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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前有过一段“不清白”的历史，因此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的祖辈由于勤苦劳作，勤俭持家，家境尚可，因此家庭成分被定为“上中农”。由于这两座大山的重压，我的童年、青少年时代就变得灰暗而凄冷。
选戏苗
小时候的我，很喜欢跳舞唱歌，学校里排练文娱节目总少不了我。
记得刚入小学的那年冬天，學校排练舞剧《白毛女》中的《北风那个吹》。老师选我独舞，另外几个小朋友伴舞。老师教我们用脚尖走舞步，我竟然没学几遍就会了。现在想来，老师真是胆大，我也真是勇敢——穿着布鞋脚尖着地，不怕把脚扭伤或身体摔伤？
这个节目，由于老师的大胆尝试和我们的精彩表演而一举获胜，在公社比赛中顺利夺冠，并代表全公社几十个学校到县里参赛。演出结束后，老师兴奋地对我们说：“你们今天的表演很出彩，待会儿县剧团的领导要来看望你们呢！”对于才七八岁的孩子来讲，我们并不懂得领导看望的意思，但老师激动的神情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很成功，甚至有点了不起。
一会儿，有几位叔叔阿姨来到了我们中间。他们先是和各个学校的带队老师一一握手，然后一位叔叔对着我们不知说些什么。舞台上的孩子们像麻雀似地叽叽喳喳完全盖过了他一人的声音。
领导走后，老师们开始点名，召集本校的孩子集中。我们喜滋滋地准备回家，可老师却说，暂时不回家还有任务。
“还要再演吗？”我们又来了劲。
“不是，是县剧团要招小演员，打算从今天参演的小朋友中间选拔，你们想不想啊？”
“想！”小朋友们异口同声。那时候，男女老少都被样板戏浸润着，谁都会哼唱。李铁梅、小常宝的形象深深扎根在我们心中，那又粗又长的大辫子一甩一甩，多么神气！平时我们一些小不点经常在一起学着表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剧目中的人物呢！能有机会做演员，那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梦想！
在激动与兴奋中，我们被老师带到了一座房子前。小朋友们都乖乖地排好了队伍，站直了身子，安静地等待幸运降临。
望着在我们前面的小朋友，他们很快地进去又很快地出来。我的心里禁不住不停地想着：不知招多少个小演员，现在看中了几个，我有没有好运气？
终于轮到我们一组了，老师把我们送到一个房间门口，叮嘱说：“要大方，里面的老师问什么你们就答什么，让你们做什么就表演什么，千万别紧张……”
哪能不紧张呢？我的心里怦怦直跳，看看其他小朋友，她们的小脸都涨得通红，看样子比我还紧张。
这是一个宽敞的教室，只有前面3套桌椅和坐在椅子上的3位叔叔、阿姨。“来，小朋友们，走近些。”坐在中间的叔叔目光落在我身上，“你就是刚才《白毛女》中领舞的小朋友吧？”
“是的。”我怯生生地回答。
“你把刚才的节目再表演一遍。”他又朝着我的4位同伴说，“你们就不需要了。”
两边的阿姨随即哼起了《白毛女》音乐。
熟悉的旋律，亲切的目光，让我一下子消除了紧张，自由而舒展地舞了起来。
“不错，不错。”叔叔阿姨都朝我跷起了大拇指。
“你会唱京戏吗？”
“会。”我很自信地回答。
“那就唱一段给叔叔、阿姨听听。”
在叔叔、阿姨期待的目光中，我唱了一段《红灯记》中“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好！”叔叔、阿姨又一次夸奖着。
叔叔问：“小朋友，你喜欢演戏吗？”
“喜欢！”我大声回答。
“我们选上你了。”他又朝着两位阿姨说，“这孩子，很有表演天赋，而且很大方，给她做登记吧。”
一位阿姨打开一本红色封面的本子，记下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接着又问：“小朋友，你知道你家的成分吗？”
我一愣，怎么做演员还要看家里的成分？不能说！我幼小的心里很清楚，我家是上中农，是属于不好的一种，要是给他们知道了，我就做不成演员了。于是，我故作思考状：“我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过几天我们会去你们学校了解，还会和你父母见面。对了，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父母？又是一个沉重打击！母亲做老师，还算光彩。可父亲——想起了父亲常常被拉去游街，胸口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我怎能告诉他们？
见我一副紧张的样子，阿姨笑着说：“成分就不要想了，先告诉阿姨你父母的情况吧。”
看来是躲不过了，我柔弱的心一下子勇敢起来，大着胆子说：“我妈做老师，就在我读书的学校。我爸是反革命，在村上种地。可是，我爸不是坏人，他是好人！”
那一刻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眼里噙满了泪花，但我感觉到我的神情一定很刚毅。因为我坚信我爸是好人！做不做演员随便吧。
真是一语惊满座。面前3人的表情顷刻发生了变化，慈祥和善的面容换成了惊讶与愕然。随即，右边的一位阿姨匆匆走了出去，一会又回到了教室。她朝那位叔叔嘀咕了几句，然后叔叔便朝我挥挥手说：“小朋友，让老师带你回去吧，还有你们。”他的眼里仿佛飘过些许惋惜和同情。
走出教室，老师一下把我搂进怀里：“你干吗说父亲是反革命，只要说父亲种地好了。”
但我好像比老师看得透：“我今天不说，过几天他们来调查还是要知道的……”
回到学校，我母亲立即就知道了这件事。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孩子，做演员太辛苦，他们不收你，我和你爸还不舍得呢！”
“我也不舍得离开你们呢！”我依偎在母亲的胸前，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
从此，我就断了做演员的念头。不过，整个读书时代，我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就是后来当了教师，我编排的文艺节目也多次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
音乐课上
读三年级时的一堂音乐课上，老师教唱《贫农下中农一条心》。 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歌名后，我一下子耷拉了脑袋。再往下看歌词，我更是蔫了——“……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团结那中农在一起……”
开始教唱了，老师边弹风琴边领唱，同学们都放开嗓子大声跟着唱。我却趴在桌上没一点动静，同桌发现了——
“你怎么不唱啊？”
“我不想唱。”
“你怎么了，平时不是喜欢唱歌的吗？”
“你别管我，你快唱吧。”
我倆的窃窃私语被老师发现了，他用眼神暗示了我们一下。
可同桌似乎没有发现，依然刨根究底——
“哎，你怎么回事，想心事啊？”
老师生气了，他停下教学，向我们走来。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唱歌，一个劲地在交头接耳？”他用严厉的目光对着我的同桌。在老师眼里，我一向是个好孩子，违反纪律的事情肯定不会是我引起的。
“我……她……我想问她一个问题。”同桌不想出卖我。
“想问什么，等下了课来不及吗？”老师很严厉地呵斥道。
我不想让同桌难堪，毅然站了起来：“老师，不能怪他。”
“不怪他，难道是你先讲话吗？”老师疑惑地看着我。
“我没唱歌，引起了他的疑问。”我只好说出了真相。
“为什么不唱？”老师似乎发现了我的异样。
“我没资格唱。”我很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老师惊讶地朝我更近了一步，一些同学也聚到了我身边。
那一刻，我感觉教室里几十双眼睛都似锥子一样刺向我。平时像小绵羊一样温顺的我，一下子被激起了勇气，我朝着他们大声说道：“我没资格唱，因为我出生在上中农家庭！”
教室里顿时寂静下来，同学们都归到了座位上。
老师走到讲台前，轻轻地说：“同学们，我们唱歌的时候不分家庭成分，只要上课守纪律，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教室里重又响起了“贫农下中农一条心”的歌声，但明显没有了刚才的高亢嘹亮。我悄然望去，教室里多了三颗耷拉的脑袋。
几十年来，好多老歌我都会哼唱，虽记不清歌词，但旋律都是耳熟能详，可这首歌我一点没有记忆，唯独记得的就是两句歌词：“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团结那中农在一起”——因为自己觉得没资格学唱，所以就一直没有留心去听，因为没留心听，所以就没有这首歌的记忆。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这首歌不知还有无踪影？于是我上网搜索，竟然很容易就找到了。同时，网上还出现了一段视频：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滋有味地用二胡拉着这首老歌，那陶醉的模样，仿佛在告诉世人：经典老歌，不能忘记，呵呵！
顺便下载这首歌的歌词，算是留作纪念吧——
“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共产党领导我们向前进呀，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干革命就要干到底，立场坚定骨头硬。永远不忘阶级恨呀，跟着党走不变心。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共产党领导我们向前进呀，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团结那中农在一起，工农联盟亲又亲。三面红旗高高举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入 团
转眼，进入高二了。眼看着我身边的好同学一个个相继入团，我心里不免有些焦虑和不平衡。毕竟当红卫兵事小，当团员可是走上社会的资本啊（那时初、高中都只读两年）。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班里的一个团干部。她是我的好朋友，曾经几次介绍我入团，每次落空她都为我抱不平。这次，她愤愤地说：“你放心，在你毕业之前，我一定帮你进入团组织。”
可是，第二天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就把我刚燃起的希望给浇灭了。她说：“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入团的条件你也很清楚，在目前的形势下，你还是没有希望，请你理解。不过，你也别灰心，也许不久的将来你就够资格了。”
老师的话，让我心灵很受打击，而帮我说情的团干部的沮丧更让我愧疚。因为据说，她为了帮我说情，遭到了一些团员和老师的批评，说她立场不坚定，帮反革命的女儿说话，应该反省和检讨。
于是，我只好告诫自己断了非分之想，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普通学生。但我的心里却又时常冒出奢望，希望哪天形势大变，政策开恩，让我和其他同学享有公平的待遇，实现正常的愿望。
终于盼到了那一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政策，一场拨乱反正的运动拉开了序幕。
难忘那年腊月二十六，这一天，戴在我父亲头上26年之久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终于被摘掉（1986年10月，落实政策办理退休手续，成了一名退休教师）。
当接到这一喜讯，我们一家6口喜极而泣。父亲对我们姐妹说：“孩子们，因为我的原因，耽误了你们很多光阴和美好前途，虽然你们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但我的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们……从今往后，你们可以挺直腰杆做人，大大方方做事，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
（注明：因为父亲的原因，我大姐找对象不很顺畅。不是夸口，我大姐是地方上出了名的美女，可因为家庭出身，很多好小伙只能内心爱慕却不敢示爱。我姐夫与我大姐相爱，也是付出了丢弃政治前途的代价。我二姐更是不幸，小学毕业那年，正是搞阶级斗争疯狂的年代，学习优秀的她，竟然连上初中的权利都没有。比起二姐、大姐，我已经算是幸运。虽然当不了红卫兵，入不了团组织，但我读书的权利还能保障，而且年年都能评上三好学生。）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说：“今天应该是个难忘的日子，让我们永远记住它……”
父亲又说：“今天我摘了帽子，从此我们一家都可以过上正常人的日子了。明春把老大的喜事热热闹闹地办了。老二在婆家那边的户口也要抓紧落实好（二姐已经出嫁，正在想办法争取户口的迁移）。老三要积极求上进，争取在毕业前加入团组织。老四赶上了好时候，一定得好好培养……”
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对入团失去了兴趣。当着一家人的面，我竟脱口而出：“爸，我不稀罕！”
“啊，你这孩子这是什么想法？青春年少要积极求上进，以前是政策不允许，现在机会开绿灯，你怎么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呢？”父亲显然有些生气了。
母亲马上打圆场：“孩子是说气话呢？这么多年受了一些挫折，她是在赌气呢！”
我不想让父母伤心，连忙顺着说：“今晚我就写申请，争取明年春天家里有一颗红色的种子。”
不出所料，1979年春光烂漫的时节，我当上了团员。当戴上团徽的那一刻，我好像没有一丝的激动与兴奋，心底涌出的是很多的酸楚与苦涩。
选戏苗
小时候的我，很喜欢跳舞唱歌，学校里排练文娱节目总少不了我。
记得刚入小学的那年冬天，學校排练舞剧《白毛女》中的《北风那个吹》。老师选我独舞，另外几个小朋友伴舞。老师教我们用脚尖走舞步，我竟然没学几遍就会了。现在想来，老师真是胆大，我也真是勇敢——穿着布鞋脚尖着地，不怕把脚扭伤或身体摔伤？
这个节目，由于老师的大胆尝试和我们的精彩表演而一举获胜，在公社比赛中顺利夺冠，并代表全公社几十个学校到县里参赛。演出结束后，老师兴奋地对我们说：“你们今天的表演很出彩，待会儿县剧团的领导要来看望你们呢！”对于才七八岁的孩子来讲，我们并不懂得领导看望的意思，但老师激动的神情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很成功，甚至有点了不起。
一会儿，有几位叔叔阿姨来到了我们中间。他们先是和各个学校的带队老师一一握手，然后一位叔叔对着我们不知说些什么。舞台上的孩子们像麻雀似地叽叽喳喳完全盖过了他一人的声音。
领导走后，老师们开始点名，召集本校的孩子集中。我们喜滋滋地准备回家，可老师却说，暂时不回家还有任务。
“还要再演吗？”我们又来了劲。
“不是，是县剧团要招小演员，打算从今天参演的小朋友中间选拔，你们想不想啊？”
“想！”小朋友们异口同声。那时候，男女老少都被样板戏浸润着，谁都会哼唱。李铁梅、小常宝的形象深深扎根在我们心中，那又粗又长的大辫子一甩一甩，多么神气！平时我们一些小不点经常在一起学着表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剧目中的人物呢！能有机会做演员，那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梦想！
在激动与兴奋中，我们被老师带到了一座房子前。小朋友们都乖乖地排好了队伍，站直了身子，安静地等待幸运降临。
望着在我们前面的小朋友，他们很快地进去又很快地出来。我的心里禁不住不停地想着：不知招多少个小演员，现在看中了几个，我有没有好运气？
终于轮到我们一组了，老师把我们送到一个房间门口，叮嘱说：“要大方，里面的老师问什么你们就答什么，让你们做什么就表演什么，千万别紧张……”
哪能不紧张呢？我的心里怦怦直跳，看看其他小朋友，她们的小脸都涨得通红，看样子比我还紧张。
这是一个宽敞的教室，只有前面3套桌椅和坐在椅子上的3位叔叔、阿姨。“来，小朋友们，走近些。”坐在中间的叔叔目光落在我身上，“你就是刚才《白毛女》中领舞的小朋友吧？”
“是的。”我怯生生地回答。
“你把刚才的节目再表演一遍。”他又朝着我的4位同伴说，“你们就不需要了。”
两边的阿姨随即哼起了《白毛女》音乐。
熟悉的旋律，亲切的目光，让我一下子消除了紧张，自由而舒展地舞了起来。
“不错，不错。”叔叔阿姨都朝我跷起了大拇指。
“你会唱京戏吗？”
“会。”我很自信地回答。
“那就唱一段给叔叔、阿姨听听。”
在叔叔、阿姨期待的目光中，我唱了一段《红灯记》中“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好！”叔叔、阿姨又一次夸奖着。
叔叔问：“小朋友，你喜欢演戏吗？”
“喜欢！”我大声回答。
“我们选上你了。”他又朝着两位阿姨说，“这孩子，很有表演天赋，而且很大方，给她做登记吧。”
一位阿姨打开一本红色封面的本子，记下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接着又问：“小朋友，你知道你家的成分吗？”
我一愣，怎么做演员还要看家里的成分？不能说！我幼小的心里很清楚，我家是上中农，是属于不好的一种，要是给他们知道了，我就做不成演员了。于是，我故作思考状：“我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过几天我们会去你们学校了解，还会和你父母见面。对了，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父母？又是一个沉重打击！母亲做老师，还算光彩。可父亲——想起了父亲常常被拉去游街，胸口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我怎能告诉他们？
见我一副紧张的样子，阿姨笑着说：“成分就不要想了，先告诉阿姨你父母的情况吧。”
看来是躲不过了，我柔弱的心一下子勇敢起来，大着胆子说：“我妈做老师，就在我读书的学校。我爸是反革命，在村上种地。可是，我爸不是坏人，他是好人！”
那一刻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眼里噙满了泪花，但我感觉到我的神情一定很刚毅。因为我坚信我爸是好人！做不做演员随便吧。
真是一语惊满座。面前3人的表情顷刻发生了变化，慈祥和善的面容换成了惊讶与愕然。随即，右边的一位阿姨匆匆走了出去，一会又回到了教室。她朝那位叔叔嘀咕了几句，然后叔叔便朝我挥挥手说：“小朋友，让老师带你回去吧，还有你们。”他的眼里仿佛飘过些许惋惜和同情。
走出教室，老师一下把我搂进怀里：“你干吗说父亲是反革命，只要说父亲种地好了。”
但我好像比老师看得透：“我今天不说，过几天他们来调查还是要知道的……”
回到学校，我母亲立即就知道了这件事。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孩子，做演员太辛苦，他们不收你，我和你爸还不舍得呢！”
“我也不舍得离开你们呢！”我依偎在母亲的胸前，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
从此，我就断了做演员的念头。不过，整个读书时代，我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就是后来当了教师，我编排的文艺节目也多次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
音乐课上
读三年级时的一堂音乐课上，老师教唱《贫农下中农一条心》。 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歌名后，我一下子耷拉了脑袋。再往下看歌词，我更是蔫了——“……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团结那中农在一起……”
开始教唱了，老师边弹风琴边领唱，同学们都放开嗓子大声跟着唱。我却趴在桌上没一点动静，同桌发现了——
“你怎么不唱啊？”
“我不想唱。”
“你怎么了，平时不是喜欢唱歌的吗？”
“你别管我，你快唱吧。”
我倆的窃窃私语被老师发现了，他用眼神暗示了我们一下。
可同桌似乎没有发现，依然刨根究底——
“哎，你怎么回事，想心事啊？”
老师生气了，他停下教学，向我们走来。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唱歌，一个劲地在交头接耳？”他用严厉的目光对着我的同桌。在老师眼里，我一向是个好孩子，违反纪律的事情肯定不会是我引起的。
“我……她……我想问她一个问题。”同桌不想出卖我。
“想问什么，等下了课来不及吗？”老师很严厉地呵斥道。
我不想让同桌难堪，毅然站了起来：“老师，不能怪他。”
“不怪他，难道是你先讲话吗？”老师疑惑地看着我。
“我没唱歌，引起了他的疑问。”我只好说出了真相。
“为什么不唱？”老师似乎发现了我的异样。
“我没资格唱。”我很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老师惊讶地朝我更近了一步，一些同学也聚到了我身边。
那一刻，我感觉教室里几十双眼睛都似锥子一样刺向我。平时像小绵羊一样温顺的我，一下子被激起了勇气，我朝着他们大声说道：“我没资格唱，因为我出生在上中农家庭！”
教室里顿时寂静下来，同学们都归到了座位上。
老师走到讲台前，轻轻地说：“同学们，我们唱歌的时候不分家庭成分，只要上课守纪律，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教室里重又响起了“贫农下中农一条心”的歌声，但明显没有了刚才的高亢嘹亮。我悄然望去，教室里多了三颗耷拉的脑袋。
几十年来，好多老歌我都会哼唱，虽记不清歌词，但旋律都是耳熟能详，可这首歌我一点没有记忆，唯独记得的就是两句歌词：“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团结那中农在一起”——因为自己觉得没资格学唱，所以就一直没有留心去听，因为没留心听，所以就没有这首歌的记忆。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这首歌不知还有无踪影？于是我上网搜索，竟然很容易就找到了。同时，网上还出现了一段视频：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滋有味地用二胡拉着这首老歌，那陶醉的模样，仿佛在告诉世人：经典老歌，不能忘记，呵呵！
顺便下载这首歌的歌词，算是留作纪念吧——
“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共产党领导我们向前进呀，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干革命就要干到底，立场坚定骨头硬。永远不忘阶级恨呀，跟着党走不变心。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共产党领导我们向前进呀，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团结那中农在一起，工农联盟亲又亲。三面红旗高高举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入 团
转眼，进入高二了。眼看着我身边的好同学一个个相继入团，我心里不免有些焦虑和不平衡。毕竟当红卫兵事小，当团员可是走上社会的资本啊（那时初、高中都只读两年）。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班里的一个团干部。她是我的好朋友，曾经几次介绍我入团，每次落空她都为我抱不平。这次，她愤愤地说：“你放心，在你毕业之前，我一定帮你进入团组织。”
可是，第二天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就把我刚燃起的希望给浇灭了。她说：“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入团的条件你也很清楚，在目前的形势下，你还是没有希望，请你理解。不过，你也别灰心，也许不久的将来你就够资格了。”
老师的话，让我心灵很受打击，而帮我说情的团干部的沮丧更让我愧疚。因为据说，她为了帮我说情，遭到了一些团员和老师的批评，说她立场不坚定，帮反革命的女儿说话，应该反省和检讨。
于是，我只好告诫自己断了非分之想，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普通学生。但我的心里却又时常冒出奢望，希望哪天形势大变，政策开恩，让我和其他同学享有公平的待遇，实现正常的愿望。
终于盼到了那一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政策，一场拨乱反正的运动拉开了序幕。
难忘那年腊月二十六，这一天，戴在我父亲头上26年之久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终于被摘掉（1986年10月，落实政策办理退休手续，成了一名退休教师）。
当接到这一喜讯，我们一家6口喜极而泣。父亲对我们姐妹说：“孩子们，因为我的原因，耽误了你们很多光阴和美好前途，虽然你们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但我的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们……从今往后，你们可以挺直腰杆做人，大大方方做事，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
（注明：因为父亲的原因，我大姐找对象不很顺畅。不是夸口，我大姐是地方上出了名的美女，可因为家庭出身，很多好小伙只能内心爱慕却不敢示爱。我姐夫与我大姐相爱，也是付出了丢弃政治前途的代价。我二姐更是不幸，小学毕业那年，正是搞阶级斗争疯狂的年代，学习优秀的她，竟然连上初中的权利都没有。比起二姐、大姐，我已经算是幸运。虽然当不了红卫兵，入不了团组织，但我读书的权利还能保障，而且年年都能评上三好学生。）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说：“今天应该是个难忘的日子，让我们永远记住它……”
父亲又说：“今天我摘了帽子，从此我们一家都可以过上正常人的日子了。明春把老大的喜事热热闹闹地办了。老二在婆家那边的户口也要抓紧落实好（二姐已经出嫁，正在想办法争取户口的迁移）。老三要积极求上进，争取在毕业前加入团组织。老四赶上了好时候，一定得好好培养……”
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对入团失去了兴趣。当着一家人的面，我竟脱口而出：“爸，我不稀罕！”
“啊，你这孩子这是什么想法？青春年少要积极求上进，以前是政策不允许，现在机会开绿灯，你怎么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呢？”父亲显然有些生气了。
母亲马上打圆场：“孩子是说气话呢？这么多年受了一些挫折，她是在赌气呢！”
我不想让父母伤心，连忙顺着说：“今晚我就写申请，争取明年春天家里有一颗红色的种子。”
不出所料，1979年春光烂漫的时节，我当上了团员。当戴上团徽的那一刻，我好像没有一丝的激动与兴奋，心底涌出的是很多的酸楚与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