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80后小说作者方阵中，侯珏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从《立地成佛》《上海，一九八几》到《斯诺克决战》等近期作品来看，侯珏有着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执着的叙事探索精神。在普遍浮躁的文学生态下，对一个青年小说家来说，这种不懈探索的创作姿态实在难得。
　　一个巧妙的故事往往依赖于作家在情节推进上驾轻就熟的能力和枝蔓参差中删繁就简的本事。侯珏是讲故事的能手。阅读侯珏的新作《斯诺克决战》，便走到了一个慢镜头控制的世界。在作者的精心编织下，故事悬念丛生，而期待中的戏剧冲突和情节高潮却被一再延异，以至终被解构。杀手在1993年夏末的某一天出现在宁静的村子里，杀手为何而来？何超雄又为何如此慌张地向何超元通风报信？何超元与杀手之间有何恩怨？正当读者焦急地要在下文中寻找答案时，作者似乎铁定了心，要与读者玩玩捉迷藏的把戏。
　　作者通过何超雄的重复一点点、慢慢地将真相展开。故事的展开依赖于何超雄的重复，这是个多么巧妙的心思呀！弗洛伊德在早期的作品《癔病研究》中就注意到主体回忆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他意识到人们“回忆起来的东西”很可能与历史事实毫不相干，也就是说人们重新复制的事物很可能跟它的原型风马牛不相及。人们赖以了解事实真相的唯一依仗竟也有可能是无根浮萍，仿佛作者正隔着文字告诉我们，他只是在讲述一个故事，那么地漫不经心，就像姗姗来迟赴了何超元的决战之约的杀手。高手对决并未如期待中惯常的情节模式展开：分毫不让，随后便风骤紧，天昏地暗，斗转星移，作者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决战时刻，以至于使这场决战从黄昏拖延到《新闻联播》的音乐响起，又延宕至《天气预报》的片尾音乐响起，繁星满天，此时，读者才同小说中围观的村民一般恍然大悟，哦，原来是一场无始无终的决战！
　　侯珏如今已定居广西首府南宁，那份早年的乡土记忆不但没有淡去，反而为他的乡村叙事提供了反观的视角和丰厚的资源。在慢镜头下的桂北三鱼镇鹧鸪村是从过去出发的现实延伸，时间在前进中逐渐停格又与过去首尾相连。在描写鹧鸪村的美景时，侯珏将以往写诗的经验融入创作中，以此创造出了一种诗的意境。在小说中，用杉木搭成的房屋这一意境便承载了何老二一家人从没落到兴起又走向没落的过程，一个村子由不变到巨变的发展，却被作者处理得如此含蓄自然，这正是诗的意境。
　　鹧鸪村的村民有着乐天安命的人生观，他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任门外沧桑巨变，我自岿然不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下海经商、打工成为潮流的时代，中国社会普遍欲望高涨。而在鹧鸪村，男人们依旧是有农活时便奋力挥动锄头，完成应尽责任，农闲时就一头扎进河里寻找快活。女人们便也像何二嫂一般，将自己人生中的不如意皆归咎于“女人命贱”，继续着从前的日子。在诗的意境中，画面往往十分集中，无论是成熟的早稻，连绵起伏的山脉，还是人字形屋顶，所有景物都被赋予了灵性，与生活在鹧鸪村中的人物一起被统摄在和谐圆融的情调中。小说在结构上是一个有机整体，犹如一个气脉贯通的圆。而这种诗画般的“圆”意境日复一日地循环，十五年后的村子与十五年前如出一辙，当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也同。直到何老二与何超元父子的出现，这个古老的村庄仿佛终于跟上周围大环境的步伐，一点点地开始改变。
　　何家父子的命运是相似的，但又有所不同，在似与不似之间，作者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那就是中国传统家庭中以血亲为核心的伦理观。何超元在童年父亲是缺席的，这个空位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以本我压抑了超我，对超我的排斥使自我形成极端的男性模式，并且伴随着自卑与攻击性，诚如文中所讲：“何超元生下来没到四个月就能满地爬，七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扶墙站立，当他学会走路的时候，刚长出来的那几颗嫩牙已经咬伤过好几个大人。往后的日子，因这孩子长期没见过亲生父亲，而他母亲又忙于生计没闲管教他，以致他早早就混成一个四处割人放火、偷鸡摸狗的狂野少年。”由于何超元生活中的不完美，其成长伴随着俄狄浦斯情结与自卑心态，幼小的他为了维护母亲的形象兀自顶起家中男性的责任，选择了一个孩子能想象到的最能解心头恨与找回面子的办法——将阿九家几十只鸭子的脖子全部拧断。
　　父亲归来后，当父母在关于买不买拖拉机的问题上展开拉锯战时，何超元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方。阿德勒曾经指出：“个人透过对社会事业的贡献而产生自尊和被重视感，另一方面也因为服务社会而正向地补偿了原有的自卑感。通过一生中要完成的职业任务、社会任务和爱情婚姻任务这三个补偿自卑的平台，一个人将逐步扩大发展自己的社会兴趣，最终形成健康的生活风格。”何超元赞成父亲买拖拉机，拖拉机的出现使整个鹧鸪村沸腾起来，这让他的自卑情结有所“补偿”，随后他在斯诺克上展现出来的能力，以及周围小年轻的羡慕目光，包括有资格与杀手一战的客观情势，等等，客观上实现了对其自卑情结在不同程度上的“补偿”。
　　青年时期的何超元在精神气质上与其父何老二可谓一脉相承：由极度自卑产生的极度自傲，不负责任而又不计后果的横冲直撞，每天的日子都快乐到没有时间去考虑未来，等等。从生命过程来看，何老二的现在成为何超元未来的预言，他为了儿子的生计煞费苦心，卖拖拉机，买台球桌，帮儿子娶媳妇，桩桩件件透出父亲对孩子的期待与担忧，伦理意义上的责任感使他忘记了曾经的年少轻狂。
　　与此相对，何超元在长大后不觉中也变成了父亲的模样。他在工地艰辛劳动，为供儿女读书亦是费尽心思，甚至像弗洛伊德所说那样停止了游戏——斯诺克，似乎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被迫放弃游戏中的快感。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圆融之美贯穿于每一个人物的生命结构中。何老二的生命是一个圆，何超元的生命也是一个圆，鹧鸪村中的男女老少莫不如此。生命如“圆”，运转不息，变化不止，同时又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小说在结尾再次呼应了人物的“圆形”构造。何超元无意中看了“我”写的回忆录，不禁想起那个曾经狂妄的时期，提出让“我”陪他再去打一次桌球的要求，仿佛在那一瞬间身上的重负被轻松卸掉，能从中获得高度的愉悦感。而在回忆中，杀手像故事开头一样，又一次在黄昏中主动找上门来，就这样，首尾对应，构成了脉络贯通的圆形结构。这种圆形叙事模式所带来的圆融之美，又正好与中国人传统的万物和谐、天人圆融的生命理想相对接。因此，阅读此篇，无需过分纠结细节，也不必要费心猜测真相，犹记当初，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