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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医疗纠纷具有激烈性、难以调节性和法律关系单一、情感及经济诉求较强等特征。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医疗纠纷作为医疗纠纷的子概念，因其广泛性和基层性而更具研究之必要。本文通过分析农村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结合我国农村特点及其热点问题进行机制创新和引进，以期促进纠纷解决的高效和公正权威。
[关键词]农村；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相关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入手，但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却鲜有学者问津。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因而对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故而课题组以江浙、川渝两地为研究对象，对两地农村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现有机制的改进意见。愿得抛砖引玉，弥补缺漏之效。
一、农村医疗纠纷概述
（一）农村医疗纠纷的概念
农村是指采用农业生产方式进行经济活动的以熟人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经济单位。本文所称之农村特指我国行政区划中的区县（仅含欠发达地区的区县）及县级以下乡镇、行政村自然村。基于此，课题组将农村医疗纠纷定义如下：医疗纠纷是指基于医疗行为，在医方与患方之间产生的因医疗过错、违约而导致的医疗损害赔偿及医疗合同违约等纠纷。
（二）农村医疗纠纷特征：
1.地域特殊性：农村医疗纠纷的发生地具有特殊性，即发生于我国的农村地区，具有很强的属地主义意味。
2.法律关系复合性：农村医疗纠纷是合同与侵权的统一体。1
（三）农村医疗纠纷现状概述
我国现有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有以下三种：协商、卫生行政部门干预以及诉讼。2其中前两种解决机制应用较广泛，诉讼解决尚未得到普遍适用，但其发展前景光明，预计将在未来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调查成果展示和初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方式收集相关数据。课题组行程及至川渝和江浙地区的25个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一）调查成果如下：
（二）数据分析
1.农村医疗纠纷数量逐年增加，江浙地区发生数量多于川渝地区。课题组在川渝与江浙进行的调研显示，川渝、江浙两地的农村医疗纠纷发生件数都呈逐年加速增长的趋势，医患关系渐趋紧张。另外江浙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发生数量明显多于川渝地区。江浙地区地处东部沿海，区域经济发达，民事纠纷发生频繁，因而农村医疗纠纷发生数量相较于川渝地区要多。
2.医疗纠纷发生原因多样，主要由医方引起。表3的调查数据展示了医疗纠纷发生原因的复杂多样，除医患双方的原因外社会因素也助推医疗纠纷的发生。但纠纷主要是因医方医疗技术落后，医疗服务质量不达标等原因引起。
3.江浙地区农村医疗纠纷诉讼解决比重略高于川渝地区。课题组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浙江省虹桥镇、白塔镇医院医疗纠纷采用诉讼解决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比重占到本院纠纷总量的20%以上。川渝地区调研数据显示不同区域居民对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态度有着较大不同，总体上诉讼解决所占比重不高。综合分析江浙与川渝两地的调研数据，课题组认为江浙地区农村医疗纠纷诉讼解决的比重略高于川渝地区。
4.川渝地区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比重略高于江浙地区。数据显示在对行政调解这一机制的应用上，江浙地区与川渝地区有着较大的不同。川渝地区卫生医疗行政主管部门介入医疗纠纷调解的情况调较为普遍，水土镇和东泉镇行卫生医疗政主管部门调解的医疗纠纷分别占到两院年纠纷总量的25%、36.4%，而江浙地区行政调解的医疗纠纷占纠纷总量的比例在20%上下浮动。
5.协商是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不论是江浙还是川渝，以协商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比重普遍在40%以上，重庆三驱、青莲的这一比重甚至达到60%，课题组认为协商这一方式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农村医疗纠纷解决中仍将发挥巨大作用。
6.农村居民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了解程度较低，但江浙地区居民权利意识强于川渝地区。这一论断来自于课题组成员实地调研的直观感受。走访中大多数农村居民对医疗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表现出幼稚与无知，但相对而言江浙地区居民对农村医疗纠纷及其解决更为了解。江浙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相较于川渝地区民众权利意识更强。
上文从宏观层面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概述，在下文中课题组将对每一种解决机制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考其利弊得失。
三、解决机制分析
（一）和解
在农村医疗纠纷中，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观念的影响及自身经济因素、知识水平的局限，农村居民通常会选择和解来解决医疗纠纷。和解是医患双方通过协商的形式，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达成协议，自行解决医疗纠纷的一种手段。《条例》明确规定医患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医疗纠纷。另外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乡镇医院内部设有医疗纠纷调解部门专职处理医疗事故和纠纷，课题组将其称之为“医院内部调解”，不过其本质上仍属于医患双方协商解决。
同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和解最大的特点在于解决纠纷无须依赖第三方故具有高度自治性，从而便捷地解决争议，节约纠纷解决成本，有利于医患矛盾的解决。但目前这种方式在农村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践中仍相当不完善。协商和解往往异变为“和稀泥”的解决方式，容易成为滋生不合理赔偿的温床。同时也存在卫生行政部门监管不力，导致纠纷原因、责任的模糊不清。此外，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力。协商和解之后，双方因种种原因反悔，纠纷处理功亏一篑甚至变得更加复杂棘手。
（二）人民调解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近年来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地区纠纷的时空特殊性使得其解决较为依赖于温和的“调解”。浙江、江苏等地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对医疗纠纷特别是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影响巨大。与协商和解相比，“医调委”中立公正、快捷经济、和谐沟通、效力保障的优势尤为突出。但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疗纠纷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暴露出不少问题： 首先，从性质上来说，调解协议书不具强制执行力，容易造成调解协议履行上的困难。其次，尽管其属于独立第三方的，但民众仍会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有些患者甚至直接绕开这一解决方式。再次，“医调委”的经费难以确保。各地对于其经费的获得没有统一标准，如温州市“医调委”运行费用由市级财政全额拨款，而国内许多贫困地区因财政紧张而难以保障该机制的正常运行。最后，调解员的专业素养不足。调查中，课题组发现许多“医调委”的调解员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医学、法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背景，且年纪普遍较轻，往往难以胜任调解工作，导致调解效率底下效果不佳。此外，“医调委”因其非官方性地位和保障机制的缺陷而缺乏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三）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机制具有独特的优越性——程序灵活、效率高、成本低。此外，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对与医疗纠纷处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较为熟悉。其在第一时间介入到纠纷处理中，有利于正确引导双方处理纠纷，促进纠纷的解决，同时也有利于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进行后续管理。农村患者特别是川渝地区的患者对行政部门的权威认可度较高。在实践中，农村患者和乡镇医院皆较为倾向于选择此方式解决医疗纠纷。但行政调解也存在许多局限：
目前，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欠缺程序性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管办不分家；作为调解重要依据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当地医学会做出，存在“同业保护”及鉴定耗时较长的问题；且卫生行政机构中缺乏法学和医学专业知识兼备的工作人员。上述因素都影响着行政调解的公正、中立与效率。实践中存在卫生行政部门为达维稳目的，迫使乡镇医院支付患者不合理赔偿的情况。乡镇医院自身经济承受能力有限，此举对乡镇医院的发展与基层医疗服务的开展极为不利。受上述因素影响，行政调解无法避免被虚置的命运。
（四）司法途径
农村医疗纠纷的司法解决是指医疗纠纷的双方将争端交予人民法院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司法起着终局性的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司法解决这一方式未被广泛适用，原因如下：
第一，司法途径解决农村医疗纠纷成本过高。首先，司法活动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范，诉讼周期较长，这与当事人想尽快解决纠纷的愿望相悖。其次，诉讼的进行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一些因病返贫的患者无力争讼。再次，巨大败诉风险使医患双方在司法途径的采用上持谨慎的态度。
第二，采取司法途径解决农村医疗纠纷受到多种不利社会因素的干扰，因而无法得到医患双方的青睐：一方面裁判法官专业性不足，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医疗纠纷的当事人双方更愿意采取和解而非诉讼方式解决争端。
四、农村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和解机制的完善
通过在川渝和江浙两地的调研，并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协商解决机制的特性，课题组提出下述建议：
1.增强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由于协商所达成的协议本质上属于契约，效力较低，事后易反悔。为更好地起到约束作用进而保护医患双方利益，应鼓励医疗纠纷当事人采取要式和解协议，制作协议书，协议书应载明有关事实经过和具体赔偿、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此外，还可以在协商过程中引入第三方（如律师见证下的协商）来对协商的规范性和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进行监督、见证，这将有利于协商结果的公平、公正。
2.加强对医务工作者沟通能力和技巧的培训，医患双方对等沟通。医务工作者除需具备基本的医学知识、法律知识外，更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技巧。交流沟通应做到热情对待，认真倾听并做好记录，慎重表态，做到“热接待，冷处理”，缓和患者情绪，为下一步沟通和解决打下良好基础。农村地区的医务工作者缺乏与患者有效沟通的能力，加之农村居民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阻碍沟通。因此加强对医务工作者沟通能力和技巧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非常必要。
3.相关科室、部门配合。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离不开多个科室、部门的相互配合。在一起医疗纠纷涉及多个科室的情况下，各科室间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这不利于医疗纠纷的及时解决。故而科室间的联系、商讨、沟通是明确责任、合理解决纠纷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医疗机构外部，多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落实相关政策，确保过程和结果的全面真实，协调中附带监督之意，将能有效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
4.医院内部先行启动医疗事故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医疗纠纷有效解决的关键环节。医院内部可以先行组成专家小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熟悉患者提供的材料和证据，再由医方当事人讲述事实经过，并提供证据。院内专家小组成员针对问题提问，当事人回答，最后讨论、投票决定。院内鉴定的结果虽不具法律效力，但可为医患双方下一步协商做好铺垫。
（二）调解机制的完善
第一，借鉴他国经验， 赋予合法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在其经过法院确认后具有与判决同样的法律效力，以此提高纠纷解决的效果。调解机构可以将调解协议送至司法机关确认其效力，司法机关也可以在调解机构内派驻专职人员确定调解协议的司法效力。调解协议的执行强制力由法院的执行局或行政机关执法部门确保。
第二，增强调解机构的专业性。逐步建立调解员的准入制度，通过一定形式，优先将具备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复合型知识的人才选任为调解员，并定期对调解委员会成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同时明确人民调解员的职务晋升渠道，将专职调解员纳入事业编制，提升其社会地位，保障其工资薪酬，增强职业吸引力。
第三，增强调解机构的中立性。首先，使调解机构的经费有所保障。其工作经费和补贴经费，可采用政府财政拨款、医学会活动经费、医疗机构资助、保险公司赞助等形式。其次，完善调解员回避制度，向当事人公开调解员的信息资料，当事人或者调解员本人均可提出合理的回避申请。其三，政府应简政放权给予调节机构更大的独立性，保障农村医疗纠纷解决的独立开展。此外应增强调处工作的透明度和调解效果。 第四，健全引导机制。积极宣传医疗调解机构的调处效果和公正性，使该机制能深入人心，被广大人民所优先选择。其次，调解机构及时主动地介入当地农村的医疗纠纷，来引导纠纷的合理有效的解决。建议尝试建立医疗纠纷调解的法定前置制度，以期引导纠纷进入调解轨道内，节约不必要的诉讼和上访费用。
（三）仲裁机制的完善
医疗纠纷仲裁在我国尚未建立，关于医疗纠纷仲裁庭的设立、其法律地位、仲裁庭人员选拔、仲裁原则等问题学术界尚处于讨论之中，地方各级政府对此也持谨慎态度。此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和仲裁法建议修改稿中，也未将仲裁从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排除3，我国现行《仲裁法》4 亦然。可以说仲裁作为一种“权威、高效、低成本”的农村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具有可行性。
我国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如仲裁、人民调解等制度的设立和运转不畅，使得医疗纠纷最终走向诉讼渠道，加重了我国司法工作的压力。其次，我国医疗仲裁的社会软、硬件基础和民众仲裁意识薄弱。因此更需要普及分析适用5。最后，农村医疗纠纷仲裁还是一个公共决策的问题。医疗纠纷仲裁庭的设立所体现的公益性和便民性是党和政府执政和行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据调研分析，江浙川渝两地农村医疗均逐年增长，增长速度远超城市。相比城市医疗纠纷，两地农村医疗纠纷均具有难以调解的特点。因此，两地农村快速权威解决纠纷的机制缺口很大。仲裁是一种可行性较高的弥补办法。但我国现行农村医疗纠纷仲裁机制尚未建立，仲裁庭设置的条件也过于严格。笔者认为在现有仲裁委员会内部设立医疗纠纷仲裁庭是操作性较强的办法之一，同时以仲裁派出庭的形式，将集中于城市的仲裁资源投入到农村具体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去。此外，医疗仲裁机构的设立，涉及到人力资源、机关事业单位专业人员的流动、政策认同与支持、司法机构和政府管理机构的指导和配合等问题。
五、结语
目前我国医患纠纷形势严峻，医患关系长期得不到缓和。经过上文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地域差异造成的因素，也有我国各地医疗纠纷解决实践中的共性因素。创设行之有效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已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发展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拙文参阅已有成果，并结合课题组成员辛苦调研所得之经验，并经各位同仁不懈努力至此终于完成。此文若有能利于国家发展一二者，或能启迪后来之有志于此研究者，此实诸位同仁公望之所在。
注释
1张玉敏主编..民法（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P.507
2国务院令第351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日期：2002.04.04，实施日期：2002.09.01 第四十六条
3邱清华.医疗纠纷的民间团体的角色——消基会[J].台湾医界，1994，（6）：38-42.
4《仲裁法》第二条抽象的肯定了那些争议具有可仲裁性，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额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第三条将如下关系排除在可仲裁范围外：<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5方鹏骞等.医事仲裁解决机制的显示可行性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第30卷.（12），2010.12.
本课题系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重庆市级），本课题组是农村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员有潘慧斌、吴柯苇、金柏浩、泮倩霞、陈跃潭。课题组负责人潘慧斌。
作者简介
潘慧斌（1994.12），籍贯：浙江省台州市，学历：本科，毕业院校：西南政法大学，研究方向：法学
金柏浩，男，本科，1993.6.24，汉族，浙江省宁波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学。
吴柯苇，男，本科，1993.10.20，汉族，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学。
[关键词]农村；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相关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入手，但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却鲜有学者问津。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因而对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故而课题组以江浙、川渝两地为研究对象，对两地农村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现有机制的改进意见。愿得抛砖引玉，弥补缺漏之效。
一、农村医疗纠纷概述
（一）农村医疗纠纷的概念
农村是指采用农业生产方式进行经济活动的以熟人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经济单位。本文所称之农村特指我国行政区划中的区县（仅含欠发达地区的区县）及县级以下乡镇、行政村自然村。基于此，课题组将农村医疗纠纷定义如下：医疗纠纷是指基于医疗行为，在医方与患方之间产生的因医疗过错、违约而导致的医疗损害赔偿及医疗合同违约等纠纷。
（二）农村医疗纠纷特征：
1.地域特殊性：农村医疗纠纷的发生地具有特殊性，即发生于我国的农村地区，具有很强的属地主义意味。
2.法律关系复合性：农村医疗纠纷是合同与侵权的统一体。1
（三）农村医疗纠纷现状概述
我国现有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有以下三种：协商、卫生行政部门干预以及诉讼。2其中前两种解决机制应用较广泛，诉讼解决尚未得到普遍适用，但其发展前景光明，预计将在未来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调查成果展示和初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方式收集相关数据。课题组行程及至川渝和江浙地区的25个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为后续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一）调查成果如下：
（二）数据分析
1.农村医疗纠纷数量逐年增加，江浙地区发生数量多于川渝地区。课题组在川渝与江浙进行的调研显示，川渝、江浙两地的农村医疗纠纷发生件数都呈逐年加速增长的趋势，医患关系渐趋紧张。另外江浙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发生数量明显多于川渝地区。江浙地区地处东部沿海，区域经济发达，民事纠纷发生频繁，因而农村医疗纠纷发生数量相较于川渝地区要多。
2.医疗纠纷发生原因多样，主要由医方引起。表3的调查数据展示了医疗纠纷发生原因的复杂多样，除医患双方的原因外社会因素也助推医疗纠纷的发生。但纠纷主要是因医方医疗技术落后，医疗服务质量不达标等原因引起。
3.江浙地区农村医疗纠纷诉讼解决比重略高于川渝地区。课题组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浙江省虹桥镇、白塔镇医院医疗纠纷采用诉讼解决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比重占到本院纠纷总量的20%以上。川渝地区调研数据显示不同区域居民对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态度有着较大不同，总体上诉讼解决所占比重不高。综合分析江浙与川渝两地的调研数据，课题组认为江浙地区农村医疗纠纷诉讼解决的比重略高于川渝地区。
4.川渝地区行政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比重略高于江浙地区。数据显示在对行政调解这一机制的应用上，江浙地区与川渝地区有着较大的不同。川渝地区卫生医疗行政主管部门介入医疗纠纷调解的情况调较为普遍，水土镇和东泉镇行卫生医疗政主管部门调解的医疗纠纷分别占到两院年纠纷总量的25%、36.4%，而江浙地区行政调解的医疗纠纷占纠纷总量的比例在20%上下浮动。
5.协商是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不论是江浙还是川渝，以协商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比重普遍在40%以上，重庆三驱、青莲的这一比重甚至达到60%，课题组认为协商这一方式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农村医疗纠纷解决中仍将发挥巨大作用。
6.农村居民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了解程度较低，但江浙地区居民权利意识强于川渝地区。这一论断来自于课题组成员实地调研的直观感受。走访中大多数农村居民对医疗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表现出幼稚与无知，但相对而言江浙地区居民对农村医疗纠纷及其解决更为了解。江浙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相较于川渝地区民众权利意识更强。
上文从宏观层面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概述，在下文中课题组将对每一种解决机制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考其利弊得失。
三、解决机制分析
（一）和解
在农村医疗纠纷中，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观念的影响及自身经济因素、知识水平的局限，农村居民通常会选择和解来解决医疗纠纷。和解是医患双方通过协商的形式，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达成协议，自行解决医疗纠纷的一种手段。《条例》明确规定医患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医疗纠纷。另外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乡镇医院内部设有医疗纠纷调解部门专职处理医疗事故和纠纷，课题组将其称之为“医院内部调解”，不过其本质上仍属于医患双方协商解决。
同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和解最大的特点在于解决纠纷无须依赖第三方故具有高度自治性，从而便捷地解决争议，节约纠纷解决成本，有利于医患矛盾的解决。但目前这种方式在农村医疗纠纷解决的实践中仍相当不完善。协商和解往往异变为“和稀泥”的解决方式，容易成为滋生不合理赔偿的温床。同时也存在卫生行政部门监管不力，导致纠纷原因、责任的模糊不清。此外，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力。协商和解之后，双方因种种原因反悔，纠纷处理功亏一篑甚至变得更加复杂棘手。
（二）人民调解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近年来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地区纠纷的时空特殊性使得其解决较为依赖于温和的“调解”。浙江、江苏等地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对医疗纠纷特别是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影响巨大。与协商和解相比，“医调委”中立公正、快捷经济、和谐沟通、效力保障的优势尤为突出。但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疗纠纷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暴露出不少问题： 首先，从性质上来说，调解协议书不具强制执行力，容易造成调解协议履行上的困难。其次，尽管其属于独立第三方的，但民众仍会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有些患者甚至直接绕开这一解决方式。再次，“医调委”的经费难以确保。各地对于其经费的获得没有统一标准，如温州市“医调委”运行费用由市级财政全额拨款，而国内许多贫困地区因财政紧张而难以保障该机制的正常运行。最后，调解员的专业素养不足。调查中，课题组发现许多“医调委”的调解员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医学、法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背景，且年纪普遍较轻，往往难以胜任调解工作，导致调解效率底下效果不佳。此外，“医调委”因其非官方性地位和保障机制的缺陷而缺乏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三）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机制具有独特的优越性——程序灵活、效率高、成本低。此外，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对与医疗纠纷处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较为熟悉。其在第一时间介入到纠纷处理中，有利于正确引导双方处理纠纷，促进纠纷的解决，同时也有利于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进行后续管理。农村患者特别是川渝地区的患者对行政部门的权威认可度较高。在实践中，农村患者和乡镇医院皆较为倾向于选择此方式解决医疗纠纷。但行政调解也存在许多局限：
目前，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欠缺程序性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管办不分家；作为调解重要依据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当地医学会做出，存在“同业保护”及鉴定耗时较长的问题；且卫生行政机构中缺乏法学和医学专业知识兼备的工作人员。上述因素都影响着行政调解的公正、中立与效率。实践中存在卫生行政部门为达维稳目的，迫使乡镇医院支付患者不合理赔偿的情况。乡镇医院自身经济承受能力有限，此举对乡镇医院的发展与基层医疗服务的开展极为不利。受上述因素影响，行政调解无法避免被虚置的命运。
（四）司法途径
农村医疗纠纷的司法解决是指医疗纠纷的双方将争端交予人民法院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农村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司法起着终局性的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司法解决这一方式未被广泛适用，原因如下：
第一，司法途径解决农村医疗纠纷成本过高。首先，司法活动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范，诉讼周期较长，这与当事人想尽快解决纠纷的愿望相悖。其次，诉讼的进行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一些因病返贫的患者无力争讼。再次，巨大败诉风险使医患双方在司法途径的采用上持谨慎的态度。
第二，采取司法途径解决农村医疗纠纷受到多种不利社会因素的干扰，因而无法得到医患双方的青睐：一方面裁判法官专业性不足，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医疗纠纷的当事人双方更愿意采取和解而非诉讼方式解决争端。
四、农村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和解机制的完善
通过在川渝和江浙两地的调研，并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协商解决机制的特性，课题组提出下述建议：
1.增强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由于协商所达成的协议本质上属于契约，效力较低，事后易反悔。为更好地起到约束作用进而保护医患双方利益，应鼓励医疗纠纷当事人采取要式和解协议，制作协议书，协议书应载明有关事实经过和具体赔偿、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此外，还可以在协商过程中引入第三方（如律师见证下的协商）来对协商的规范性和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进行监督、见证，这将有利于协商结果的公平、公正。
2.加强对医务工作者沟通能力和技巧的培训，医患双方对等沟通。医务工作者除需具备基本的医学知识、法律知识外，更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技巧。交流沟通应做到热情对待，认真倾听并做好记录，慎重表态，做到“热接待，冷处理”，缓和患者情绪，为下一步沟通和解决打下良好基础。农村地区的医务工作者缺乏与患者有效沟通的能力，加之农村居民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阻碍沟通。因此加强对医务工作者沟通能力和技巧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非常必要。
3.相关科室、部门配合。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离不开多个科室、部门的相互配合。在一起医疗纠纷涉及多个科室的情况下，各科室间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这不利于医疗纠纷的及时解决。故而科室间的联系、商讨、沟通是明确责任、合理解决纠纷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医疗机构外部，多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落实相关政策，确保过程和结果的全面真实，协调中附带监督之意，将能有效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
4.医院内部先行启动医疗事故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医疗纠纷有效解决的关键环节。医院内部可以先行组成专家小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熟悉患者提供的材料和证据，再由医方当事人讲述事实经过，并提供证据。院内专家小组成员针对问题提问，当事人回答，最后讨论、投票决定。院内鉴定的结果虽不具法律效力，但可为医患双方下一步协商做好铺垫。
（二）调解机制的完善
第一，借鉴他国经验， 赋予合法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在其经过法院确认后具有与判决同样的法律效力，以此提高纠纷解决的效果。调解机构可以将调解协议送至司法机关确认其效力，司法机关也可以在调解机构内派驻专职人员确定调解协议的司法效力。调解协议的执行强制力由法院的执行局或行政机关执法部门确保。
第二，增强调解机构的专业性。逐步建立调解员的准入制度，通过一定形式，优先将具备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复合型知识的人才选任为调解员，并定期对调解委员会成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同时明确人民调解员的职务晋升渠道，将专职调解员纳入事业编制，提升其社会地位，保障其工资薪酬，增强职业吸引力。
第三，增强调解机构的中立性。首先，使调解机构的经费有所保障。其工作经费和补贴经费，可采用政府财政拨款、医学会活动经费、医疗机构资助、保险公司赞助等形式。其次，完善调解员回避制度，向当事人公开调解员的信息资料，当事人或者调解员本人均可提出合理的回避申请。其三，政府应简政放权给予调节机构更大的独立性，保障农村医疗纠纷解决的独立开展。此外应增强调处工作的透明度和调解效果。 第四，健全引导机制。积极宣传医疗调解机构的调处效果和公正性，使该机制能深入人心，被广大人民所优先选择。其次，调解机构及时主动地介入当地农村的医疗纠纷，来引导纠纷的合理有效的解决。建议尝试建立医疗纠纷调解的法定前置制度，以期引导纠纷进入调解轨道内，节约不必要的诉讼和上访费用。
（三）仲裁机制的完善
医疗纠纷仲裁在我国尚未建立，关于医疗纠纷仲裁庭的设立、其法律地位、仲裁庭人员选拔、仲裁原则等问题学术界尚处于讨论之中，地方各级政府对此也持谨慎态度。此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和仲裁法建议修改稿中，也未将仲裁从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排除3，我国现行《仲裁法》4 亦然。可以说仲裁作为一种“权威、高效、低成本”的农村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具有可行性。
我国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如仲裁、人民调解等制度的设立和运转不畅，使得医疗纠纷最终走向诉讼渠道，加重了我国司法工作的压力。其次，我国医疗仲裁的社会软、硬件基础和民众仲裁意识薄弱。因此更需要普及分析适用5。最后，农村医疗纠纷仲裁还是一个公共决策的问题。医疗纠纷仲裁庭的设立所体现的公益性和便民性是党和政府执政和行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据调研分析，江浙川渝两地农村医疗均逐年增长，增长速度远超城市。相比城市医疗纠纷，两地农村医疗纠纷均具有难以调解的特点。因此，两地农村快速权威解决纠纷的机制缺口很大。仲裁是一种可行性较高的弥补办法。但我国现行农村医疗纠纷仲裁机制尚未建立，仲裁庭设置的条件也过于严格。笔者认为在现有仲裁委员会内部设立医疗纠纷仲裁庭是操作性较强的办法之一，同时以仲裁派出庭的形式，将集中于城市的仲裁资源投入到农村具体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去。此外，医疗仲裁机构的设立，涉及到人力资源、机关事业单位专业人员的流动、政策认同与支持、司法机构和政府管理机构的指导和配合等问题。
五、结语
目前我国医患纠纷形势严峻，医患关系长期得不到缓和。经过上文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地域差异造成的因素，也有我国各地医疗纠纷解决实践中的共性因素。创设行之有效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已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发展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拙文参阅已有成果，并结合课题组成员辛苦调研所得之经验，并经各位同仁不懈努力至此终于完成。此文若有能利于国家发展一二者，或能启迪后来之有志于此研究者，此实诸位同仁公望之所在。
注释
1张玉敏主编..民法（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P.507
2国务院令第351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日期：2002.04.04，实施日期：2002.09.01 第四十六条
3邱清华.医疗纠纷的民间团体的角色——消基会[J].台湾医界，1994，（6）：38-42.
4《仲裁法》第二条抽象的肯定了那些争议具有可仲裁性，即“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额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第三条将如下关系排除在可仲裁范围外：<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5方鹏骞等.医事仲裁解决机制的显示可行性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第30卷.（12），2010.12.
本课题系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重庆市级），本课题组是农村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员有潘慧斌、吴柯苇、金柏浩、泮倩霞、陈跃潭。课题组负责人潘慧斌。
作者简介
潘慧斌（1994.12），籍贯：浙江省台州市，学历：本科，毕业院校：西南政法大学，研究方向：法学
金柏浩，男，本科，1993.6.24，汉族，浙江省宁波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学。
吴柯苇，男，本科，1993.10.20，汉族，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