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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仅仅官至七品，最后且落得摘去乌纱的革职处分。但他为中国书画史和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之笔。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书画史和文学史上，不能没有“扬州八怪”，不能没有郑板桥这个名字。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精神与人格魅力，在郑板桥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关键词：书画；文人画家；郑板桥；三绝；扬州八怪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5-0135-06
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大多不喜欢“铜臭味”。甚至“视金钱如粪土”。可是，现实的生活，毕竟不仅仅是田园牧歌，它是离不开衣食住行的。大多数文人还要衣冠楚楚，衣锦还乡。从古代的科举制到如今的高考。读书——文化——做官——金钱——成名，“路漫漫其修远兮”，它曾令多少中华儿女几度欢乐。几度忧愁?囊中羞涩，处境窘迫，身陷困境，它更令多少文人墨客尴尬?然而，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虽不时陷入困境，甚至贫困交加，但他们却仍然慷慨激昂地吟唱先哲孟老夫子的教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历代中国的文人画家，与其说不想出卖自己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不愿丢弃自己那一份对书画艺术的偏爱和执着追求。恰似“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秉承了中国历代文人、知识精英的气质和品行，这就是风骨，就像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先生所说的“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这也正似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所讲的“人须无傲气，但必具傲骨”!它或许保留的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最后净土，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的文人画家，从王维、苏东坡、董其昌，到郑板桥、吴昌硕、徐悲鸿，直至当代书画界的范曾、吴冠中、徐庆平等大师，尽管他们的书画风格各异，并不断推陈出新，但其人文精神及艺术精神一脉相承，无不体现出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无不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之魂。
一、书画诗“三绝”的郑板桥
郑燮(1693-1765)，清代书画家、文学家，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家贫，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以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罢官。作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为“扬州八怪”之首。其名燮字，涵义是谐和，调和；而其字克柔，则寓意正直、刚毅。名和字，似有矛盾，亦或许是取刚柔相济之意。而他自号板桥，则是因郑家附近有座独木桥，名板桥，幼时他常站在桥头观赏对岸景色，故后来他便自号板桥、板桥道人。板桥虽天天被人踩在脚下。但它却能度人，这不正是为学、为官、为人之道吗?
郑板桥有一首著名的题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先生书画诗俱精，故称为“三绝”。其所画兰竹犹佳，为人亦正直，为官亦清廉，但官运不佳，仅官至七品。这位板桥大人，刻有一方闲章：“七品官耳”。这或许流露有一种对官运不佳的失落，或许是一种自嘲，也或许是一种坦然自若……这些我们恐怕都不得而知。然而，凭他的才能，何止做到区区七品?但他若真的做到五品、三品或一品大官，恐怕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或推崇的郑板桥了。他的墨竹、墨兰，他的书法，他的诗文，甚至连他的人品。也就要大打折扣了。甚至他根本就不会再舞文弄墨了。他也就不会被列为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之首了。要知道，在古代的官场，它的潜规则就是：你要向上爬，就得扭曲甚至不惜放弃个性、才华和人格。难怪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病梅馆记》的龚自珍仰天叹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江湖险恶”。而古代的官场，又何尝不险恶?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处处暗藏杀机，一不小心，就会落得身败名裂，自己人头落地不说，弄不好甚至还会诛连九族。据载，郑板桥当年在山东潍县做县令时，因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大吏。以致遭大吏对其诽谤、冤枉、弹劾。正当他茫然不解之际，关帝庙恒沏禅师一席话令他茅塞顿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倘使杜老夫子终生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哪会写出那么多优秀的诗篇?克柔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着现在你还耳聪目明。多为炎黄子孙留下点‘三绝’珍品。也是国家社稷之大幸。如再恋栈，缧绁之苦，尚在其次；一身绝技，不得施展，成为千古遗憾哪!”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于是，郑板桥呈上了辞官奏折。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是：郑板桥这个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虽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忠君爱民。锄奸除恶，十载官场，兢兢业业，但到头来。其结果还是被小人所陷害，落得“罢黜归耕”的处分。郑板桥罢官离开山东前，留下一幅墨竹，并题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做渔竿。”罢官南归，回到江苏扬州，开始了他晚年的卖画生涯。他果然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三绝”珍品。他在回扬州的第一幅墨竹上题道：“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郑板桥生不逢时，其个人的不幸与国家、历史的不幸紧密相联。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只被罢官，而未入狱，更未成为冤魂，仍享有自由之身，从而仍然可以且更能充分发挥其吟诗作画写字的优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乃是苍天有眼，而不是天妒英才。这又恰恰是中国书画史、文学史之大幸!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古人担忧。大可不必为郑板桥惋惜。郑板桥若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对他个人及其家庭乃至子孙后代。或许会更好。但这样，中国历史上无非只是多了一个好官或清官而已。而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好官或少一个好官，简直没有任何区别。但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书画史和文学史上，不能没有“扬州八怪”，不能没有郑板桥这个名字。徐悲鸿称他是“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诗文奇，书画尤奇”。中国历史上，若仅多了一个大官、好官。而少了一个“难得糊涂”的大书画家、大文学家，那将是历史的错误、不幸和可悲。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幸亏，历史没有降大官之运给板桥先生。
对于像郑板桥这样的文人画家。集文人情结、艺术情结、官场情结、贫民情结于一身，多种情结交织在一起，一直伴他终身。在临终前几个月，郑板桥还在墨竹图上题写：
“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脏私遍鲁东。板桥老人郑燮自赞又自嘲也。”还有一首题兰诗：“画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做生涯。”他似乎告诫我们：社会生活太复杂。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构全局”，都会感到有一些困惑、无奈之处。郑板桥本想努力做一个好官、清官。但他没有官运，终被革职。把一个书画家、文学家与 知府大人的身份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与一个一心做好官、清官的知府大人的身份弄到一块，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错误，但它显然又是当时官场的一种较普遍的现象。这就是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的一段尴尬的历史和历史的尴尬。
屈指算来，郑板桥辞世已240多年了。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郑板桥的墨竹、墨兰、诗文、独具一格的“六分半”书法以及人格魅力，在世人的心目中仍铭刻着挥之不去的印象。今天。每当我们拜读他的书画、诗文作品，品读他的萧然人生，总会感到他离我们是那么的亲近，而依稀又会觉得是那么的遥远……
作为名震朝野的书画大家、文豪，郑板桥专画竹兰，尤以墨竹闻名于世。其流芳百世的书画诗“三绝”，大多写竹、画竹、吟竹。他一生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顺应“萧萧竹声”。去解读板桥先生的艺术精神和萧然人生，便不难发现，竹的虚心、坦荡、劲节、清高、脱俗、刚正不阿等天然秉性，仿佛正好与板桥先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品格涵养相融合。
二、世上再无郑板桥
当年，郑板桥虽仅“官至七品”，但他乃是一个好官、清官。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似的艺术巨擘。郑板桥对金石书画和中国的文学、史学乃至美学等都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无疑，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精神与人格魅力，在郑板桥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像郑板桥这样的奇才，似乎很难产生。
当今社会，在茫茫人海，不排除极少数、极个别的人，既能当好官，又实现了成名成家(这里指书法家、画家)的梦想。至于美术学院、书画院以及综合类、师范类院校里的校级领导、院系领导，他们的确大多是行政、业务“双肩挑”。而这属于官场、官员中的“另类”。因为在美术这一领域(其他专业领域也类似)，外行领导内行是非常困难的。再说，大专院校里的官员。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官，他们是非典型性官员。当今中国，一个人做官与做学问或搞艺术，的确有矛盾或冲突。这个矛盾或冲突，表现在多种方面：从时间、精力、专业分工，到自己的心境、社会评判标准、回避制度，甚至举止言谈。乃至其他生活小节等等，二者之间都各有一套考量标准。
比如，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每天工作16-18小时，全年休假只有9天。真可谓鞠躬尽瘁。废寝忘食，日理万机。所以，在任8年时间，头发变得花白了，眼袋下垂了，常显出疲惫不堪之态。因身体原因，在任期未满便向中央政府提出辞呈。香港虽为特别行政区，但毕竟是弹丸之地，还不如内地一个县的面积。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的市场经济秩序规范，法制健全规范，民主自由程度大，港民的文化程度也高，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都高。总之。它的制度就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按说，他没有那么多的会要开，没有那么多的文件要看要批，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学习任务，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更没有那么多的贫困地区和灾区要视察，也不需要到那么多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先进省市去学习考察，当然，也没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协调和处理，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迎来送往陪吃陪喝，总之。按说他应该比内地省市领导轻松得多，甚至比我们的县长还要轻松一些才对。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香港有一个董建华，也有一个黄永玉，二者都是国内外的知名人士，但作为大画家的黄永玉，他就要潇洒得多。他虽年过80，但颇不显年迈，还到处采风，游山玩水。“搜尽奇峰打草稿”，饱览大好河山，过着悠闲自在的惬意生活。
那么，我们内地的官员呢?应该说绝不会比董特首清闲。这样，哪里还会有多余的时间去搞艺术创作?虽说人们常形象地称他们是钢铁铸造的，但毕竟也是人。一天24小时。时间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一夜不睡觉可以，连续两夜、三夜，恐怕就不行了。而搞学术或艺术需要积累，需要长时间的研究探索，甚至要连续而不能中断，即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又比如，一个画家，你可以留长发(男士)。你可以白天睡大觉，夜里通宵作画。画家可以而且必须有独创性，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但处长、厅长就不能这样做。省长更不能。因此，一个人，你既要当好官，又要去做好学问或搞好文学艺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有如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就曾深有感触地讲道：“做官与创作完全是矛盾的。”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个特例：北宋皇帝赵估，即宋徽宗，他被中国美术史载入史册。这位皇帝真的是酷爱书画，身为一国之君，还去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他擅书法，创“瘦金书”体；工花鸟，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图》等。这些作品现被列为国宝，其价值连城。然而，他在治国方面。则极度昏庸腐败，致使爆发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而其最后的下场，乃是被金兵攻陷汴京当了俘虏。成为亡国之君(已封太上皇)，死于他乡。所以，现在有人这样说：赵佶啊赵佶，你当皇帝就是皇帝。你写得一手好字，批好奏折就OK了。好好的皇帝位子你不好好坐，还偏要去兼当什么画家、书法家?你不去日理万机，却偏要舞文弄墨，最后落得误国误民也误自己的惨不忍睹的下场，你这不是活该吗?
顺便指出，时下我们有少数官员，也在走穴，他们到处题字，到处留下“墨宝”。他们的“书法作品”，尽管水平不高，但据称润格还不低。就像那句广告词：“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他们大笔一挥，钞票便滚滚而来。据说，有些官员。甚至退休之后，也要到书协弄个一官半职，以继续发挥他的“余热”。而那位官至副省长的胡长清，堪称“官僚书法大家”，其“书法精品”还被专业报刊隆重推出过。但最后。他却成为共和国当年最大的贪官而被处死。
应该说，当代中国的官场及官员，与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我们蓦然回首，不难发现，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七品官耳”的郑板桥。尚且能做到为官清廉，不贪不腐。在板桥先生那个时代。俗语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是，板桥大人还乡时却依然囊中羞涩，“囊中萧然，图书数卷而已”。这不得不令人敬慕，更不得不令当今一些胡长清似的贪官羞愧、耻辱!板桥先生在一首题《柱石图》的诗中写道：“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此诗借写柱石，来赞颂陶渊明的气节，同时也是颂扬中国文人刚正不阿，坚持操守的高尚品格④。而这些品格，又何尝不在板桥先生身上处处体现呢?
的确，时过境迁，如今的官场和官员与古时候的情形不同了。但有一点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地球围绕太阳自转一周必须24小时，而在我们这星球上，也还没有发现有不需要睡眠的新型人类。勿庸置疑，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机构越来越多；进而，官僚也越来越多，工作也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多，有 增无减：从而，官员们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当然也就越来越少，有减无增。这样一来。作为官员。哪里还有时间去写字、绘画?去当书法家、画家?再说，人们似乎有理由发问：在历史指针已指向21世纪的今天，当代众多郑板桥一样级别的官员以及画竹写竹的书画家或诗人，不知能否找回当年郑板桥先生画竹写竹的感觉?
一位曾当过“七品芝麻官”的书画家戏言道：“郑板桥大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官至七品。而我虽不像板桥大人那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恰似他官至七品。这也总算有那么一点点追随古贤的味道了。”这位书画家，放弃科研管理的行政职务。专职从事学术研究和金石书画创作，不愿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以及带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如协会、学会、研究会的职务。他以独立的学者身份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研究，尽力客观公正地用自己的学术理念和艺术语言。去描述、反映社会生活及个人心迹，尽一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学术良知和艺术良知。真正要做学问，搞艺术，就必须清静，不是有面壁十年之说吗?每一个搞学术或艺术的人，恐怕都会希望自己是一只奋飞的鸟，可以自由飞翔于学术王国或艺术王国。减少缠身的杂务，潜心研究学术和艺术，这对痴迷于学术和艺术的人来说，乃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他向往的就是一种闲云野鹤式的境界。
显然，无论在书法还是在绘画方面，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中国文人画家的每一幅作品，可以说都是苦心经营之作。无论是丈二巨制，还是扇面小品，在他们的笔下，都倾注了他们的汗水和情感。而在仕途上，他们似乎总是心不在此，从不去刻意追求，更谈不上苦心经营，有的干脆辞官归隐。所以，当今许多书法家和画家，对那位“难得糊涂”的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及其艺术精神颇为推崇。
三、当代中国文人画家的困惑与反思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独特性，体现在多个方面，而融书画诗印于一炉，乃是极能综合表现中国文化艺术特色的国粹精华。中国的文字、文化和艺术，记录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同时也记录了中华儿女的困惑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中国的文人画，同其它艺术作品一样，是极为珍贵的精神产品。它用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反映和描述了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同时它也是中国文人画家们秉承历代文化精英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人文关怀的情感折射；当然，它更是、也只能是中国文人画家们个人心迹的反映。而对中国文人画及其画家——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透视和解读，或许将更能增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绕不开的话题的回眸与反思。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当代中国文人画家的作品，源本于对艺术的挚爱。且多为朋友而作。绝无用字画换钱花的玩耍卖作甜腻之态。其作品看似草草。却凝聚了对文化与艺术的珍重。在他们身上。始终承担着继承与创新的艺术使命，他们既要师承传统，又要独立创新，故在当代文人画家的作品中，依稀可以看出一些“意与古会”及一些“别开生面”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探索路径。例如，在当代中国著名画家之中，范曾先生的画，多以凸显中国传统的要素闻名，给人以高古厚重之感；吴冠中先生的画，则多以融合西方绘画的成份见长，给人以清新飘逸之味；而徐庆平先生的画，则有如其父亲徐悲鸿大师那样，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绘画底蕴，又吸收了西方绘画的表现技法及意境，在“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上均造诣颇深。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吴冠中年逾古稀，其作品行情看好，但他仍在独辟蹊径，不断地探寻中国画的创新之路。范曾的作品，市场价格一路看涨，但他至今仍不加入任何美协、书协。不戴任何书画界流行的那些哗众取宠的赫然头衔。而徐庆平的作品，虽少见于书画市场。其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二者相比。似乎后者偏低，但从不见他署款题上“某某大师之后”之类的“拉大旗作虎皮”的东西去吓唬人。去作秀炒作。去抬高其市场行情。上述画家，他们所崇尚和践履的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郑板桥、徐悲鸿等先贤身上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与人格魅力。一脉相承，别无二致，并有望继续弘扬光大!而更多的非著名的中国文人画家。则在茫茫大地上默默无闻地耕耘、探索。吟唱着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品读当代中国文人画家的画，仿佛可以让人丢掉许多烦恼与杂念，更多地关注物态、物性、物理与由此引发的对人、社会与文化艺术的平淡从容的思考。生活是多元的，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是多元的。作为作品的欣赏者，有必要进一步解读这些作品创作主体(画家)的精神世界、心路历程及生活境遇。
当代中国文人画家是一个特殊的艺术群体。一方面，他们具有较强烈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也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一些文人画家在追随前贤方面颇下功夫，他们的书、画、印无不留下传统的痕迹。他们有较深的文化底蕴，他们的画，追随唐宋王维和苏东坡的境界：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相映成趣。大多中国的文人画家，同时也是书法家，有的还是金石篆刻家。书画同源之说，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折射的影子。他们对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所提倡的“士气”、文人气息以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颇为欣赏。而对郑板桥更是推崇备至。他们所画的墨竹，自然颇有郑板桥遗风。他们的一些画作。也常借板桥先生诗句来题吟，如“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做渔竿”，多么有闲情逸致，多么平淡而从容。当代中国文人画家对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亦颇敬佩，在他们看来，悲鸿大师所画的奔马，总是傲骨淋漓，精神抖擞，志在千里。故对悲鸿先生的名句“人须无傲气，但必具傲骨”犹为推崇。他们对近现代艺术大师，集金石、书画、诗文之大成的吴昌硕先生亦颇推崇。可以说，融书画诗印于一炉。乃是中国文人画追求的至高境界及艺术精神，这种完美结合的艺术效果，可谓相映生辉，珠联璧合。中国文人画家对书画篆刻艺术和诗文的偏爱与执着，正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人所特有的对个人涵养的滋润，也同时与历代文化精英所信奉的“金石书画臣能为”个人素养之才华横溢的综合底蕴相暗合。中国文人画家自始至终对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即通过作品强调展示中国人特有的生存观念与对社会关注的多种思想情感的融合。所以，中国文人画家融书画诗印于一炉的艺术作品，寄托了他们多元的志趣和理想，也抒写了他们特有的人生况昧。
如今中国的文人画家，尤其是非专业、非职业的文人画家，他们是处于经济、文化和市场边缘的画家。著名的专业画家、美协要员，一画千金，十分抢手。而职业画家，如像“天天生产出蒙娜丽莎”的深圳大分村画家村里的画家。以卖画为生，几十元，上百元即可润笔。但大多典型的文人画家们的画，基本上与市场无缘。这种纯粹的艺术之作，或孤芳自赏。或在朋友圈内相互赠送。就像古代的文人画家。大多自命清高，其吟诗作画，多源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实属自娱自乐。他们耻于言利、言钱、言孔方兄。历代 文人的价值取向，乃是及第，金榜题名，是官本位。在几千年农耕社会留下的习俗中，祖上传下来的职业排序乃是仕、农、工、商，当官第一等，经商最下等。似乎只有像郑板桥那样官场失意，才会沦落到将字画换取银两，走商品市场之路。前者是正道，而后者是邪门歪道。当然，这种农耕社会遗留的官本位思想，轻商、抑商的小农经济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只能那样选择。中国历代的文人画家，大多清心寡欲，深居简出。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潜心创作，给后代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饱经风霜，甚至能在最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创作条件下生存，恰如郑板桥题竹石的那首诗所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多么艰辛，多么顽强，多么执着!
然而，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并相互交融以及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产生了碰撞。问题是。其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似乎往往并不是一码事。所以，当代中国文人画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与痛苦的抉择。从总体上讲。当今中国的文人画家，其艺术作品的“商品化”步履艰难。少数画家门庭若市。多数画家则门可罗雀。作为中国的文人画家，你从骨子里“寄情山水”，向往田园生活，心旷神怡。常在梦里进人世外桃源之境；但作为现代都市里的一员，你又必须跟上闹市的生活节奏，你的生活质量起码也要略高于中等水准以上。而现实的生活又岂能尽如人意!如今，艺术是个好东西，而钱也是个好东西。“钱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面临“全球化”浪潮及市场经济浪潮。往往令当代文人画家们心力交瘁，甚至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尴尬。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既要为追求生活而疲于奔命，又要为追求艺术而孜孜不倦。这当然也是历代中国文人画家的尴尬、无奈和困惑，只是各个时代的表现形式和程度深浅不同。不言而喻。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把每一个人都无情地拉进了它的轨迹，无论你愿意与否。这历史的车轮都将向前奔驰。勿庸置疑，当今中国文人画家的心理压力显然是更大了。
顺便指出，在21世纪的今天，被清华大学从海外聘请回国的著名画家陈丹青。却也遇到了令他十分尴尬和头痛的问题：在几年中。报考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绘画天赋极高，但因政治、外语考试过不了关，致使这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回国后因招不到学生而坐冷板凳，最后，无奈之下陈丹青不得不愤然提出辞呈。一时间，清华大学教授、博导、著名画家辞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陈丹青现象”不胫而走。人们不禁纳闷：搞绘画艺术的(尤其是搞中国画或水墨画的)。难道一定要精通政治、外语吗?这不仅仅是陈丹青的尴尬。也是清华大学的尴尬，更是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绘画艺术的尴尬。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需要有那么一批“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也总需要有那么一批“为科学而科学”的人。还总需要有那么一批“为赚钱而赚钱”(富兰克林语)的人。唯其如此。恐怕才能出得了凡高、毕加索似的画家，才能出得了牛顿、爱因斯坦似的科学家，才能出得了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似的企业家，也才能出得了诺贝尔奖得主、奥斯卡奖得主等。恩格斯曾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达·芬奇、丢勒等集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如今，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毫无疑问，推进中国书画艺术的复兴(继承和创新)，乃是其题中应有之意。的确，在中国的书画艺术界，由于文化的差异。出一些类似凡高、毕加索似的国际艺术巨擘，或许一时不太容易，但再造出一些类似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黄宾虹等书画大师，这样的要求恐怕并不过高。南宋诗人陆游诗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书画艺术的复兴。有赖于营造更加宽松自由、平等和谐的学术氛围与艺术空间，更需要创造能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土壤。对于书画家个人而言。献身艺术则需要执着追求，需要郑板桥题竹“咬定青山不放松”似的执着精神。最后，恭录郑板桥《题竹十二则》之五，权作本文的结语：“心秉虚兮节挺直，啸傲空山人弗识；任他雨露又风霜，四时不改青青色。”
关键词：书画；文人画家；郑板桥；三绝；扬州八怪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5-0135-06
中国历代文人墨客大多不喜欢“铜臭味”。甚至“视金钱如粪土”。可是，现实的生活，毕竟不仅仅是田园牧歌，它是离不开衣食住行的。大多数文人还要衣冠楚楚，衣锦还乡。从古代的科举制到如今的高考。读书——文化——做官——金钱——成名，“路漫漫其修远兮”，它曾令多少中华儿女几度欢乐。几度忧愁?囊中羞涩，处境窘迫，身陷困境，它更令多少文人墨客尴尬?然而，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虽不时陷入困境，甚至贫困交加，但他们却仍然慷慨激昂地吟唱先哲孟老夫子的教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历代中国的文人画家，与其说不想出卖自己的作品，倒不如说是不愿丢弃自己那一份对书画艺术的偏爱和执着追求。恰似“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秉承了中国历代文人、知识精英的气质和品行，这就是风骨，就像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先生所说的“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这也正似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所讲的“人须无傲气，但必具傲骨”!它或许保留的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最后净土，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的文人画家，从王维、苏东坡、董其昌，到郑板桥、吴昌硕、徐悲鸿，直至当代书画界的范曾、吴冠中、徐庆平等大师，尽管他们的书画风格各异，并不断推陈出新，但其人文精神及艺术精神一脉相承，无不体现出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无不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之魂。
一、书画诗“三绝”的郑板桥
郑燮(1693-1765)，清代书画家、文学家，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家贫，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以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罢官。作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为“扬州八怪”之首。其名燮字，涵义是谐和，调和；而其字克柔，则寓意正直、刚毅。名和字，似有矛盾，亦或许是取刚柔相济之意。而他自号板桥，则是因郑家附近有座独木桥，名板桥，幼时他常站在桥头观赏对岸景色，故后来他便自号板桥、板桥道人。板桥虽天天被人踩在脚下。但它却能度人，这不正是为学、为官、为人之道吗?
郑板桥有一首著名的题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先生书画诗俱精，故称为“三绝”。其所画兰竹犹佳，为人亦正直，为官亦清廉，但官运不佳，仅官至七品。这位板桥大人，刻有一方闲章：“七品官耳”。这或许流露有一种对官运不佳的失落，或许是一种自嘲，也或许是一种坦然自若……这些我们恐怕都不得而知。然而，凭他的才能，何止做到区区七品?但他若真的做到五品、三品或一品大官，恐怕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或推崇的郑板桥了。他的墨竹、墨兰，他的书法，他的诗文，甚至连他的人品。也就要大打折扣了。甚至他根本就不会再舞文弄墨了。他也就不会被列为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之首了。要知道，在古代的官场，它的潜规则就是：你要向上爬，就得扭曲甚至不惜放弃个性、才华和人格。难怪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病梅馆记》的龚自珍仰天叹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江湖险恶”。而古代的官场，又何尝不险恶?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处处暗藏杀机，一不小心，就会落得身败名裂，自己人头落地不说，弄不好甚至还会诛连九族。据载，郑板桥当年在山东潍县做县令时，因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大吏。以致遭大吏对其诽谤、冤枉、弹劾。正当他茫然不解之际，关帝庙恒沏禅师一席话令他茅塞顿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倘使杜老夫子终生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哪会写出那么多优秀的诗篇?克柔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着现在你还耳聪目明。多为炎黄子孙留下点‘三绝’珍品。也是国家社稷之大幸。如再恋栈，缧绁之苦，尚在其次；一身绝技，不得施展，成为千古遗憾哪!”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于是，郑板桥呈上了辞官奏折。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是：郑板桥这个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虽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忠君爱民。锄奸除恶，十载官场，兢兢业业，但到头来。其结果还是被小人所陷害，落得“罢黜归耕”的处分。郑板桥罢官离开山东前，留下一幅墨竹，并题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做渔竿。”罢官南归，回到江苏扬州，开始了他晚年的卖画生涯。他果然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三绝”珍品。他在回扬州的第一幅墨竹上题道：“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郑板桥生不逢时，其个人的不幸与国家、历史的不幸紧密相联。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只被罢官，而未入狱，更未成为冤魂，仍享有自由之身，从而仍然可以且更能充分发挥其吟诗作画写字的优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乃是苍天有眼，而不是天妒英才。这又恰恰是中国书画史、文学史之大幸!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古人担忧。大可不必为郑板桥惋惜。郑板桥若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对他个人及其家庭乃至子孙后代。或许会更好。但这样，中国历史上无非只是多了一个好官或清官而已。而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好官或少一个好官，简直没有任何区别。但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书画史和文学史上，不能没有“扬州八怪”，不能没有郑板桥这个名字。徐悲鸿称他是“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诗文奇，书画尤奇”。中国历史上，若仅多了一个大官、好官。而少了一个“难得糊涂”的大书画家、大文学家，那将是历史的错误、不幸和可悲。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幸亏，历史没有降大官之运给板桥先生。
对于像郑板桥这样的文人画家。集文人情结、艺术情结、官场情结、贫民情结于一身，多种情结交织在一起，一直伴他终身。在临终前几个月，郑板桥还在墨竹图上题写：
“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脏私遍鲁东。板桥老人郑燮自赞又自嘲也。”还有一首题兰诗：“画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做生涯。”他似乎告诫我们：社会生活太复杂。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构全局”，都会感到有一些困惑、无奈之处。郑板桥本想努力做一个好官、清官。但他没有官运，终被革职。把一个书画家、文学家与 知府大人的身份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与一个一心做好官、清官的知府大人的身份弄到一块，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错误，但它显然又是当时官场的一种较普遍的现象。这就是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的一段尴尬的历史和历史的尴尬。
屈指算来，郑板桥辞世已240多年了。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郑板桥的墨竹、墨兰、诗文、独具一格的“六分半”书法以及人格魅力，在世人的心目中仍铭刻着挥之不去的印象。今天。每当我们拜读他的书画、诗文作品，品读他的萧然人生，总会感到他离我们是那么的亲近，而依稀又会觉得是那么的遥远……
作为名震朝野的书画大家、文豪，郑板桥专画竹兰，尤以墨竹闻名于世。其流芳百世的书画诗“三绝”，大多写竹、画竹、吟竹。他一生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顺应“萧萧竹声”。去解读板桥先生的艺术精神和萧然人生，便不难发现，竹的虚心、坦荡、劲节、清高、脱俗、刚正不阿等天然秉性，仿佛正好与板桥先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品格涵养相融合。
二、世上再无郑板桥
当年，郑板桥虽仅“官至七品”，但他乃是一个好官、清官。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似的艺术巨擘。郑板桥对金石书画和中国的文学、史学乃至美学等都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无疑，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精神与人格魅力，在郑板桥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像郑板桥这样的奇才，似乎很难产生。
当今社会，在茫茫人海，不排除极少数、极个别的人，既能当好官，又实现了成名成家(这里指书法家、画家)的梦想。至于美术学院、书画院以及综合类、师范类院校里的校级领导、院系领导，他们的确大多是行政、业务“双肩挑”。而这属于官场、官员中的“另类”。因为在美术这一领域(其他专业领域也类似)，外行领导内行是非常困难的。再说，大专院校里的官员。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官，他们是非典型性官员。当今中国，一个人做官与做学问或搞艺术，的确有矛盾或冲突。这个矛盾或冲突，表现在多种方面：从时间、精力、专业分工，到自己的心境、社会评判标准、回避制度，甚至举止言谈。乃至其他生活小节等等，二者之间都各有一套考量标准。
比如，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每天工作16-18小时，全年休假只有9天。真可谓鞠躬尽瘁。废寝忘食，日理万机。所以，在任8年时间，头发变得花白了，眼袋下垂了，常显出疲惫不堪之态。因身体原因，在任期未满便向中央政府提出辞呈。香港虽为特别行政区，但毕竟是弹丸之地，还不如内地一个县的面积。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的市场经济秩序规范，法制健全规范，民主自由程度大，港民的文化程度也高，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都高。总之。它的制度就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按说，他没有那么多的会要开，没有那么多的文件要看要批，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学习任务，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更没有那么多的贫困地区和灾区要视察，也不需要到那么多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先进省市去学习考察，当然，也没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协调和处理，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迎来送往陪吃陪喝，总之。按说他应该比内地省市领导轻松得多，甚至比我们的县长还要轻松一些才对。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香港有一个董建华，也有一个黄永玉，二者都是国内外的知名人士，但作为大画家的黄永玉，他就要潇洒得多。他虽年过80，但颇不显年迈，还到处采风，游山玩水。“搜尽奇峰打草稿”，饱览大好河山，过着悠闲自在的惬意生活。
那么，我们内地的官员呢?应该说绝不会比董特首清闲。这样，哪里还会有多余的时间去搞艺术创作?虽说人们常形象地称他们是钢铁铸造的，但毕竟也是人。一天24小时。时间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一夜不睡觉可以，连续两夜、三夜，恐怕就不行了。而搞学术或艺术需要积累，需要长时间的研究探索，甚至要连续而不能中断，即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又比如，一个画家，你可以留长发(男士)。你可以白天睡大觉，夜里通宵作画。画家可以而且必须有独创性，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但处长、厅长就不能这样做。省长更不能。因此，一个人，你既要当好官，又要去做好学问或搞好文学艺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有如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就曾深有感触地讲道：“做官与创作完全是矛盾的。”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个特例：北宋皇帝赵估，即宋徽宗，他被中国美术史载入史册。这位皇帝真的是酷爱书画，身为一国之君，还去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他擅书法，创“瘦金书”体；工花鸟，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图》等。这些作品现被列为国宝，其价值连城。然而，他在治国方面。则极度昏庸腐败，致使爆发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而其最后的下场，乃是被金兵攻陷汴京当了俘虏。成为亡国之君(已封太上皇)，死于他乡。所以，现在有人这样说：赵佶啊赵佶，你当皇帝就是皇帝。你写得一手好字，批好奏折就OK了。好好的皇帝位子你不好好坐，还偏要去兼当什么画家、书法家?你不去日理万机，却偏要舞文弄墨，最后落得误国误民也误自己的惨不忍睹的下场，你这不是活该吗?
顺便指出，时下我们有少数官员，也在走穴，他们到处题字，到处留下“墨宝”。他们的“书法作品”，尽管水平不高，但据称润格还不低。就像那句广告词：“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他们大笔一挥，钞票便滚滚而来。据说，有些官员。甚至退休之后，也要到书协弄个一官半职，以继续发挥他的“余热”。而那位官至副省长的胡长清，堪称“官僚书法大家”，其“书法精品”还被专业报刊隆重推出过。但最后。他却成为共和国当年最大的贪官而被处死。
应该说，当代中国的官场及官员，与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我们蓦然回首，不难发现，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七品官耳”的郑板桥。尚且能做到为官清廉，不贪不腐。在板桥先生那个时代。俗语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是，板桥大人还乡时却依然囊中羞涩，“囊中萧然，图书数卷而已”。这不得不令人敬慕，更不得不令当今一些胡长清似的贪官羞愧、耻辱!板桥先生在一首题《柱石图》的诗中写道：“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此诗借写柱石，来赞颂陶渊明的气节，同时也是颂扬中国文人刚正不阿，坚持操守的高尚品格④。而这些品格，又何尝不在板桥先生身上处处体现呢?
的确，时过境迁，如今的官场和官员与古时候的情形不同了。但有一点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地球围绕太阳自转一周必须24小时，而在我们这星球上，也还没有发现有不需要睡眠的新型人类。勿庸置疑，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机构越来越多；进而，官僚也越来越多，工作也就越来越细，越来越多，有 增无减：从而，官员们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当然也就越来越少，有减无增。这样一来。作为官员。哪里还有时间去写字、绘画?去当书法家、画家?再说，人们似乎有理由发问：在历史指针已指向21世纪的今天，当代众多郑板桥一样级别的官员以及画竹写竹的书画家或诗人，不知能否找回当年郑板桥先生画竹写竹的感觉?
一位曾当过“七品芝麻官”的书画家戏言道：“郑板桥大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官至七品。而我虽不像板桥大人那样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恰似他官至七品。这也总算有那么一点点追随古贤的味道了。”这位书画家，放弃科研管理的行政职务。专职从事学术研究和金石书画创作，不愿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以及带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如协会、学会、研究会的职务。他以独立的学者身份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研究，尽力客观公正地用自己的学术理念和艺术语言。去描述、反映社会生活及个人心迹，尽一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学术良知和艺术良知。真正要做学问，搞艺术，就必须清静，不是有面壁十年之说吗?每一个搞学术或艺术的人，恐怕都会希望自己是一只奋飞的鸟，可以自由飞翔于学术王国或艺术王国。减少缠身的杂务，潜心研究学术和艺术，这对痴迷于学术和艺术的人来说，乃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他向往的就是一种闲云野鹤式的境界。
显然，无论在书法还是在绘画方面，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中国文人画家的每一幅作品，可以说都是苦心经营之作。无论是丈二巨制，还是扇面小品，在他们的笔下，都倾注了他们的汗水和情感。而在仕途上，他们似乎总是心不在此，从不去刻意追求，更谈不上苦心经营，有的干脆辞官归隐。所以，当今许多书法家和画家，对那位“难得糊涂”的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及其艺术精神颇为推崇。
三、当代中国文人画家的困惑与反思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独特性，体现在多个方面，而融书画诗印于一炉，乃是极能综合表现中国文化艺术特色的国粹精华。中国的文字、文化和艺术，记录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同时也记录了中华儿女的困惑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中国的文人画，同其它艺术作品一样，是极为珍贵的精神产品。它用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反映和描述了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同时它也是中国文人画家们秉承历代文化精英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人文关怀的情感折射；当然，它更是、也只能是中国文人画家们个人心迹的反映。而对中国文人画及其画家——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透视和解读，或许将更能增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绕不开的话题的回眸与反思。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当代中国文人画家的作品，源本于对艺术的挚爱。且多为朋友而作。绝无用字画换钱花的玩耍卖作甜腻之态。其作品看似草草。却凝聚了对文化与艺术的珍重。在他们身上。始终承担着继承与创新的艺术使命，他们既要师承传统，又要独立创新，故在当代文人画家的作品中，依稀可以看出一些“意与古会”及一些“别开生面”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探索路径。例如，在当代中国著名画家之中，范曾先生的画，多以凸显中国传统的要素闻名，给人以高古厚重之感；吴冠中先生的画，则多以融合西方绘画的成份见长，给人以清新飘逸之味；而徐庆平先生的画，则有如其父亲徐悲鸿大师那样，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绘画底蕴，又吸收了西方绘画的表现技法及意境，在“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上均造诣颇深。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吴冠中年逾古稀，其作品行情看好，但他仍在独辟蹊径，不断地探寻中国画的创新之路。范曾的作品，市场价格一路看涨，但他至今仍不加入任何美协、书协。不戴任何书画界流行的那些哗众取宠的赫然头衔。而徐庆平的作品，虽少见于书画市场。其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二者相比。似乎后者偏低，但从不见他署款题上“某某大师之后”之类的“拉大旗作虎皮”的东西去吓唬人。去作秀炒作。去抬高其市场行情。上述画家，他们所崇尚和践履的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郑板桥、徐悲鸿等先贤身上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与人格魅力。一脉相承，别无二致，并有望继续弘扬光大!而更多的非著名的中国文人画家。则在茫茫大地上默默无闻地耕耘、探索。吟唱着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品读当代中国文人画家的画，仿佛可以让人丢掉许多烦恼与杂念，更多地关注物态、物性、物理与由此引发的对人、社会与文化艺术的平淡从容的思考。生活是多元的，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是多元的。作为作品的欣赏者，有必要进一步解读这些作品创作主体(画家)的精神世界、心路历程及生活境遇。
当代中国文人画家是一个特殊的艺术群体。一方面，他们具有较强烈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也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一些文人画家在追随前贤方面颇下功夫，他们的书、画、印无不留下传统的痕迹。他们有较深的文化底蕴，他们的画，追随唐宋王维和苏东坡的境界：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相映成趣。大多中国的文人画家，同时也是书法家，有的还是金石篆刻家。书画同源之说，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折射的影子。他们对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所提倡的“士气”、文人气息以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颇为欣赏。而对郑板桥更是推崇备至。他们所画的墨竹，自然颇有郑板桥遗风。他们的一些画作。也常借板桥先生诗句来题吟，如“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做渔竿”，多么有闲情逸致，多么平淡而从容。当代中国文人画家对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亦颇敬佩，在他们看来，悲鸿大师所画的奔马，总是傲骨淋漓，精神抖擞，志在千里。故对悲鸿先生的名句“人须无傲气，但必具傲骨”犹为推崇。他们对近现代艺术大师，集金石、书画、诗文之大成的吴昌硕先生亦颇推崇。可以说，融书画诗印于一炉。乃是中国文人画追求的至高境界及艺术精神，这种完美结合的艺术效果，可谓相映生辉，珠联璧合。中国文人画家对书画篆刻艺术和诗文的偏爱与执着，正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人所特有的对个人涵养的滋润，也同时与历代文化精英所信奉的“金石书画臣能为”个人素养之才华横溢的综合底蕴相暗合。中国文人画家自始至终对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即通过作品强调展示中国人特有的生存观念与对社会关注的多种思想情感的融合。所以，中国文人画家融书画诗印于一炉的艺术作品，寄托了他们多元的志趣和理想，也抒写了他们特有的人生况昧。
如今中国的文人画家，尤其是非专业、非职业的文人画家，他们是处于经济、文化和市场边缘的画家。著名的专业画家、美协要员，一画千金，十分抢手。而职业画家，如像“天天生产出蒙娜丽莎”的深圳大分村画家村里的画家。以卖画为生，几十元，上百元即可润笔。但大多典型的文人画家们的画，基本上与市场无缘。这种纯粹的艺术之作，或孤芳自赏。或在朋友圈内相互赠送。就像古代的文人画家。大多自命清高，其吟诗作画，多源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实属自娱自乐。他们耻于言利、言钱、言孔方兄。历代 文人的价值取向，乃是及第，金榜题名，是官本位。在几千年农耕社会留下的习俗中，祖上传下来的职业排序乃是仕、农、工、商，当官第一等，经商最下等。似乎只有像郑板桥那样官场失意，才会沦落到将字画换取银两，走商品市场之路。前者是正道，而后者是邪门歪道。当然，这种农耕社会遗留的官本位思想，轻商、抑商的小农经济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只能那样选择。中国历代的文人画家，大多清心寡欲，深居简出。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潜心创作，给后代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饱经风霜，甚至能在最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创作条件下生存，恰如郑板桥题竹石的那首诗所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多么艰辛，多么顽强，多么执着!
然而，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并相互交融以及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产生了碰撞。问题是。其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似乎往往并不是一码事。所以，当代中国文人画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与痛苦的抉择。从总体上讲。当今中国的文人画家，其艺术作品的“商品化”步履艰难。少数画家门庭若市。多数画家则门可罗雀。作为中国的文人画家，你从骨子里“寄情山水”，向往田园生活，心旷神怡。常在梦里进人世外桃源之境；但作为现代都市里的一员，你又必须跟上闹市的生活节奏，你的生活质量起码也要略高于中等水准以上。而现实的生活又岂能尽如人意!如今，艺术是个好东西，而钱也是个好东西。“钱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面临“全球化”浪潮及市场经济浪潮。往往令当代文人画家们心力交瘁，甚至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尴尬。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既要为追求生活而疲于奔命，又要为追求艺术而孜孜不倦。这当然也是历代中国文人画家的尴尬、无奈和困惑，只是各个时代的表现形式和程度深浅不同。不言而喻。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把每一个人都无情地拉进了它的轨迹，无论你愿意与否。这历史的车轮都将向前奔驰。勿庸置疑，当今中国文人画家的心理压力显然是更大了。
顺便指出，在21世纪的今天，被清华大学从海外聘请回国的著名画家陈丹青。却也遇到了令他十分尴尬和头痛的问题：在几年中。报考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绘画天赋极高，但因政治、外语考试过不了关，致使这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回国后因招不到学生而坐冷板凳，最后，无奈之下陈丹青不得不愤然提出辞呈。一时间，清华大学教授、博导、著名画家辞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陈丹青现象”不胫而走。人们不禁纳闷：搞绘画艺术的(尤其是搞中国画或水墨画的)。难道一定要精通政治、外语吗?这不仅仅是陈丹青的尴尬。也是清华大学的尴尬，更是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绘画艺术的尴尬。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需要有那么一批“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也总需要有那么一批“为科学而科学”的人。还总需要有那么一批“为赚钱而赚钱”(富兰克林语)的人。唯其如此。恐怕才能出得了凡高、毕加索似的画家，才能出得了牛顿、爱因斯坦似的科学家，才能出得了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似的企业家，也才能出得了诺贝尔奖得主、奥斯卡奖得主等。恩格斯曾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达·芬奇、丢勒等集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如今，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毫无疑问，推进中国书画艺术的复兴(继承和创新)，乃是其题中应有之意。的确，在中国的书画艺术界，由于文化的差异。出一些类似凡高、毕加索似的国际艺术巨擘，或许一时不太容易，但再造出一些类似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黄宾虹等书画大师，这样的要求恐怕并不过高。南宋诗人陆游诗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书画艺术的复兴。有赖于营造更加宽松自由、平等和谐的学术氛围与艺术空间，更需要创造能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土壤。对于书画家个人而言。献身艺术则需要执着追求，需要郑板桥题竹“咬定青山不放松”似的执着精神。最后，恭录郑板桥《题竹十二则》之五，权作本文的结语：“心秉虚兮节挺直，啸傲空山人弗识；任他雨露又风霜，四时不改青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