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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份作业，我有些愕然。
这是这个班的学生第一次做我布置的英语新闻评论课作业：就任何一个话题，用英文写一封读者来信。这位学生就美国在东亚驻军的问题写信给《中国日报》编辑，对他们刚刚刊登的一篇评论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我应邀在三所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班开过英语新闻评论课。我上这门课，侧重于英语新闻评论的基础知识和写作方法，同时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培养批判精神。
但是这份作业批判精神的指向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批评《中国日报》那篇反对美国在东亚驻军的评论是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周边尤其是东亚的一些小国提供军事保护，“可能有助于这个地区的稳定”，“防止它们过度军事化”。他说，中国的迅速崛起让其邻国“感到紧张惊慌”是“很正常的”，而美国将这些国家置于它的保护伞之下，就会让日本这样的国家坚守其和平宪法，让菲律宾、韩国这样的国家“更有安全感”，也会防止中国对这些国家有时“武断”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这样大家都可以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中国也不会“为所欲为”，与邻国“刀兵相见”。这终归“也对中国人民有利”。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明明是地区种种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的根源，也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怎么会有了“积极的一面”而终归“也对中国人民有利”呢？这样的观点我完全不能认可。
不过我还是按捺住了直接批驳学生观点的冲动。我只是客座教授，上课来下课走，除了上课和批改作业，与学生的交流非常少，因此对这些90后青年学子的思维方式十分生疏。如果这是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不惮直言不讳地同他争论，并且质问他有没有国家意识。然而这只是一份学生作业，学生们提出这种观点，可能是批评美国霸权和在东亚军事存在的传统论点和阐述方法未能打动他们，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可能是年轻人故意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来宣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当然也有他们对国际政治的了解不够深刻全面的原因。当时日本首相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也没有浮出水面，一些年轻人在对我们中国自己的官方立场保持怀疑和距离的同时，总是很相信外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报道和政府声明。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批评这位同学的观点“政治不正确”，并不是妥当的做法，因为这不是说服而是压服，而压服的结果往往是越压越不服。
我让学生们先相互评改他们的作业。阅评这份作业的学生认为其观点新颖明确，持非常肯定的态度。显然，认同这种观点的学生不是个别的。于是我决定在下次课上抽出一点时间，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先私下征求这位学生的意见，问他是否同意把他的观点拿到课上来讨论。他说没有问题。同时他也表示，他在作业中提出的只是他一方面的观点，他其实也有看到美国在东亚驻军不好的一面，比如加深了地区的分裂和不信任感，造成了安全困境并引起了军备竞赛。他也承认他提出的美国的军事存在防止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化的观点也很不靠谱。这表明这位学生在作业中提出的看法也未必就是他的一定之见。但是他和一些学生潜意识中还是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一些国家是有保护作用的，以及对地区的安全稳定是有促进作用的这种看法。
课堂讨论时，我提出三个问题让学生们发表意见：美国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军事存在，对地区的稳定是一种积极因素吗？中国的迅速崛起对邻国构成了威胁吗？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武断”而“咄咄逼人”的吗？
在学生们谈了他们的看法之后，我着重和他们讨论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问题。我首先请他们想一想，美国是否允许在它的周边地区有任何军事存在？虽然它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土耳其和意大利部署了射程可达莫斯科的导弹，但苏联1962年10月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后，发生了什么？
其次，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是否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让他们看看美国人自己是怎样说的。我给他们看了美国冷战著名智囊人物之一乔治·凯南在1948年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的两段话。凯南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处长。他在1974年解密的这份备忘录中说：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这个差距在我们和亚洲人之间尤为巨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难免会成为嫉妒和怨恨的目标。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关系模式，使我们得以保持这种差距而又不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下一个时期，我们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将主要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我们应当仔细研究，看看太平洋和远东世界哪些部分对我们的安全绝对至关重要，我们就应当让我们的政策集中在确保这些地区由我们可以控制或者依赖的人掌握。……日本和菲律宾将是这样一个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如果我们能设法做到有效地掌控这些地区，在我们这个时代，远东就不会有对我们安全的严重威胁。”
显然，美国的太平洋安全体系，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所制定的，其目标就是要保持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而又不危害其国家安全。我让学生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字提到为了亚洲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吗？没有。他们关心的只是“我们的——也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允许有“对我们安全的严重威胁”，所谓的军事保护对象，也是“对我们的安全绝对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控制或者依赖的”那些人或国家。
除了摆出凯南的这两段话，指出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是美国的安全，我没有再去多讲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只是和学生们开玩笑地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好像没有你们这样的国际主义情怀呢。我更没有直接去批评认为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有其积极因素的观点是国家意识淡薄的表现。我甚至始终没有要求学生一定要改变他们的想法，接受我的观点。
我事后也没有问过学生们在这次讨论之后是否有了新的看法。但是我看得出，凯南的那两段话他们此前闻所未闻，看到之后很有些吃惊。而这必然有助于他们了解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的实质，从而也会使他们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这件事，也使我对国际传播从业者的国家意识培养有了一点新的体会。
第一，对青年学生中有些看似“叛逆”的想法，不应该纵容，但也切忌简单地打棍子。因为不问青红皂白地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多半会使貌似叛逆变为真正叛逆。
第二，国家意识的培养方式要得法。我们一直在提倡爱国主义教育，想来这些学生也是自小就上过不少爱国主义教育课的。但是为什么到了研究生阶段，还有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认同的问题呢？诸多原因中，一个原因应当是他们在正规渠道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敌不过他们从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对他们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只能很感性地认为，这些正统教育大都是采取灌输的方式，虽然内容不错，但是手法过于单一，而且功利性的“我说你就得听”的宣教目的太明显，反而容易引起年轻人的逆反心理。这样的教育如果通过更加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学生在自然而然中主动地获取和接受，效果会更好。此外，这样的教育，更需要提高学生对与我们国家利益有害的各种思潮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使他们批判精神的指向不要错乱。这就需要在教育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让学生接触各种各样的观点，通过比较鉴别，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三，国家意识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也非哪一门课哪一个任课教师的功力所能达成，而应当是靠学校、社会所有与年轻一代有接触的人随时随地在方方面面做工作。如果社会舆论的主流对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的认同程度不高，甚至会有逆向思潮的负能量经常不断地影响学生，那么仅仅责怪学生和年轻人是无济于事的。而这种影响和削弱我们国家意识认同的逆向思潮和势力，也是方方面面无孔不入的。比如，很多西方媒体提到新中国的前30年，动辄就将之定性为中国“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时代，一笔就抹杀了西方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错误。而我们自己的很多媒体和学者，也毫无警觉地接受了并且重复着这样的说法。这样违背历史事实的自我否定，是非常有害的。
这是这个班的学生第一次做我布置的英语新闻评论课作业：就任何一个话题，用英文写一封读者来信。这位学生就美国在东亚驻军的问题写信给《中国日报》编辑，对他们刚刚刊登的一篇评论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我应邀在三所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班开过英语新闻评论课。我上这门课，侧重于英语新闻评论的基础知识和写作方法，同时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培养批判精神。
但是这份作业批判精神的指向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批评《中国日报》那篇反对美国在东亚驻军的评论是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周边尤其是东亚的一些小国提供军事保护，“可能有助于这个地区的稳定”，“防止它们过度军事化”。他说，中国的迅速崛起让其邻国“感到紧张惊慌”是“很正常的”，而美国将这些国家置于它的保护伞之下，就会让日本这样的国家坚守其和平宪法，让菲律宾、韩国这样的国家“更有安全感”，也会防止中国对这些国家有时“武断”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这样大家都可以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中国也不会“为所欲为”，与邻国“刀兵相见”。这终归“也对中国人民有利”。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明明是地区种种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的根源，也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怎么会有了“积极的一面”而终归“也对中国人民有利”呢？这样的观点我完全不能认可。
不过我还是按捺住了直接批驳学生观点的冲动。我只是客座教授，上课来下课走，除了上课和批改作业，与学生的交流非常少，因此对这些90后青年学子的思维方式十分生疏。如果这是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不惮直言不讳地同他争论，并且质问他有没有国家意识。然而这只是一份学生作业，学生们提出这种观点，可能是批评美国霸权和在东亚军事存在的传统论点和阐述方法未能打动他们，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可能是年轻人故意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来宣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当然也有他们对国际政治的了解不够深刻全面的原因。当时日本首相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也没有浮出水面，一些年轻人在对我们中国自己的官方立场保持怀疑和距离的同时，总是很相信外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报道和政府声明。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批评这位同学的观点“政治不正确”，并不是妥当的做法，因为这不是说服而是压服，而压服的结果往往是越压越不服。
我让学生们先相互评改他们的作业。阅评这份作业的学生认为其观点新颖明确，持非常肯定的态度。显然，认同这种观点的学生不是个别的。于是我决定在下次课上抽出一点时间，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先私下征求这位学生的意见，问他是否同意把他的观点拿到课上来讨论。他说没有问题。同时他也表示，他在作业中提出的只是他一方面的观点，他其实也有看到美国在东亚驻军不好的一面，比如加深了地区的分裂和不信任感，造成了安全困境并引起了军备竞赛。他也承认他提出的美国的军事存在防止中国周边国家军事化的观点也很不靠谱。这表明这位学生在作业中提出的看法也未必就是他的一定之见。但是他和一些学生潜意识中还是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一些国家是有保护作用的，以及对地区的安全稳定是有促进作用的这种看法。
课堂讨论时，我提出三个问题让学生们发表意见：美国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军事存在，对地区的稳定是一种积极因素吗？中国的迅速崛起对邻国构成了威胁吗？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武断”而“咄咄逼人”的吗？
在学生们谈了他们的看法之后，我着重和他们讨论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问题。我首先请他们想一想，美国是否允许在它的周边地区有任何军事存在？虽然它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土耳其和意大利部署了射程可达莫斯科的导弹，但苏联1962年10月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后，发生了什么？
其次，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是否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让他们看看美国人自己是怎样说的。我给他们看了美国冷战著名智囊人物之一乔治·凯南在1948年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的两段话。凯南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处长。他在1974年解密的这份备忘录中说：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这个差距在我们和亚洲人之间尤为巨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难免会成为嫉妒和怨恨的目标。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关系模式，使我们得以保持这种差距而又不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下一个时期，我们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将主要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我们应当仔细研究，看看太平洋和远东世界哪些部分对我们的安全绝对至关重要，我们就应当让我们的政策集中在确保这些地区由我们可以控制或者依赖的人掌握。……日本和菲律宾将是这样一个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如果我们能设法做到有效地掌控这些地区，在我们这个时代，远东就不会有对我们安全的严重威胁。”
显然，美国的太平洋安全体系，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所制定的，其目标就是要保持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而又不危害其国家安全。我让学生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字提到为了亚洲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吗？没有。他们关心的只是“我们的——也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允许有“对我们安全的严重威胁”，所谓的军事保护对象，也是“对我们的安全绝对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控制或者依赖的”那些人或国家。
除了摆出凯南的这两段话，指出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是美国的安全，我没有再去多讲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只是和学生们开玩笑地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好像没有你们这样的国际主义情怀呢。我更没有直接去批评认为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有其积极因素的观点是国家意识淡薄的表现。我甚至始终没有要求学生一定要改变他们的想法，接受我的观点。
我事后也没有问过学生们在这次讨论之后是否有了新的看法。但是我看得出，凯南的那两段话他们此前闻所未闻，看到之后很有些吃惊。而这必然有助于他们了解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的实质，从而也会使他们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这件事，也使我对国际传播从业者的国家意识培养有了一点新的体会。
第一，对青年学生中有些看似“叛逆”的想法，不应该纵容，但也切忌简单地打棍子。因为不问青红皂白地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多半会使貌似叛逆变为真正叛逆。
第二，国家意识的培养方式要得法。我们一直在提倡爱国主义教育，想来这些学生也是自小就上过不少爱国主义教育课的。但是为什么到了研究生阶段，还有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认同的问题呢？诸多原因中，一个原因应当是他们在正规渠道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敌不过他们从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对他们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只能很感性地认为，这些正统教育大都是采取灌输的方式，虽然内容不错，但是手法过于单一，而且功利性的“我说你就得听”的宣教目的太明显，反而容易引起年轻人的逆反心理。这样的教育如果通过更加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学生在自然而然中主动地获取和接受，效果会更好。此外，这样的教育，更需要提高学生对与我们国家利益有害的各种思潮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使他们批判精神的指向不要错乱。这就需要在教育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让学生接触各种各样的观点，通过比较鉴别，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三，国家意识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也非哪一门课哪一个任课教师的功力所能达成，而应当是靠学校、社会所有与年轻一代有接触的人随时随地在方方面面做工作。如果社会舆论的主流对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的认同程度不高，甚至会有逆向思潮的负能量经常不断地影响学生，那么仅仅责怪学生和年轻人是无济于事的。而这种影响和削弱我们国家意识认同的逆向思潮和势力，也是方方面面无孔不入的。比如，很多西方媒体提到新中国的前30年，动辄就将之定性为中国“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时代，一笔就抹杀了西方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错误。而我们自己的很多媒体和学者，也毫无警觉地接受了并且重复着这样的说法。这样违背历史事实的自我否定，是非常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