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阎真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他自身作为一个高校知识分子，无疑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细节素材。《活着之上》以锋利的笔触层层揭开高校腐败的内幕，聚焦主人公聂志远“活着”的现状和困境，围绕求学、婚恋、科研、事业等层面展开。虽然这部小说在艺术和格局上仍有提升的空间，但在当代技术化商品化的历史语境中，《活着之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引发我们对精神、文化缺失的思考，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功能和身份特征的反思；对当代知识分子而言，《活着之上》更是一部呕心沥血的警示录；同时，《活着之上》也切入到生活的内部，观照每一个普通人对“活着”意义的追问。
　　关键词：《活着之上》 知识分子 艺术和格局 意义
　　一、知识分子的人生书写
　　阎真的小说《活着之上》曾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虽然最终遗憾落选，但就今天来看，这部小说仍具有积极意义。书中可谓把知识分子的现实人生书写得淋漓尽致，讲述了主人公聂致远在求学、婚恋、科研、事业等层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活着”的现状和困境，以聂致远为中心的几个维度随之展开。
　　第一层是以聂志远的父辈、弟兄为代表的世俗价值观评判标准，舆论的重压使聂致远陷入困境，在父亲的眼里，聂志远执着和热爱的历史专业是“没有饭吃”的专业，虽然聂致远到北京读博士的事让他脸上有光，但是随着小儿子志高在镇上当上办公室主任后给家里带来的“小便宜”，父亲开始琢磨了“到底是博士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呢？”聂致远回答说“博士又不是官”，父亲说“官都不是，那读它干什么呢？”一副赤裸裸的钱权至上价值观暴露无遗，正像篇中所说：“鱼尾镇的人没啥文化，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标准就是当没当官，发没发财，讲别的，他们不能理解。”没有文化和生活的闭塞，使得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穿衣吃饭以外，人情、面子几乎就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这是聂致远这样的知识分子无法跨越的一道沟壑，因为学术必定需要独立于市场和政治，这就意味着挣钱和当官必定不是知识分子的目的所在。
　　聂致远的第二层压力和困境是来自同学蒙天舒。蒙天舒一出场便抛出“屁股它能决定脑袋”的“屁股中心定律”，他采取考试靠抄袭、考研究生靠投机取巧、优秀博士论文靠抄袭、对名教师和名编辑阿谀奉承等一系列无利不往的办事手段。然而这一切却使得蒙天舒日益发达，迎娶娇妻，仕途上也越走越高。而自己呢，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情壮志反而使自己深陷不堪的泥潭，“有些事你去搞了没人说你坏，不搞没人说你好，可搞不搞对自己那就大不相同呢”。篇中聂致远的妻子赵平平似乎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时代的真言，“搞”还是“不搞”？恪守还是随波逐流？这似乎是摆在每一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聂致远同时还受到来自市场的冲击，特别是文史哲这一类被视为“无用”之学的知识分子更有切身的体会，在聂致远读大学期间，就有同学认为历史专业挣不了钱，在宿舍办起了小公司，更有同学劝他说“数清楚曹雪芹有几根头发有什么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最要紧的就是把知识变成生产力”。无疑，市场经济这条诱人的利益链条，衍生出一套价值系统，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动声色地解构人们对文化和知识的信仰，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
　　聂致远还面临着生活方方面面的挑战，有来自家庭的、社会的、制度的和自身的。《活着之上》之所以有很大的可读性，或许就在于主人公聂致远的设置合情合理又贴近小人物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他并不是只闻圣贤、不食烟火的知识分子，他同时又是面临着养家糊口的一个现实中的普通男人，他有着对理想世界的追寻和守望，也有小人物切实的落寞和迷惘。
　　二、艺术和格局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感觉上犹如一股连绵不断暗涌的波涛扑面而来，少了一份让人喘息的空间。情节的设定几乎走向了单一往复的循环，面对一次次丰厚报酬的诱惑，聂致远断然拒绝，拒绝之后又陷入全面经济危机，面临家庭困顿的压力。对高校腐败和社会潜规则的问题，作者一件接连一件的丝丝入扣的叙述，难免会陷入材料堆积的嫌疑。这就好比一幅中国式精工山水画，中国艺术讲究“真水无香”的天心自然，即使是经过人工细细雕琢，也要尽力除去人为的痕迹，而《活着之上》正是缺少“妙手偶得之”的美感。写文章和作画一样，同样需要“留白”，掌握好主题、画作在白纸中的适当比例非常重要，好的文学作品，会给读者留有想象和参与的空间，而一个不成熟的作家，常常会迫不及待地把东西填满，不懂得退让和放弃。《活着之上》这部作品匠心显露无遗，缺少自然的衔接和适当的“留白”。如果从作者极力要突出的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的窘境以及揭示高校体制运行的种种劣行来看，这部小说无疑是成功的，现实主义题材，作者向我们呈现的一个个情节和画面的确是再现实不过了，然而，小说既然是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活着之上》显然缺乏这种艺术的美感。作者阎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自己的写作时说：“我的写作原则是现实主义，这对我来说意味着零距离地贴近生活。”所谓零距离，只适合放在选材贴近生活的层面上来说，如果作品贴得太近，只是对现实世界镜子式的原型映射，缺乏适当的艺术加工和提炼，那么这种“零距离”并不是一件值得褒奖的事情。
　　宋徽宗赵佶和南唐后主李煜皆为亡国之君，所作之词大多感叹自身命运的悲苦，但后世对两者的词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普遍认为李后主的词更胜一筹，何故也？从感情上看，两者的词大多是绝命之词，感叹自己命运之悲之无常，情真意切，然而宋徽宗赵佶却只停留在呜咽和哀号的层面，似乎要将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倾倒个彻彻底底才罢休，而李煜的《虞美人》等词作的境界就全然不同了。正如王国维所言，此人的词到达了释迦、基督的高度，他的词中关注的不再是个人的疾苦，而是天下苍生所有的苦楚，他写“己”即是写“世”，写“世”源于写“己”，最后这句大气磅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承载了芸芸众生之无奈的、超越了时间、地域，种族的普世悲情。这便涉及我们对《活着之上》的另一个观感，那就是格局小的问题。知识分子的题材，代不绝书，相比优秀的作品，譬如鲁迅的《在酒楼上》《祝福》《故乡》《伤逝》，钱锺书的《围城》，这就相当于把宋徽宗的《燕山亭》和李煜的《虞美人》放在一个天平上去看，孰重孰轻，一目了然，一个是反复咀嚼自身的悲欢，以这份悲欢为全世界；一個是能够跳出现世的悲欢，承担起存在的价值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