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等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由此产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资金“脱实向虚”或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金融需求。

金融供给侧改革路径

　　金融供给侧改革重点在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尤其是强化中小金融机构的职能。当前，大型企业金融服务过剩，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因此，后续金融供给侧改革一定要强化中小金融机构，丰富不同风险偏好的金融業机构，让金融资源惠及更多中小企业。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可概括为“一个基础、六大方向”。“基础”是确认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方向”是未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域，即“六大方向”：服务实体经济、优化金融结构、管理金融风险、遵循经济规律、发展金融科技和扩大对外开放。当前群众最为关注的关注是汇率市场化能否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金融体系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偏好能否破除，能不能平等地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高效率服务；能不能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而这些改革路径能否满足市场需求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面对的问题。
　　据了解，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供给侧改革方面已经在进行政策性调整：第一，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坚决防止金融业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第二，坚定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破除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股权融资渠道，提升资本市场发展质量。第三，优化大中小金融机构的布局，发展定位于专注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第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塑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服务模式、风险管理和考核评价机制。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中国社科院结构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剑锋认为，管理金融风险有多个抓手，如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打破刚兑、反套利、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水平和金融交易频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健全信用惩戒机制；“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使所有的资金流动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做到这些，金融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打破制度障碍实现转型

　　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的主要问题是银行业资源不能顺畅地进入证券业。这是直接融资尤其是股票市场发展长期不如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有限放开商业银行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深化综合经营，把银行业的资本资源、客户资源和网络资源等引入证券业，就可以促进资本市场取得跨越式发展。
　　在目前的体制下，银行已经可以投资除证券公司以外的大部分非银行业金融公司，但唯独不能投资证券业。在银行的资源不能向证券业充分流动的情况下，银行可能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自身的存贷款业务上，从而进一步推动间接融资发展。而在银行业持续自我增强的金融环境下，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发展会受到相应的抑制。
　　银行不能投资证券业，是出于风险控制的考量，监管部门担心银行介入证券业后由于资本市场投资风险较大，会使存款人的利益受损。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奇霖介绍，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下，银行不可能将存款投入证券业，银行投资证券业用的是资本，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从现有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机制来看，银行完全有能力控制证券业和资本市场风险向银行业的转移。银行投资证券业，可能会垄断证券业，但是监管部门可以通过设置一些障碍来加以管控。如银行投资证券公司只能一参一控等措施，就可以有效阻止银行业垄断或控制证券业。
　　在非银服务转型方面，李奇霖认为，在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和理财子公司新规出台之后，未来银行理财和非银的合作对非银的投研要求更高。目前权益和量化方面对银行而言仍然是短板，在这方面仍需要投顾和委外，未来非银可以将重点放在权益和量化方面。非银对银行的服务需要更加精细化，银行理财转型时，理财产品的设计、估值系统、信评等都需要进行颠覆式的重建、转型。尤其信评和估值系统方面，非银可以抓住某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成为自己的特色服务，由点及面打开市场。

推进改革加强系统性监管

　　当前，更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定堵住了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后门，限制了地方政府过度扩张和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贷款要分清楚其是公益、准公益的还是商业性质。商业的应该归商业，公益、准公益的要由政府买单，新增的债务政府也要买单。如果分不清楚，政府在其中的任务搞不清楚，金融市场就不能很好的定价，也就不能依靠市场机制稳定健康地成长。
　　李奇霖告诉记者：“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既带来了中国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风险。核心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兜底、国有企业结构性的优势还没有打破，包括硬约束的问题没有建立起来。”
　　据此，他提出向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靠拢；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约束扩张冲动，重塑央地关系；破除政府兜底、隐性担保，硬化预算约束，强化退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信贷（杠杆）配置。
　　由于金融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避免监管陷于“发展”与“审慎”的权衡，制度设计上还须将所有与金融监管使命相冲突的职能隔离，确保专业、专注、独立地开展金融监管。
　　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核心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在风险和收益的博弈中，当期收益的诱惑往往大于对未来风险的担忧，在承担风险上，金融机构总是有不竭动力。市场机制无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导致金融体系风险日益积累。社会需要通过金融体系集中风险的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通过监管来控制宏观风险。无论是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还是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只有政府系统性监管的介入才能避免风险溢出带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