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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片梦想的热土。有很多外国学者,因为对中国的热爱、好奇和信心,选择来到中国,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那些或大或小的“中国梦”,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在追寻中。
贝淡宁:在中央党校讲课的外国人
前不久,加拿大比较政治哲学家贝淡宁荣获中国第四届“会林文化奖” 。而“会林文化奖”的设立,旨在表彰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外人士。贝淡宁也是第一个在中央党校作讲座的外国人。2016年,他在著作中提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一人一票更适合中国。
在中央党校办讲座
2005年秋天,贝淡宁第一次走进中央党校作讲座。在讲座上,贝淡宁谈了自己学习语言的技巧。邀请贝淡宁去作讲座的是一名党校学生,这位官员学生在他为北大开设的一门课上旁听。这名学生告诉贝淡宁,在他之前,还没有过外国人被邀请到中央党校作讲座的先例。为了使这个讲座成行,他们费了很大力气。
贝淡宁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因为娶了中国太太,开始学习中文,爱上中国文化。贝淡宁曾在香港大学哲学系任教8年。2004年,贝淡宁欣然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前往北京讲授政治理论。他想深入中国内地,进一步研究儒学。另外,作为政治学者,进入全中国最好的学校执教,对他也很有吸引力。在他看来,这所学校培养的都是未来的政治精英。
第二年,贝淡宁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在北大开课。而一名来自中央党校的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后,這名学生就邀请贝淡宁去中央党校作了讲座。
用中国人的方式“当官”
多年研究儒家文化,以及对中国文化、国情的研究和观察,贝淡宁先后写下《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东方遭遇西方》、《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等多部著作,并被翻译成中文及其他22种文字。贝淡宁坦言社群主义在西方的传统不如儒家中国。他喜欢中国人的政治关怀,认为“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中国模式符合儒家选人用人标准。
2017年,贝淡宁拥有了一个新角色,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外籍人士成为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院长,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对贝淡宁来说,山东大学之所以吸引他,除了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提供的这个行政岗位。他已有一套关于中国贤能政治的理论,而此时,他有机会去亲身体验这些理论。2017年1月,寒假开始之前,贝淡宁在山东大学办公了一个星期。他见了学校的主管领导,也见了学院的一部分老师,听取不同人的建议。这是十分中国化的上任方式。
贝淡宁如今已拥有中国的绿卡,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拥有中国的国籍。
戴伟:科普界的一股“洋流”
在人生的前30多年里,戴伟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在英国,先从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做博士后,然后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任教。如今,戴伟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习惯了周末加班的“中国式”生活,痴迷于中国的文化、烹饪和啤酒,还成为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和化学科普专家……
“不来中国才后悔”
1987年,戴伟第一次来到中国,从此对中国着了迷。此后8年,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一次。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让戴伟感到惊喜,他在这里看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1996年9月,戴伟正式成为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
做实验,带学生,搞产业化……戴伟乐在其中。“北京化工大学的一大特色是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相结合,而在英国往往只是基础研究,很少有搞产业化的机会。”目前,戴伟所在的实验室有一个项目就是帮助牛津大学把某项研究转化为产品供给一家知名企业,并已在山东建立了小规模生产线。
“如果没有我们,牛津就没法和这家企业合作。产业化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说完,戴伟补了一句:“不来中国才后悔”。
洋教授的魔法课堂
在所有工作中,戴伟最为乐此不疲的则是“科普”。2011年,他在一位英国慈善界朋友的邀请下去北京某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化学,自此便在科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戴伟结合中小学课堂和日常生活设计了一系列既长知识又安全有趣的实验,其中包括“化学红绿灯”“大象牙膏”“大炮反应”“阿拉丁神灯”等。这些实验不仅走进了中小学课堂,登上过高大上的科技节、科技馆,也去过超市等更接地气的场合。
据悉,自2011年至2016年,戴伟参加了由科技部、中国科协等主办的大型科普活动50余场,现场直接受益者10万余人。此外,他每年还要辗转于全国50多所高中进行科普。但即便再忙,戴伟也会挤时间去给北京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上课,并给那里的孩子送去免费的实验用品。
一般人总认为化学神秘莫测、复杂,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一门学问。戴伟从事化学科普,就是为了要消除大众对化学的这种不科学的认识。如今戴伟已年近花甲,他笑着说:“即便退休也想把科普一直做下去”。
安乐哲:来自加拿大的“儒学大家”
安乐哲头发花白、眼睛深蓝,一张圆脸血色红润。2017年11月30日晚,他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报告厅做了一场讲座。算上讲座之前的晚餐,这个加拿大人连着说了5个小时的中国话。身处几百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中间,安乐哲的说话方式与外貌一样特别,非常标准的普通话里,经常夹带着一串串来自中国先秦典籍的古文。
安乐哲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中国,人们更多地称安乐哲为“儒学家”。他曾翻译《道德经》《论语》《中庸》《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还独立或与人合作写了《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等著作。已经退休的他,目前还身兼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世界儒联副主席等职。2017年4月,他又有一本新作《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出了中文版。
赴香港中文大学留学之前,安乐哲是美国加州雷德兰斯大学的学生。他自小喜爱诗歌,向往着拥有传奇经历。然而在香港的最初两年,他所感受到的只有贫穷,还有与自己家乡全然不同的人际关系。1967年,香港发生排外动乱,外国人处境危险。这时,安乐哲的同学把他接到了自己家中,同学的父母为他提供了庇护。这件事令他感触良多,他觉得,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力所在。 五十一年的学术生涯,安乐哲都走在中西比较哲学的道路上。在安乐哲看来,中国哲学蕴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论,“中国人讲究‘和’,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
“中国文化的阐释者、传播者”,“孔子文化奖”对安乐哲这样评价。2016年安乐哲自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任上退休,另外三个头衔立马落到他头上。除了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他在中国的职务还包括美国智库博古睿研究院学者、山东“儒学大家”以及“翻译中国”项目担纲者。
“中国好人” 让·德·米里拜尔
在陕西西安南郊,有一块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纪念碑,碑的正中镌刻着 “耕耘友谊”四个大字,右上方镶嵌着一位法国老人的头像。他就是把后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法国文教专家——让·德·米里拜尔。
“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让”,是中国朋友和师生们送给让·德·米里拜尔最简洁的尊称。让出身于贵族之家,祖父是法国军队的缔造者之一,父亲是法国空军的飞行员,他的表姐曾任戴高乐将军的机要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士兵,让一度被俘又获释。二战结束后,他选择游历世界,而他最向往的国家就是神秘而伟大的中国。
1976年7月,57岁的让作为法国历史学者来到了古城西安,开始了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现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法语教学工作,直至2015年在这里去世。在中国期间,让每年回法国一两次,学校第一批录音机、电视机都是他从法国带来的。他还经常为法语系添置图书资料。“在大家还看样板戏的年代,他就把原版外语片带给我们。”原西安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沈友泰说。
让对需要幫助的人慷慨解囊,对自己却很“吝啬”。他的汉语教师陆栋说,让经常吃一两天前的剩饭剩菜,穿着也极简单。让拥有一个中国名字——米睿哲,而且还拥有一个“米睿哲中国爱心教育助学金”,用来资助山区的小学生。
让法国了解“中国人的非凡才能”
让对中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西安他结交了许多医生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然后以西方人的眼光,将中国传统医学写成了《简明中医学》《中国古代传染病》两部著作。许多人看过他的书后,被吸引来到中国参观访问和学习。
工作之余,让还经常跑到陕西师范大学查阅历史资料,历时6年完成了《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专著,在法国出版后引起学界轰动。
多年来,让先后介绍40多名师生出国学习,并资助了西安不少医生去法国留学。他把自己在巴黎的公寓免费提供给师生居住,还说服法国政府官员,给留学的医生们提供奖学金,大家都称他为“乐善好施的洋教授”。
2014年,让被中央文明办授予“中国好人”称号。
贝淡宁:在中央党校讲课的外国人
前不久,加拿大比较政治哲学家贝淡宁荣获中国第四届“会林文化奖” 。而“会林文化奖”的设立,旨在表彰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外人士。贝淡宁也是第一个在中央党校作讲座的外国人。2016年,他在著作中提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一人一票更适合中国。
在中央党校办讲座
2005年秋天,贝淡宁第一次走进中央党校作讲座。在讲座上,贝淡宁谈了自己学习语言的技巧。邀请贝淡宁去作讲座的是一名党校学生,这位官员学生在他为北大开设的一门课上旁听。这名学生告诉贝淡宁,在他之前,还没有过外国人被邀请到中央党校作讲座的先例。为了使这个讲座成行,他们费了很大力气。
贝淡宁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因为娶了中国太太,开始学习中文,爱上中国文化。贝淡宁曾在香港大学哲学系任教8年。2004年,贝淡宁欣然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前往北京讲授政治理论。他想深入中国内地,进一步研究儒学。另外,作为政治学者,进入全中国最好的学校执教,对他也很有吸引力。在他看来,这所学校培养的都是未来的政治精英。
第二年,贝淡宁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在北大开课。而一名来自中央党校的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后,這名学生就邀请贝淡宁去中央党校作了讲座。
用中国人的方式“当官”
多年研究儒家文化,以及对中国文化、国情的研究和观察,贝淡宁先后写下《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东方遭遇西方》、《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等多部著作,并被翻译成中文及其他22种文字。贝淡宁坦言社群主义在西方的传统不如儒家中国。他喜欢中国人的政治关怀,认为“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中国模式符合儒家选人用人标准。
2017年,贝淡宁拥有了一个新角色,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外籍人士成为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院长,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对贝淡宁来说,山东大学之所以吸引他,除了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提供的这个行政岗位。他已有一套关于中国贤能政治的理论,而此时,他有机会去亲身体验这些理论。2017年1月,寒假开始之前,贝淡宁在山东大学办公了一个星期。他见了学校的主管领导,也见了学院的一部分老师,听取不同人的建议。这是十分中国化的上任方式。
贝淡宁如今已拥有中国的绿卡,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拥有中国的国籍。
戴伟:科普界的一股“洋流”
在人生的前30多年里,戴伟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在英国,先从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做博士后,然后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任教。如今,戴伟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习惯了周末加班的“中国式”生活,痴迷于中国的文化、烹饪和啤酒,还成为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和化学科普专家……
“不来中国才后悔”
1987年,戴伟第一次来到中国,从此对中国着了迷。此后8年,他每年都要来中国一次。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让戴伟感到惊喜,他在这里看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1996年9月,戴伟正式成为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
做实验,带学生,搞产业化……戴伟乐在其中。“北京化工大学的一大特色是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相结合,而在英国往往只是基础研究,很少有搞产业化的机会。”目前,戴伟所在的实验室有一个项目就是帮助牛津大学把某项研究转化为产品供给一家知名企业,并已在山东建立了小规模生产线。
“如果没有我们,牛津就没法和这家企业合作。产业化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说完,戴伟补了一句:“不来中国才后悔”。
洋教授的魔法课堂
在所有工作中,戴伟最为乐此不疲的则是“科普”。2011年,他在一位英国慈善界朋友的邀请下去北京某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化学,自此便在科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戴伟结合中小学课堂和日常生活设计了一系列既长知识又安全有趣的实验,其中包括“化学红绿灯”“大象牙膏”“大炮反应”“阿拉丁神灯”等。这些实验不仅走进了中小学课堂,登上过高大上的科技节、科技馆,也去过超市等更接地气的场合。
据悉,自2011年至2016年,戴伟参加了由科技部、中国科协等主办的大型科普活动50余场,现场直接受益者10万余人。此外,他每年还要辗转于全国50多所高中进行科普。但即便再忙,戴伟也会挤时间去给北京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上课,并给那里的孩子送去免费的实验用品。
一般人总认为化学神秘莫测、复杂,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一门学问。戴伟从事化学科普,就是为了要消除大众对化学的这种不科学的认识。如今戴伟已年近花甲,他笑着说:“即便退休也想把科普一直做下去”。
安乐哲:来自加拿大的“儒学大家”
安乐哲头发花白、眼睛深蓝,一张圆脸血色红润。2017年11月30日晚,他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报告厅做了一场讲座。算上讲座之前的晚餐,这个加拿大人连着说了5个小时的中国话。身处几百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中间,安乐哲的说话方式与外貌一样特别,非常标准的普通话里,经常夹带着一串串来自中国先秦典籍的古文。
安乐哲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中国,人们更多地称安乐哲为“儒学家”。他曾翻译《道德经》《论语》《中庸》《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还独立或与人合作写了《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等著作。已经退休的他,目前还身兼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世界儒联副主席等职。2017年4月,他又有一本新作《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出了中文版。
赴香港中文大学留学之前,安乐哲是美国加州雷德兰斯大学的学生。他自小喜爱诗歌,向往着拥有传奇经历。然而在香港的最初两年,他所感受到的只有贫穷,还有与自己家乡全然不同的人际关系。1967年,香港发生排外动乱,外国人处境危险。这时,安乐哲的同学把他接到了自己家中,同学的父母为他提供了庇护。这件事令他感触良多,他觉得,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力所在。 五十一年的学术生涯,安乐哲都走在中西比较哲学的道路上。在安乐哲看来,中国哲学蕴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论,“中国人讲究‘和’,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
“中国文化的阐释者、传播者”,“孔子文化奖”对安乐哲这样评价。2016年安乐哲自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任上退休,另外三个头衔立马落到他头上。除了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他在中国的职务还包括美国智库博古睿研究院学者、山东“儒学大家”以及“翻译中国”项目担纲者。
“中国好人” 让·德·米里拜尔
在陕西西安南郊,有一块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纪念碑,碑的正中镌刻着 “耕耘友谊”四个大字,右上方镶嵌着一位法国老人的头像。他就是把后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法国文教专家——让·德·米里拜尔。
“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让”,是中国朋友和师生们送给让·德·米里拜尔最简洁的尊称。让出身于贵族之家,祖父是法国军队的缔造者之一,父亲是法国空军的飞行员,他的表姐曾任戴高乐将军的机要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士兵,让一度被俘又获释。二战结束后,他选择游历世界,而他最向往的国家就是神秘而伟大的中国。
1976年7月,57岁的让作为法国历史学者来到了古城西安,开始了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现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法语教学工作,直至2015年在这里去世。在中国期间,让每年回法国一两次,学校第一批录音机、电视机都是他从法国带来的。他还经常为法语系添置图书资料。“在大家还看样板戏的年代,他就把原版外语片带给我们。”原西安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沈友泰说。
让对需要幫助的人慷慨解囊,对自己却很“吝啬”。他的汉语教师陆栋说,让经常吃一两天前的剩饭剩菜,穿着也极简单。让拥有一个中国名字——米睿哲,而且还拥有一个“米睿哲中国爱心教育助学金”,用来资助山区的小学生。
让法国了解“中国人的非凡才能”
让对中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西安他结交了许多医生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然后以西方人的眼光,将中国传统医学写成了《简明中医学》《中国古代传染病》两部著作。许多人看过他的书后,被吸引来到中国参观访问和学习。
工作之余,让还经常跑到陕西师范大学查阅历史资料,历时6年完成了《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专著,在法国出版后引起学界轰动。
多年来,让先后介绍40多名师生出国学习,并资助了西安不少医生去法国留学。他把自己在巴黎的公寓免费提供给师生居住,还说服法国政府官员,给留学的医生们提供奖学金,大家都称他为“乐善好施的洋教授”。
2014年,让被中央文明办授予“中国好人”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