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从诗歌、梦想到重生的跋涉

来源 :作家·下半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abkkk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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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施玮是一位为诗而生的人,一度以诗歌为生命,但对诗中之梦的沉迷带给她的却只是生命的分裂与迷茫。在经过了诸多传统和现代的思想、意境和意象中的挣扎之后,诗人选择了对基督宗教的某种认同,从而获得了生命的“重生”,唱出了吟咏其天路历程的“歌中雅歌”。
  关键词:生命 诗歌 梦想 真理 重生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一
  
  《歌中雅歌》的作者施玮女士是一位为诗而生的人。由于自幼受爱好古典诗词的祖母的熏陶,中国古诗词的神氤韵氲在她心里聚结成了诗的果核,几乎就像上帝吹进亚当的神奇的“生气”,她从此有了为诗而活的生命、梦想和灵魂,在中国诗歌或世界华语诗歌中,从此也就有了施玮女士这样一位“前生是宋词中的一个女人,今生是女人中的一首宋词/那么来生呢,只愿诞生成一个最美最洁净的字/长长久久地活在诗文与对话中,被人千百次互赠/永不衰老”的为诗而生的诗人。试读下面的句子:
  红色的云朵沉重地压在头顶/发梢坚起墨绿的刺芒/像是古镇屋顶上的避雷针//雷电遥遥,雨遥遥/红云辉映的街巷瘦若舞女的腰/执灯的酒吧音乐烧得沸腾//浇在醉汉身上,熔铸成笨拙的花瓶/一朵披头散发的向日葵,傲居其上/他们俩谈情说爱,像两个孩童/与这个夜晚勾指盟誓。(《小镇酒吧》)
  小诗语言清逸、柔媚,意象沉静、绚丽。它将莫奈(Claude Monet)那种迷离的绚丽和塞尚(Paul Cezanne)静物的沉静与秩序熔铸起来,将乐的律动、画的色彩、乃至舞和戏剧造型的张扬都熔铸了起来,全诗幻化出一种如中国画的淡雅之美。对于施玮这位为诗而生的诗人而言,“诗”是“命”与“魂”的意象,在其诗集《歌中雅歌》中,单“诗”这个词以及在与之相当的意思上使用的“字”、“句子”等词,除却诗剧《创世记》外,就出现147次之多!虽然该词出现的频率要低于诗集中的其他两词“生命”与“灵魂”。但在《歌中雅歌》中,“生命”和“灵魂”却都以“诗”为家。也正因有“诗”,诗人才能度过了人生中艰难的岁月。
  
  二
  
  虽然诗人以诗歌为生命,但在认信基督这“生命的主”之前,诗歌却并未给诗人带来充实、丰沛的生命,没有为之带来令生命力极度迸发、奔涌的喜乐与陶醉,更未给她带来家的温馨和安宁。虽然海德格尔(Martin Heidgger)之后,人们可以谈论“语言是存在的家”,认同语言与生命并不截然两分,但却显而易见的,因为人言不是神言,不是奥古斯丁(St·Augustine)所谓“一言而万物始”的上帝之言,即使是仿佛能直截地捕捉住生命真谛的诗人,其语言同生命全然的奥义之间仍存在有无以抹去的距离,有人所不能揭去的蔽障,且不说有时诗歌语言自身反会加大那距离和遮障了。这种距离、蔽障的消除,更大程度上依赖的乃是生命本身的努力、挣扎。
  那么,它如何努力、挣扎?
  试想:活在世上的人,如何能不同这世界以及他自身中属世的东西相较相争?这相争首先的结果便是人统一的生命中灵魂与肉体、人自己与自己人、即“我与我”的分裂:
  我与所有的人一样/恪守职责/在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中/进进出出/灵魂却时时溜出躯体/裸着身子像条鱼/游进那间白瓷瓶般的浴室里/关上门紧贴在苍白的瓷砖上/听水龙头滴滴答答/为我病容满面的灵魂输液。(《溶室情结》)
  我与我,相对着飞驰/宛若一颗双头慧星/看见我们的人都恶运缠身/颅腔内旋荡着乌鸦的哀鸣。(《我与我》)
  诗在一句句断行中忧郁/我在一个个日子里无奈/找一个角落躲进去揣摩自己/世界太大嗅不到灵魂的气息。(《难写自我》)
  20世纪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Bieerjiayefe)童年起便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的异己性,感受到生命的分裂与身体内两个“我”的撕裂与冲撞:“我的‘我’体验着自身,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交叉,在‘这个’世界体验到的不是真正的,不是第一性的,也不是最终的。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更加现实和真实的世界,‘我’的深处属于它”,“理想比现实更具现实性”。显然的,这个现实中没有但却更真、更“具现实性”的理想,不正是人的生命之梦吗?
  这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施玮女士诗中的 “梦”字会出现92次之多!因“梦”即是诗人现实中无法得到、无法伸展的生命,是其生命为之“魂”牵“梦”绕的“灵魂”。其诗、生命、灵魂的三位一体,亦为诗、生命、梦的三位一体:
  我的眼睛和诗句一起睡眠/心脏像一只巨大的蜂窝/危险地存于梦中//文字忙碌地劳动着/它们酿蜜,却从不品尝//被晃动的蜂窝/飞出一群群惊悸的生命。(《睡眠中的眼睛》)
  然而,诗人找到了能成就自己生命、作为自己灵魂的梦了吗?《即将写诗》写到:画太阳,或鸟/这是两件我喜欢的东西/它们都飞在天上/一只被我抓住,它便死/一只抓住我,我便亡。
  显然,这是说:若抓住了梦,则梦死;若被梦抓住,则我亡。
  比如,若追求那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般的功业、不朽,像航海探险,最后的结局是“海藻爬满了桅杆/鳞光锈蚀了铁锚”,“勇士”们“只把生命当作残渣留下”(《潜海》)。若脱尘绝俗地出世,“远离真理的火焰/乘了逝水,安全老去/冷眼旁观扑火的飞蛾/坐禅悟道”,却令人怀疑这是否便是生命的真道。因为与你沉迷于逍遥空静的同时,“某些灵魂/正以燃烧放射美丽/以死亡追求永恒”(《坐禅或燃烧》),血液冷寂的生命岂仍是生命?那么,仰望苍天、纵目寰宇,人凭自己的眼睛,又能看到什么?“桂花香了。桂花落了/月亮早就瘦了……/我是否已被判刑?/一只怪异的长须虫,躲闪着我的追问/悄悄从我身后爬过”(《天簌—预示》之六)。但“天何言哉?中国人的天没有嘴巴,人的问题它如何作答?而天若不言,则人何以做出答案!如果在夜空和深山找不到让人满意的启示,城市呢?在那里,人“靠着循环杀辱的方式饱腹并繁衍”(《痛哭的日子》;“我从一个个窗前走过/发现”人不过如“断肢裸体的模特”“坐在各色织品里”(《艰难入眠》)。“灵魂”在这儿也还是有的,“这个词儿没有荒废”,但却只“做了玩偶的品牌”,被同“水”、“野花”、“空气”、“灵感”、“笑容”、“梦”以及项佩珍珠的“女人”一起来“卖钱”(《现代生活》之二)。当然,也许还有爱情能够燃起生命的火焰?可城市“拒绝爱情”,“不再为火焰所诱惑”,因为如今的城市人已变成了“拥有全部标准零件”的一群群精致的蛾子(《城市人》)。诗人不止一次想到凡·高(Vincent Van Gogh)的“向日葵”、“燃烧的阿尔”的“太阳”,想人能够“裸出脊背当鼓/替代都市失声的喉咙,吼出热烈的声响”(《世界杯足球赛》)。可这不仍是梦想吗?并且,即使此梦真的圆了,人是否以后便毋须再做新梦了呢?
  
  三
  
  答案自是否定的。人所以梦梦不己,因人的任何梦都是有限的,而人生命的追索却无限。旧梦一旦成真,则立刻又有新梦来取代它、超过它,故梦若“被我抓住,它便亡”。另一方面,正因生命之追求无限,若一旦被某一个梦死死囚囿其中,再不容有新梦萌动,则生命便自萎顿枯干,此谓梦若“抓住我,我便亡”。在诗集《歌中雅歌》中,“死”或“死亡”这个词共约出现90次,与“梦”字出现次数基本一样多。依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人的生本能与死本能是相对应,且是对称的两极。在施玮诗中,“梦”即生命或生命之追求,“梦”与“死”出现频率恰相对等,可见在其意识深处生命之焦虑何其强烈!
  由此可见,诗集《歌中雅歌》中生与死的对称、梦与亡的相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只有无限的追求找到了能无限地满足于它的无限的梦时,这种梦生梦亡的恶性循环才会终结。因为,就逻辑而言,只有无限才能满足无限,惟无限的东西方能与无限的东西相互匹配。
  那么,这个能无限地满足生命之无限要求的东西,在逻辑上,便必是那个真实的无限,必就是那个无限的实在本身。否则的话,它如何去满足人生命的无限要求?因此,在逻辑上,这个无限真实者绝不会是人所“梦想”或“理想”出来的东西。因人是“终有一死”的有限者,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必是有限的,它能给人的满足都必是相对的。
  那么,这个非人能想出的无限真实的、绝对的东西,不是《圣经》中的上帝又会是谁呢?试想,一种东西,若人的心智本不能认知,但如今却竟晓得了,人知晓它的唯一可能的途径,除了是该东西亲自向人开口言明自身以外,还会是什么?而《圣经》所记的上帝不正是这样的吗?
  由此,施玮由诗歌、梦想、由生命和灵魂的努力与挣扎终于走向了上帝,由诗歌、生命、灵魂三位一体的梦,终于抵达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之三位一体,即终于由“诗”而抵达至的“真”。此真即上帝之真,即对上帝和人的爱。而若无此真与爱,所谓诗歌、梦想便没有灵魂,没有价值可言:
  你以真理注释存在的锋芒/似一道鞭子——/驱逐人心中的牛羊铜钱/恢复那起初的荣美。恢复纯粹的生命/恢复柔软易哭的良心//……经历神的面光之火,我能存下什么/没有爱,生命仿佛一个稻草人/一生的岁月是建在沙滩上的豪宅/梦想如抽取灵魂的诗行,鼓噪着/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终被弃置/唯有爱,能与荣耀相望,能与圣洁相合/仿佛一只手靠近另一只手/仿佛一个灵魂融入另一个灵魂合/一。升起。/成为刺破人神之隔的锋芒……(《锋芒》)
  由此,重新审视过去,那曾经令诗人沉迷流连、吟咏再三的白羽瘦菊、芭蕉叶雨、妙词丽句也都一下子黯然失色,成为碎片,因在上帝的真、爱的光芒之前,它们显得太苍白、太空虚、太矫揉造作、太无意义可言了:
  当我被你的光芒剖开/教养诡辩学识德行……/都成为正午的影子,羞愧消失/我会说天使的话语,文字/舞着雪白的羽毛,在芭蕉叶的雨中/与瘦菊对饮。然而你/却在尘土中走向一个乞丐/倾听他的心愿,用泥和水为他创造光明。(《锋芒》)
  至此,诗人终于完成了寻找生命真义的跋涉,也许路途有些漫长,但目标如今终于达到,生命终于得获了新生或“重生”了。诗人唱道:
  啊,重生!啊,重生!/赐下生命,生我者父神/赐下灵性,爱我者父神/赐下人子,救我者父神。(《创世记》)
  于是,当诗人置身于美国大峡谷时,看到了那使她“重生”者弥天漫地的伟大、仁爱、关怀、怜悯,感到了得救的感恩、愧悔、与亲人久别重逢的感动、得获真理的幸福与安宁……真的是“饥渴禁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诗人不禁感极而泣。那哭泣正是给使她重生者的赞美和歌唱!这种重生的喜悦使诗人过去诗歌形式上的某种纤细、迷离、暗淡一下子一扫而空,与之相应,内容上由于生命道路迷茫、灵魂居所未定、所求真理难明所导致的诗歌内容上的某种似真似幻的空茫、犹疑也荡然无存,代而替之的是灵性的昂扬和丰沛,是诗歌言述上的明朗和确定,即其与灵性认同上的确定的关联。《罄香》、《天与人》、《2003春:天国》等诗歌以及诗剧《创世记》既是对诗人心理变化的历程的诠释和记录。
  在圣经文学中,将上帝喻为“新郎”,将皈依、认信上帝的人喻为“新娘”,这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圣经中的“雅歌”既是世间寻常爱情的抒发,更是人对上帝之爱的表现。诗人将诗集取名为《歌中雅歌》,应是对圣经“雅歌”含意的化用,诗人正是将其诗歌作为献给上帝的“祭礼”,作为写给上帝的“情话”的:
  你我间的语言,在秋收的日子发出声音/沉重、饱满的籽粒们,一团团颤动在空中/向天,摇动——摇动——/这是古老的祭礼/哑口千年的情话,在成熟的果实中哭泣//这是歌中的雅歌,天地都在歌声中无语/那金色的辉煌是你所喜悦的吗?/也许,你会痴立在收割后的麦地/看着齐齐的麦茬/体会,我等待嫁你的艰辛。
  
  参考文献:
  [1] 施玮:《歌中雅歌》,珠海出版社,2009年。
  [2] 奥古斯丁,周士良译:《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89年。
  [3] 别尔嘉耶夫,汪剑钊译:《别尔嘉耶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4]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作者简介:刘光耀,男,1954—,河南许昌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美学、宗教哲学,工作单位: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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