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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瑞闽
5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在国家机关工作30多年后退休，为国家默默无闻从事保密工作的公职人员。
工作经历与电视剧《潜伏》中翠萍类似的女子，北京就有一位。今年87岁的许瑞闽奶奶由于工作要求，一直为国家保守着她在职时期的重要讯息，子女们都不曾了解母亲的具体工作，哪怕是只言片语都不曾听闻。她内心留存着“不能说的秘密”，在退休后发挥余热为居民们分忧解难。她的奉献从未停止，也不该被遗忘。 主讲人：陈颐，许瑞闽女儿，《经济日报》记者，工作30多年，至今在一线从事报道工作。
向爱情致敬
许瑞闽说
我的先生陈启达是2011年去世的，11月6日是他的忌日，我们全家都很怀念他。我们在他的骨灰盒上刻上16个字“才华横溢、一生敬业、善良敦厚、一世平凡”，这16个字代表着他的一生。
我和老陈都是国家干部。我们是工作上的同事，生活中的伴侣。1959年，我们结婚了，把单位发给个人的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就成了婚床。五十四年过去了，我们搬了好几次家，甚至离开北京到山东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也带着这两张床，如今我还一直睡在这两张床上。当年结婚时留下的几个磕掉瓷的瓷盘和瓷碗被孩子们看成是破烂的东西，却是我们夫妻俩一辈子点滴生活的珍贵记录。
老陈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工作几乎从无假日。他白天工作，晚上加班。我深知他工作重要，在工作之余，毫无怨言地担负起全部家务。结婚五十多年来，我们从没吵过架，相濡以沫。老陈和我虽然都是大学毕业，但是在困难的六十年代，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仅一百多元。我们在生活上勤俭节约，就是靠着节省的钱，抚育一对儿女、赡养双方老母，还要资助乡下的姐姐和栽培弟弟上大学。
一生辛劳的老陈在1997年69岁时才离休，后又返聘6年。2003年全国爆发非典，他也暂停了返聘工作，从此赋闲在家。离开了多年热爱的工作岗位，老陈感到失去了人生价值，病魔也开始侵蚀他的身体。像许多七十多岁的老人一样，他患有帕金森综合症，最后转为老年痴呆。再后来，他的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每天需要有人给他喂三顿饭，从床上抱上抱下。面对这一切，全家人都毫无怨言。他终于在84岁那一年离开了我们。有人安慰我说，您这可解脱了。但我从没这样想过，我只是想，只要人在，就是安慰，就是幸福。
老陈的去世让我很难过，也总是感到寂寞和孤独，夜里没人在枕边喃语，清晨也没人闹我起床。我曾一度血压高到220，让孩子们感到紧张害怕。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工作和学习，我想我这棵大树不能倒下，我必须坚强。我开始走出家门，参加老干部组织的活动，上老年大学声乐班和文学欣赏班，参加耄耋之友合唱队，和老朋友们上台演出，每天坚持打太极拳和打竞技麻将。除此之外，我还继续担任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
今年我87岁了，愿为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希望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能让离去的亲人为我自豪和欣慰。
隐秘又真实的母亲
陈颐说
每天和妈妈在一起，朋友们都赞妈妈老当益壮，热心肠为大家服务。我说老妈的胃病治好了，牙齿也不疼了，但提出的要求很难办：吃便宜还要打折的自助餐，出门打车也要用打折便宜的APP。朋友问：“这还是保持了老革命的光荣传统呀。她的中国梦实现了吗？”我透露说，妈妈的中国梦已经起步，正在进行中，再过两个月就将要实现了。
我妈妈所说的中国梦很具体，就是在她住的五层楼的老式楼房里安装上电梯。我妈妈家住在一层，安装电梯其实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妈妈说，有了电梯，让那些腿脚不利索住在楼上的老人们愿意多出来玩一玩。“人不能只为自己想。”
我的妈妈是个混血儿，太姥姥是西班牙人。我的姥姥嫁到中国后，还保留着外国名字，妈妈说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叫“麻省”，一个在中国很少见的名字。
今年87岁的妈妈至今脑子很清楚，她说因为从小喜欢数学和发明创造，如果不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印第语，她也许能搞出许多专利发明。
由于国家公职人员的关系，我们这些孩子从未听父母讲过一丁点工作细节，这是该工作的纪律。妈妈退休前从未当过领导干部，反而在退休后从事老干部的领导工作。她说只有像她这样退休后不拿领导工资和奖金的领导干部才是真正廉洁为人民服务的。她想方设法为老干部们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以及郊游，经常问我哪里有新鲜有趣的地方，可以组织老干部们去看看。
人老了，身上就会有各种病。妈妈的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胃病使她经常要去医院做检查。她每次去医院，也总能有各种新闻讲给我听。有一位同志的老伴儿刚走，她不知如何去看病，她们就一起去医院，帮忙挂号、看医生、交钱、拿药，然后送上出租车，再向出租车师傅交代她的家庭住址，然后她再回去看自己的病。我妈妈长期去看一个骨折卧床的96岁的老人，每一次看到我妈妈去她家，她都拉着我妈妈的手不让她走。同志们看妈妈整天忙忙碌碌，给她起了一个“爱管闲事”的绰号。他们说，有困难就找许大姐。
妈妈说她很喜欢同志们给她的美称，并愿意帮同志们的忙。她对此感到很有成就感。“我是一个性格乐观的人，一生喜欢帮助别人。”
2011年，我父亲病逝，妈妈告别了相濡以沫、携手半世纪的老伴儿，又开始了另一种人生。从那时起，她便努力使自己快乐起来。尽管这种日子很难熬，但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活下去，也为了让家里的晚辈能够走出忧伤，她需要掩饰铭刻内心的思念。有一天她说：“如果我哪天死了，家就树倒猢狲散了。”我说她这个北大毕业生用词不当，她说，没有妈妈的家就不算家。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妈妈和爸爸的经历与其和国一道跌宕起伏，结局是平淡如水。他们的故事很难树碑立传，却正应了“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句人生真谛。
5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在国家机关工作30多年后退休，为国家默默无闻从事保密工作的公职人员。
工作经历与电视剧《潜伏》中翠萍类似的女子，北京就有一位。今年87岁的许瑞闽奶奶由于工作要求，一直为国家保守着她在职时期的重要讯息，子女们都不曾了解母亲的具体工作，哪怕是只言片语都不曾听闻。她内心留存着“不能说的秘密”，在退休后发挥余热为居民们分忧解难。她的奉献从未停止，也不该被遗忘。 主讲人：陈颐，许瑞闽女儿，《经济日报》记者，工作30多年，至今在一线从事报道工作。
向爱情致敬
许瑞闽说
我的先生陈启达是2011年去世的，11月6日是他的忌日，我们全家都很怀念他。我们在他的骨灰盒上刻上16个字“才华横溢、一生敬业、善良敦厚、一世平凡”，这16个字代表着他的一生。
我和老陈都是国家干部。我们是工作上的同事，生活中的伴侣。1959年，我们结婚了，把单位发给个人的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就成了婚床。五十四年过去了，我们搬了好几次家，甚至离开北京到山东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也带着这两张床，如今我还一直睡在这两张床上。当年结婚时留下的几个磕掉瓷的瓷盘和瓷碗被孩子们看成是破烂的东西，却是我们夫妻俩一辈子点滴生活的珍贵记录。
老陈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工作几乎从无假日。他白天工作，晚上加班。我深知他工作重要，在工作之余，毫无怨言地担负起全部家务。结婚五十多年来，我们从没吵过架，相濡以沫。老陈和我虽然都是大学毕业，但是在困难的六十年代，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仅一百多元。我们在生活上勤俭节约，就是靠着节省的钱，抚育一对儿女、赡养双方老母，还要资助乡下的姐姐和栽培弟弟上大学。
一生辛劳的老陈在1997年69岁时才离休，后又返聘6年。2003年全国爆发非典，他也暂停了返聘工作，从此赋闲在家。离开了多年热爱的工作岗位，老陈感到失去了人生价值，病魔也开始侵蚀他的身体。像许多七十多岁的老人一样，他患有帕金森综合症，最后转为老年痴呆。再后来，他的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每天需要有人给他喂三顿饭，从床上抱上抱下。面对这一切，全家人都毫无怨言。他终于在84岁那一年离开了我们。有人安慰我说，您这可解脱了。但我从没这样想过，我只是想，只要人在，就是安慰，就是幸福。
老陈的去世让我很难过，也总是感到寂寞和孤独，夜里没人在枕边喃语，清晨也没人闹我起床。我曾一度血压高到220，让孩子们感到紧张害怕。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工作和学习，我想我这棵大树不能倒下，我必须坚强。我开始走出家门，参加老干部组织的活动，上老年大学声乐班和文学欣赏班，参加耄耋之友合唱队，和老朋友们上台演出，每天坚持打太极拳和打竞技麻将。除此之外，我还继续担任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
今年我87岁了，愿为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希望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能让离去的亲人为我自豪和欣慰。
隐秘又真实的母亲
陈颐说
每天和妈妈在一起，朋友们都赞妈妈老当益壮，热心肠为大家服务。我说老妈的胃病治好了，牙齿也不疼了，但提出的要求很难办：吃便宜还要打折的自助餐，出门打车也要用打折便宜的APP。朋友问：“这还是保持了老革命的光荣传统呀。她的中国梦实现了吗？”我透露说，妈妈的中国梦已经起步，正在进行中，再过两个月就将要实现了。
我妈妈所说的中国梦很具体，就是在她住的五层楼的老式楼房里安装上电梯。我妈妈家住在一层，安装电梯其实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妈妈说，有了电梯，让那些腿脚不利索住在楼上的老人们愿意多出来玩一玩。“人不能只为自己想。”
我的妈妈是个混血儿，太姥姥是西班牙人。我的姥姥嫁到中国后，还保留着外国名字，妈妈说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叫“麻省”，一个在中国很少见的名字。
今年87岁的妈妈至今脑子很清楚，她说因为从小喜欢数学和发明创造，如果不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印第语，她也许能搞出许多专利发明。
由于国家公职人员的关系，我们这些孩子从未听父母讲过一丁点工作细节，这是该工作的纪律。妈妈退休前从未当过领导干部，反而在退休后从事老干部的领导工作。她说只有像她这样退休后不拿领导工资和奖金的领导干部才是真正廉洁为人民服务的。她想方设法为老干部们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以及郊游，经常问我哪里有新鲜有趣的地方，可以组织老干部们去看看。
人老了，身上就会有各种病。妈妈的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胃病使她经常要去医院做检查。她每次去医院，也总能有各种新闻讲给我听。有一位同志的老伴儿刚走，她不知如何去看病，她们就一起去医院，帮忙挂号、看医生、交钱、拿药，然后送上出租车，再向出租车师傅交代她的家庭住址，然后她再回去看自己的病。我妈妈长期去看一个骨折卧床的96岁的老人，每一次看到我妈妈去她家，她都拉着我妈妈的手不让她走。同志们看妈妈整天忙忙碌碌，给她起了一个“爱管闲事”的绰号。他们说，有困难就找许大姐。
妈妈说她很喜欢同志们给她的美称，并愿意帮同志们的忙。她对此感到很有成就感。“我是一个性格乐观的人，一生喜欢帮助别人。”
2011年，我父亲病逝，妈妈告别了相濡以沫、携手半世纪的老伴儿，又开始了另一种人生。从那时起，她便努力使自己快乐起来。尽管这种日子很难熬，但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活下去，也为了让家里的晚辈能够走出忧伤，她需要掩饰铭刻内心的思念。有一天她说：“如果我哪天死了，家就树倒猢狲散了。”我说她这个北大毕业生用词不当，她说，没有妈妈的家就不算家。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妈妈和爸爸的经历与其和国一道跌宕起伏，结局是平淡如水。他们的故事很难树碑立传，却正应了“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句人生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