样的“中产”人群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为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虽然目前还仅仅处于发育状态中,但“中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思潮。
2010年,由原班人马打造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张一白导演)高调上映。虽然炒的是1998年同名“青春偶像”剧的剩饭,但“纯爱”的概念仍然有着足够的消费空间。影片男女主角不变而故事情节迥异,演绎了三段彼此独立的爱情续篇,似乎是为了充分满足青年人的好奇心,让大家分泌出更多的感动。就像海报上的宣传语:“爱情有多少种可能?”(“拼盘”装爱情电影正是当下的流行趋势,从世纪末的《爱情麻辣烫》,到新近的《全城热恋》、《万有引力》……)最终,影片票房轻松过亿不说,得到的共鸣也不比当年更少。依旧是人世间永恒的青春轮回,光影中循环的撕心裂肺。然而,对于影片《将爱》如此结构更切近的理解或许是,此番主创们深知作为续集的尴尬和难度。所有动人的爱情童话都必须在婚礼前结束,王子公主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一日三餐,显然琐碎俗气大煞风景,根本不能进入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无瑕世界。这其实是爱情叙事本身的脆弱。
所以,拍三段不同的续集故事只是为了不要将鸡蛋都装在一个筐里,指望着“总有一款适合你”,免得在票房上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过最有趣的是:如果将三段“纯爱”的表意进行平行比较的话,能够从中看出另一套呼之欲出的强势话语:那就是对“中产”生活的认同和推崇,以及对它可能面临的危机困境的焦虑。只是这种分析需要打乱原来的故事排序,从第二节和第三节故事开始讲起,最后回到第一节。
第二节故事是一个悲催的爱情怅惘。当年青春靓丽的杨峥(李亚鹏饰)和文慧(徐静蕾饰)双双落魄,一个成为北京的汽车修理工,一个是上海的商场售货员,都是普通劳动者不说,还共同经历了失败的婚姻(杨峥此时在和妻子处于离婚大战中,而文慧则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艰辛度日)。一次匆忙的老同学聚会使得他们再度相逢,但面对从天而降的浪漫之夜,他们却无法享受春宵一刻,时时处处都狼狈不堪:文慧逼仄的小家里双胞胎儿子的搅局、在刷满了骂人话的小面包里局促的“车震”,龌龊的下等旅店、不伦不类的派出所“抓嫖”、文慧猥琐前夫的纠缠……在种种荒唐与窘迫中,两人最终也没能弥补十年前的遗憾,得到一次灵肉结合的完美爱情。但这不堪的一夜却逼近了人的尊严底线,最终使得杨峥彻底崩溃。只是依仗着文慧的“大智大勇”(阻止了杨峥飞机的正点起飞),才给这个狼狈的故事留下一丝温情的尾巴。看到偌大的上海却容不下一对旧情人的鸳梦重温,着实让人备感辛酸。——然而有理由弱弱地问一句,难道对于没钱没势的两个人,爱情就必然这般悲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爱情就必然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吗?对他们上海之夜的遭遇,显然是太过于夸张了。两人都是风华时尚的大学生出身,何以在深夜的街头,要把杨峥穿戴得形同小丑,文慧则浓艳得像一个西方电影中的站街女郎?即使家里有两个淘气的儿子让他们无法温存,也没理由非把他们逼到最下等的肮脏旅馆中?在当下的都市中,聚散本不鲜见,何以文慧的前夫就一定要设计为獐头鼠目、要钱不要脸的猥琐男?作为当年才高貌美的女大学生,“配置”以这种前夫,算是对文慧今天境遇的同情,还算是对她从前智商的挖苦呢?影片在这一部分安排了诸多“笑点”,但这些笑点,大都是两个人在出乖露丑中爆发的(唯一神来之笔、构思精妙的笑点就是宾馆中二人孩子般开心的“床震”),主创者显然乐意带着一种宽容的优越感,一种居高临下的快意,对他们今天的窘迫表达一下“往日不可追”的廉价同情。
最终,文慧终于穿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机场,开始了两人此次邂逅中唯一的“深度会谈”。此时文慧纯情如初,杨峥却是满含失败的晦气、义正词严地发飙了:“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们再追也是追不回来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还能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再这么折腾下去,过去的那些美好都会被我们自己给毁掉的。”这时,经由了那个将浪漫变成狼狈的夜晚,这个生活不如意的男人已然全面崩溃。或许他只有这样给自己开脱,才能给没有能力收拾旧爱的辛酸以自慰——这就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和一名商场售货员之间(不可能如愿)的爱情故事。无产者无爱情,这就是主创者对当下生活的判决,这更像是一种强硬的意识形态性宣谕。
第三节故事是全片拍摄得最精彩的段落,隆重展示了导演张一白的言情功底。这段故事全部在法国葡萄酒名城波尔多拍摄,画面色彩浓郁缠绵,美不胜收。而且这段故事片时最长,情节最感人,腔调最文艺。在这段浪漫情缘中,放逐了身体的接触,杨峥和文慧重新体验了彼此心底的真爱,胜利地将“纯情”进行到底了。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论是对他们爱情的成全,还是对他们结合的阻隔,都是缘于两个人成功的“中产”阶层身份,整段故事都是对于“中产”生活的推崇与维护。 首先,在这个标准的爱情短片中,真正得以展开的根基是——优越的经济能力。此番杨峥和文慧的身份与上一节截然不同,一个是富有的摩托车行老板,一个是定居法国的阔家太太。于是,他们的后续爱情也开始变得活色生香、跌宕动人。在深夜被初恋女友的越洋电话惊醒后,杨峥立马行动千里寻爱,两天内就飞往波尔多。这最起码说明了:他的经济非常优越、能够怀揣护照在地球上自由徜徉,同时因为没有经历困顿窘迫,他依然对生活充满激情(接到初恋女友喝醉后语焉不详的电话后,立即动身万里寻情。想想上一段故事中的蓝领杨峥,已然颓唐到了暮气十足,即使知道老同学聚会能见到文慧都不想过去)。影片在这里告诉人们,拥有金钱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命状态。
而经历了几天的波尔多之旅,在情节发展到最高潮、积聚的感情骤然爆发时,人们在杨峥留下的手机中一次次听到了他充满鼻音的激情告白:“文慧,你听!”然后铺天盖地的潮声从听筒中传出,那是他分别录下的来自大连老虎滩、厦门鼓浪屿、三亚亚龙湾、泰国普吉岛、马尔代夫……的潮声。为了心中的爱情,杨峥每年更换一个海滩去度过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只为让心爱的文慧听到他曾许诺给她“要带你去看海”。这是怎样感人的执着坚守,怎样雄厚的经济实力啊。囊中羞涩的升斗小民,玩得起这种刻骨铭心的浪漫么?至此,第二节故事的悲催被从反面论证出其必然性,浪漫的爱情,非高收入群体是无法将其进行到底的。
同时,据说这第三段故事也是三个故事中观众们最喜欢的。[3]——唯有这节故事算是中规中矩的言情剧,这种“相知而不能相守”的缺憾叙事就是文艺中最撩人的经典爱情范式。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有情人不得聚首方能催人泪下,痛彻心扉。而古今中外所有的经典爱情,对面的阻力无外乎父母偏见、阶层阻隔、家族恩怨,那么杨峥和文慧为何不能爽快地带上文慧的儿子“私奔”而去呢?因为文慧无法放弃她的家庭。她拥有一个最典型的、在西方意义上也很规范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老公开着一家规模不大的物流公司、家境较为殷实,还有栋带着泳池的洋房和年幼的儿子,这是西方社会最中坚、最稳定的家庭模式。这种生活尽管不尽人意(老公在外拈花惹草),但也绝对不能被破坏。所以影片让文慧老公潘肖(杜汶泽饰)以傻乎乎的喜剧形象出场,稀释了人们他出轨的不良印象,同时又通过外遇女孩楚楚(何洁饰)交代了:他的“错误”并不严重,只是如一个孩童般和楚楚“能玩到一块去”而已,并没有“触及灵魂”。一旦当他的婚外情与婚姻发生正面碰撞,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婚姻。最终,在老公的强力示爱下,文慧在最后关头选择了留下,而让杨峥伤感而绅士的离去,这是影片主创者从故事最初就必然会做出的决定。无论是杨峥还是楚楚,都不能去破坏这种符合规范的“中产”家庭。毋宁说,这种表述模式已近乎一种“政治正确”,在好莱坞的叙事模式中,最终都会让人们感觉“家庭为重”。在气势恢宏的灾难片《2012》(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导演,2009年)中一女二男的命运配置就是如此。尽管现男友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各方面都毫无瑕疵,而且还能开着飞机带领大家逃离地球毁灭前的第一波威胁,但到了为拯救人类、必须有人做出牺牲的最后关头,影片舍弃的还是这个倒霉的“第三者”,而不是他的前夫。熬过了灾难之后,一个原先崩溃的家庭也就此复合。
此时再回过头来看影片中的第一节爱情故事。第一节故事看似乏善可陈,它篇幅最短、情节性最弱,为了照顾可视性,只有玩弄手法拍得很有些“超现实主义”。然而,作为同名电视剧的续集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最有实现可能性的还就只有这段故事,这是电视剧中文慧与杨峥最顺理成章的生活走向——成为让人羡慕的高收入的“中产”阶层中的一员。然而尴尬在于,外表光鲜稳定的“高品质”中产生活,其本质又是如何?美国电影《革命之路》、《美国丽人》、《大开眼“戒”》等等曾对于中产生活的状态进行了非常到位的展示。这个群体的世界非常规律,人生在既定的轨道上平滑运行,一切按部就班,永远波澜不惊。过于稳定的生活中只剩下干瘪的欲望和理性,而缺乏骄傲的自我肯定。不再有梦想的空间,不再有改变的可能。尽管他们也有不满现状的时候,渴望生活出现新的兴奋点,但又怯于行动,缺少勇气挑战现实、抛开现在得到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点),最终对现实陈规的冒犯只能落实到荒唐的乱伦式性刺激中。莫不如此(本片第三节故事中文慧老公之所以会“玩外遇”也是这样)。几部影片无情地揭开中产阶级优雅的面纱,看到内里的乏味无趣,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沮丧无比——这就是生活本身对《将爱》的刁难,第一节故事因此成为全片的短板,捉襟见肘的情节和晦涩跳跃的表达遮不住无话可说的焦虑。这短短的第一节故事,因为深刻触及到了本片强烈的“中产”认同所无法解决的困境,只有草草收兵,总结几句需要永远保持新鲜感之类的老生常谈了事。
中国当下追求的发展目标是就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改变传统的“金字塔”型社会。这样的一种格局能够对贫富分化进行有效调节,能够对社会利益冲突形成缓冲,无疑是最有利于整体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中国社会持续的高速发展,虽然伴生的问题也非常尖锐,但中国也正在争取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官方和民众的一致意愿。因此不难理解,老调重弹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会表现出这样一种鲜明的“势利眼”、强调了爱情幸福与经济收入之间的成正比,以及要拼命维护“中产者”核心家庭的完整。因此也不难理解会有《杜拉拉升职记》(徐静蕾导演,2010年)这样的影片要表现出全身心地去争取拥有这样一个“中产”的身份。——这两部影片都有着以亿元计的天文数字的票房,足以证明人们的“中产”认同。当有论者在讨论《杜拉拉升职记》和它的“母本”《穿普拉达的女王》时,犀利地批判道:“从凡勃伦、米尔斯到福塞尔、西美尔,都曾刻薄地嘲讽过‘中产阶级’的虚荣、势利、脆弱、不稳定、精神的匮乏和了无情趣。西方将近百年的中产历程使得身处这一阶层的人们有时尽管身不由己,但也颇有自知之明。这也是为什么好莱坞电影中那些关于‘返璞归真’、‘远离名利场’的话语一面是中产阶级的‘精神童话’,另一面却是‘贯穿在人们心中的核心价值观’”,至于中国的现状则是“对那些自命‘中产’的‘杜拉拉’们来说,无论他们如何为自己打造一个文化生活和情感经验上的优雅形象,也无法掩饰他们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他们所迷恋、追求的实质仍然只是一个利益驱动、毫无理想可言的名利场。”[4]其实作者的这段批判本身就回答了,中国目前的“中产”追求相较于“将近百年的中产历程”尚属刚刚起步的阶段,缺乏自我反思性本也无可厚非。因此也无需揪心于这种电影没有“拨开现实的迷雾,把自身和时代看得更清楚”:总结自己吃得好不好的时候,只能是在保证自己每餐都能吃饱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