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中大多数都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是典型的儒商。他们之所以能缔造不朽的商业传奇，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染。
　　转念——学而优则商
　　中国传统观念提倡“学而优则仕”，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儒为名高者，商为厚利者”，经商与娼优同列，商人哪怕富甲一方，也没有社会地位。在明代以前，商人不能参加科举，更不许仕宦为官。晋商冲破了这一封建价值观的藩篱，大胆倡导“学而优则商”。他们认为，商人也可以通过精研儒家学说成为儒者，儒者也可以转而经商；商人通过科举可入仕为官，为官者亦可以不失商贾之业。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山西出现了一大批“舍本逐末”的商人。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许多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了不少获得功名后又弃官从商的读书人。
　　山西榆次常威，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常家十分重视子弟读书学习，但其目的并不是让子弟考科举求功名而是为家族商业培养人才。常家常万玘、常万达两兄弟均饱读诗书，特别是常万达，自幼勤奋好学，深受老师赞誉，但并没有参加科举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成就商业盛名。
　　清朝雍正年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可见，在晋商眼中，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被彻底颠覆，他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晋商群体价值观的转变为这一商帮的迅速崛起扫清了最大的思维障碍。
　　精进——商而优则学
　　晋商的第一代创业者大多出身卑微，靠勤敏恭诚白手起家，但这些商人在成功后都毫无例外地十分重视自身技能、学养提升和家族子弟的教育，以严格的家训学规培养家族精英，不断将商业推向新的高峰。
　　以祁县乔家为例，乔家商业帝国的开创者乔贵发原本是一位走西口的贫苦农民，经商发迹后并未奢侈挥霍，而是教导子孙勤俭持家，多读圣贤书。
　　在第三代乔致庸主事时乔家扩大了家塾，修建了书馆，花重金聘请名当地名儒执教。


　　乔致庸把《朱子治家格言》定为儿孙启蒙必读的书籍，哪个子孙犯了错，乔致庸就会责令他们跪地背诵，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他还常告诫儿孙忌“骄、贪、懒”，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到了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主事时，对子弟读书更为重视。深受家风祖规熏陶的乔映霞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把书斋名立为“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他的努力下，乔家商业帝国蒸蒸日上，达到最为鼎盛的时期。
　　即便是在今天，俭居北京的乔家后人仍然延续着祖辈重视读书和教育的传统，家族中20个子女出了2个博士、3个硕士和12个大学生。
　　晋商深谙儒家修身之道，对读书和子孙教育不局限于经商，更重视诚信、才学与做人，这满足了商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保证了家业的永续兴旺。
　　“学而优则商”是晋商对传统价值观的突破，“商而忧则学”则体现了其勤勉精进与深谋远虑。前者使晋商群体迅速壮大，涌现出一大批成功商人，后者则保证了其可以做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