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梅的《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摊开在我的书桌上。北京少有的炎热天。热的空气和热的记忆使我边看边揩汗。终于读完了。我为作者多年努力的成果高兴，真心实意的。
　　我和金梅的初识，是三十年前。我们分别从江南考入了北京大学。他比我早一年毕业了，留校教书，他说因家在天津，他自愿调走。当时河北省会在天津，他去了河北省文联。此后，他随着河北省会的变异，到了保定，到了石家庄，一直在名称来回变换的一家省文艺杂志社当评论编辑。时代的动乱，不安定，朋友间的走动也就少了，只好彼此在心里相互惦记着。“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想不到和金梅在一起共事了一二年，一个编辑部，一个组，一个办公室。可以说得上是朝夕相处。晚上，九点多钟，我看书看累了，到院子里散步，见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金梅单身，办公室就是他的宿舍——我推门进去，和他闲聊一阵。深夜，我们谈起了大学时代的往事和一些不知去向的同学，感触丛生。当我离去时，常常过了十点，我劝他早点休息，他总是点上一支烟，微笑着说：再干一会。我想他还要翻一会书。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入睡前总得翻点什么看。这次，叶老文学创作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于六十年代初，一九七九年又动手修改。我想，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在静悄悄的夜晚他肯定在积累资料，作修改的准备。那个年月，现代文学史讲叶圣陶还需要点胆量，他不得不静悄悄地干。我后悔，若早知道他在从事这项工作，当时我虽帮不了什么忙，至少不会几乎每天晚上剥夺他一段时间，影响他静悄悄地工作。
　　我稍为详细地叙述了我和金梅的相识和交往，旨在提醒读者，书的作者写出这本书，实非易事。这是地地道道的业余之作。他学的是新闻专业，现代文学史只捎带读过，长期的编辑生涯，使他缺乏完整的读书和写作的时间。知难而进，而上，这是五十年代许多大学生所追求的乐趣。我打心眼里钦佩金梅治学上的这股韧劲。
　　我与金梅同是叶圣陶作品的爱好者，而又认为对这位重要作家研究不够是一种遗憾。遗憾何止即这一点。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很有光彩的一页。我们的研究工作，显然还没有很好地跟上去。虽然对一二个或几个伟大作家的研究出了一些专著，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整个说来，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即使一向被重视的对鲁迅的研究，也难说成果能令人十分满意。对文学史上存在过的为数众多的，有特色有成就的一批作家，单个研究不够，对一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认真剖析不够，这势必影响文学史水平的提高。近几年，现代文学史出版了好几部，每部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显示了特色。但总的说，新鲜感不够，材料上或观点上，多少给人以大同小异的印象。我以为，这与对一批有影响的作家缺乏细致的考察有关。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分析研究一批作家的创作，从中引出实事求是的见解。在这样的广泛耕耘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这样写出来的文学史可能会踏上一个新的阶梯。前些年，听说上海文艺出版社有意编辑出版一套现代作家研究丛书，我很赞赏编者的这种眼力和魄力。现在已经见到一批成果了，其中就有金梅的这本书。在叶圣老九十寿辰之际，也算得是一份薄礼吧，至少表达了读者的一点心意。
　　叶圣陶是“五四”新文学初期影响较大的作家之一。在现代文坛活跃了七十个春秋。他创作涉及的面广，小说、戏剧、诗词、童话、散文、评论，都有显著的成就。他一生的多半时间是用在编辑和教育事业上，平日为文又严谨，作品的数量不算太多，但也有数百万言了。这样一位对我国新文学发展有显著贡献的作家，这几年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兴趣。解放前，茅盾、朱自清、夏丐尊等零星写过评介叶圣陶作品的文章；钱杏(阿英)一九二八年写了逾万字的《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的论文。解放后，也有不少这样的文章。前年出了一本评传和一本从语文角度研究叶老作品的小册子。但对叶老文学创作的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仍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从这个角度上看，金梅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研究叶圣陶文学创作的第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我对这本书的总的印象是：内容厚实，论述较系统、全面、充分，观点较公允、稳妥；在剖析叶圣陶整个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时，作者提出的看法，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是一部了解叶圣陶文学创作的必读之书。当然，终因条件局限，新近挖掘与发现的材料仍有所遗漏。比如，近年出版的《叶圣陶散文(甲集)》，有半数以上的文章，是初次成集的，其中有些第一次披露是叶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金梅的书中就未能得到反映。
　　读完本书，在论述上，我感到的一个缺憾是，有些地方多少缺乏一点锋芒。这主要是指在个别存在着尖锐分歧观点的问题上，看不到作者应有的意见。比如说，鲁迅对叶圣陶创作发表过意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给日本增田涉的信中说：“叶的小说，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我不喜欢。”我平日留心鲁迅的这段话，有些研究文章实际上也采纳了鲁迅的意见。我希望在本书中看到金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知是作者忽略了这一材料，还是有意避开了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表态？我有点失望。鲁迅先生是我们最最尊敬的伟大作家，他关于文艺的许多深刻精辟的见解，至今仍给我们以教诲。但是，对文艺作品的欣赏与评价，再有慧眼的人，也难免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在对待一些作家、作品的看法与爱好上有不一致，是正常的现象。中外文学史上这类例子并不鲜见。罗曼·罗兰就不如我们现在这样推崇巴尔扎克老人。而对罗曼·罗兰的作品，当时法国文坛，也不如今天我们中国研究者评价那么高。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自然有客观标准，但不一定每个大作家和权威所发表的每一个具体意见都是真理，都是定论；就一定全面，一定正确。所以列宁一再告诫人们要将党的领导者对文艺的具体意见，与党对文艺的主张区别开来。我个人对鲁迅先生谈论叶圣陶小说创作的那段话，有不敢苟同的地方。喜欢不喜欢，这是个人的欣赏口味的问题，可不讨论。主要是立论的那句话。我以为，综观叶圣陶小说的全貌，得不出“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的结论。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创作理论问题。什么才算是写“身边琐事”？文学反映社会生活，题材的大小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题材本身所包涵、所沾濡的社会意义大小。鲁迅先生一些被公认为杰作的小说，如《一件小事》，就题材而言，很难说就不是“身边琐事”，但它却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叶圣陶的小说，几乎都是写他熟悉的教育界、知识分子的生活，何况他还写过脍炙人口的短篇《多收了三五斗》，不能一概说，这些生活多是“身边琐事”。叶圣陶的多数小说，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其次是，鲁迅先生一九三六年对叶圣陶小说作这样的概括，也不符合叶圣陶小说的发展实际。如果说，叶圣陶从辛亥至“五四”前后，有些小说对时代的脉搏把握还不够，那么“五卅”之后，他创作上的这一弱点得到了很大的克服。长篇《倪焕之》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部长篇，生活之厚实，时代气息之新鲜，艺术描绘之精致，使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杰作。茅盾推重《倪焕之》是近十年来的“扛鼎之作”，说“这样‘扛鼎’似的工作，如果有意识地继续做下去，将来我们大概可以说一声：‘五卅’以后的文坛倒不至于象‘五四’时代那样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了。”我的上述理解不一定对。借此就教于读者和本书的作者。我之所以说这层意思，是期望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有更强的针对性、论争性。正确的意见往往是在争辩中形成的，稳定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鼓励和发扬学术上的勇气。在我看来，即使与学术权威的“定论”相左，只要是认真从可靠的材料中引出来的结论，就要敢于发表。这样，我们的学术水平才可望大幅度提高，研究者也才能形成鲜明的个性。而这，又需要有学术上的民主空气作保证。
　　读罢本书，还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作为文艺评论家的叶圣陶，也应该引起我们研究者的重视。“五四”以来，许多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写了大量有特色的评论文字。不象我们现在分得这么一清二楚：作家就是作家，评论家就是评论家，编辑就是编辑，三者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熔一炉于一人。叶老就是这样的一位多面手。他一生写了数十万字的评论文章。解放前的多侧重于语文角度，象《文章例话》里的那些篇什，但，其意义决不仅仅停留在文章结构和语法修辞的推敲上，涉及到对文艺新作的评价和理论问题的探求。例如，一九三六年夏衍的报告文学名篇《包身工》发表不久，叶老就对此加以热情评介。通过对作品入微的剖析，阐述了报告文学的特性，呼吁这一新型文学样式的蓬勃发展。解放后，叶老的主要精力在教育事业上。他写了一些作品，散文多，小说只一篇。评论文章不少，大多收在《叶圣陶论创作》一书中。叶老对新的创作十分关心，能看就看，不能看就听广播或由家人诵读。记得一九七八年《文艺报》复刊时，我去向叶老求援。他说正在听广播一部小说，听完了，若有想法再说。后来至善来电话叫我去取稿，是叶老听完这部长篇小说后写的随想。这就是发表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三期上的《我听了<第一个回合>》。叶老评论文章，长短不一，短小的居多，文风朴实，亲切自然，毫无一个大作家说大道理的架子，写法自如，角度多样，给人以切实的东西。这两年作家兼写评论的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个好现象，既扩大了评论作者的队伍，又丰富了评论文章的品种。作家的评论文章活泼清新，更能道出同行的创作甘苦，自然也有它的短处。如果认真总结一下叶圣陶在评论上的成就，不仅对全面评价这位人品文品均为人敬重的老作家是必要的，而且对发展今天的文艺评论也大有益处。金梅的这本书题名已限定论述的只是叶圣陶的文学创作，评论不在此书的视野之列。我不是责怪金梅有什么遗漏，而是想应该有人研究这个选题。
　　
　　一九八四年七——八月于北京
　　
　　(金梅《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