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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逐步增大，不少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将加入“量宽俱乐部”。理由是：一是自去年11月以来，央行二次降准三次降息，比市场预期的力度要大得多;二是央行准备允许商业银行以地方债为抵押获得央行资金，以便减轻政府债务压力，扩大基础货币投放。
面对新一轮中国版QE（量化宽松）的预期加深，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出来澄清，他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不得直接向政府提供融资，所以说中国政府推出QE没有根据。其二，在央行的手中还有定向再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流动性调节工具，足以维持合理的流动性，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平稳增长，没有必要以直接购买新发地方债的QE手段来投放基础货币。
尽管官方不承认中国有QE推出，但仍有很多媒体指出，中国版QE实际上已经开始，现在只是以只做不说的形式出现。所谓QE（QuantitativeEasing）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商业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货币的干预方式，以增加市场的货币供给。
迄今为止，学术界和金融界尚未对量化宽松QE形成统一定义。欧洲央行执委会认为，量化宽松政策所推出一系列措施的重要目标就是缓解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而中国央行则将量化宽松政策定义为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方式。因此，在中国官方看来，中国现在的货币宽松与国际标准出入较大，所以官方一直否认推出QE政策也在预料之中。
其实，最早推出QE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日本。2001年，在实际利率降至为零的背景下日本央行首次推出以“量化宽松”为名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美联储先后推出三轮资产购买计划（以及一轮扭转操作），除了第一轮出于救助目的曾直接购买三大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的债务外，其购买标的集中于中长期国债和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可见美联储购买资产的直接目的是压低中长期市场利率和支持房地产复苏。
而欧版的QE直到2014年1月正式推出，在存款负利率和已有资产支持证券（ABS）与担保证券（CoveredBonds）购买计划基础上，欧洲央行又推出了“扩大资产购买计划”。根据该计划，欧洲央行共计将购买1.1万亿欧元的公共及私人部门证券（主要是欧元区成员国的“投资级”主权债券、机构债券、ABS等），其目的就在于让欧元区彻底摆脱通缩。
西方QE与中国版QE区别在哪里？
量化宽松（QE）这个词，自从问世以来，国内外舆论的基本口径是指向放水和印钞票，总体持中性偏负面态度。因为涉及到中国版QE的标准和口径与欧洲并不一致，所以官方一直不承认中国有QE之说，但是央行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的做法，本质上就是QE了。那么西方版的量化宽松（QE）与中国版的QE究竟区别在哪儿呢？
首先，西方版的QE都是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这是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失灵的情况下，而采取的更为激进的替代政策。但中国当前的基准利率还远在零之上，存款准备金利率也处历史高位，所以未来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有调整空间。
其次，西方版的QE都是央行直接出手大举购买资产，央行通过快速扩张资产负债规模为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并带动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的较快增长。例如，在三轮资产购买之后，美联储的资产总额增长128%，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增长205%。
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央行这次允许地方政府将1.6万亿短期、高风险的、高利率的债务置换成长期的、由央行背书的、低利率的债券。此外，为了使地方债券更具流动性，中国央行将其纳入抵（质）押品范围，这意味着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将地方债纳入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的抵押品范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QE是央行直接购买中长期债券，而中国版的QE是央行以隐讳的方式发行基础货币，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西方版的量化宽松，虽然都是想要创造超级宽松的货币环境为目的，但侧重点存在着差异。例如，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是为了避免经济陷入长期通缩，而通过注入流动性，使市场有了通胀预期，从而帮助经济走出困境。而美国QE的重点在于为私人部门创造更为有利的中长期融资环境，以促进就业率和投资的回暖。而中国版的QE，则是意在稳定经济增长，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
最后，西方版的量化宽松是没有期限的，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是永久的。而中国版QE，虽然也是央行通过不同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还是要向中央银行付利息的，是有成本的。因此也有人认为，中国版的QE仅是一次较长期限的逆回购而已，西方版的QE才更加激进。
中国版的QE正式开始了吗？
有媒体报道，中国央行近期针对特定银行进行了抵押补充贷款（PSL）操作，向市场投放1.5万亿，以提供基础货币，同时调降本次PSL利率至3.1%，以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如果再加上两次降准三次降息释放的流动性，可以说，一年来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最少在6万亿以上。
所谓PSL，是指中央银行以抵押方式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合格抵押品可能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其亦是一种基础货币投放工具。当然，也有专家指出，PSL不止是一种数量工具，它是未来央行引导中期利率的一种重要价格工具，PSL的利率即是未来中长期的基准利率。
PSL创新工具的使用，开始于4月，央行通过PSL工具为国家开发银行支持棚户区改造提供了1万亿元的资金额度，资金利率为4.5%，利率较当时市场利率低约1个百分点。
在去年，央行总共提供了PSL资金3831亿元，今年前5个月提供PSL资金2628亿元。截至5月底，PSL余额为6459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版的QE已经在实施之中。那么央行现在频繁动用PSL工具究竟有何用意呢？ 首先，中国版的扭曲操作是央行的真实意图。就在上月末，央行近期向部分机构开展了定向正回购，期限包括7天、14天和28天，总操作量超过1000亿。人们纷纷猜侧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节奏是否会放缓？而近期PSL的推出，又马上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毕竟在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也不支持央行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
央行本次的PSL和正回购同时使用，与美联储前几年的扭曲操作十分相似，即是收短放长，通过给市场注入流动性，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现在的状况是，一方面短期内市场资金充裕，且利率处于低位，股市每日成交量就能突破2万亿，所以应部分商业银行的要求，央行通过正回购收笼当前市场过多基础货币。
而另一方面，央行通过PSL（抵押补充贷款）向银行定向投放大量的中长期贷款的方式，以压低中长期基准利率，这样可支持实体经济。央行于去年9月、11月、今年3月和5月四次调整PSL利率，从最初的4.5%下调至目前的3.1%。
再者，在外汇占款趋势滑落背景下，央行释放长期流动性是大势所趋。目前商业银行缺乏长期资金来源：存款增长乏力，尤其近期火爆股市下的存款搬家。显然这样会对其投放中长期贷款，以及承接中长期地方债的能力和意愿均构成很大制约。所以PSL（抵押补充贷款）将与SLF（常备借贷便利），ML F（中期借贷便利）一样，都将成为继外汇占款之后，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以及引导利率下行的又一崭新渠道。
最后，近期财政部和央行已经发文决定将地方债纳入到商业银行向央行贷款的低押物之中。而央行近期发行的1.5万亿元的PSL的抵押物很有可能是地方债。实际上，这相当于央行间接购买了地方债，事实上这就是中国央行版的量化宽松。
央行版的量化宽松来了吗？实际上已经到来，相对于降准降息，PSL对实体经济的效果更加明显，既可以引导中长期基准利率走低，又可以通过曲线方式购买地方债，当然在外汇占款这种基础货币投放模式失灵的情况下，拿出新的PSL作为基础货币投放工具，也是无奈的选择。总之，央行全面放水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版的QE能否拯救衰退的经济呢？
不管是西方版的QE，还是中国版的QE，都是央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以期达到改善投融资环境和压低中长期贷款利率为目的。所不同的是中国版的QE就是为了阻止经济过快下行，化解发生债务危机，为改革腾出时间。中国版的QE能否拯救衰退的经济呢？
1、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并将地方债纳入PSL、SLF、MLF的抵押范围，这样的好处有三：其一，今年有4.8万亿地方债集中到期，为了化解偿还风险，央行到期的部分债务变成长期的债券，这样既可化解地方债风险，也可使地方政府一年减轻四百至五百亿利息负担。其二，地方政府拿了发行债券的资金，再去搞基建投资，就可以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其三，央行允许银行拿了地方债可以作为向央行再贷款的抵押物，这样地方债就会被市场所广泛接纳。
不过，笔者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较为依赖于基础建设投资，而基础建设又全都由地方政府大包大揽，这一方面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而且通过中国版的QE将到期地方债务转化成长期债券也仅是权宜之计。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财政收入的减少，靠地方政府大举借债投资搞基建也缺乏可持续性。所以真正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稳定经济的并不是QE，而是PPP。
所谓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模式。就在5月末，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一份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PPP模式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由财政部、发改委和央行三部委共同拟定，并将PPP模式上升到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打造“双引擎”的高度。
中国政府为何要如此重视PPP呢？因为2015年中国经济依旧不甚乐观，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完全可以替代旧模式时。为了稳增长，就必须加大对基础建设等公共领域的投资力度。但是目前由于财政收支紧张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而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政府就希望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到基础项目建设及运营中来。但问题是，政府伸出的橄榄枝，能否得到社会资本的积极响应呢？笔者认为，必须要在制度和机制的设计上做足文章，这样才能吸引民间资本投资。
首先，政府要完成自身角色的转换。在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时代，政府既是投资项目的关联审批方，也是当地公共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参与制定者，同时还是项目资金的筹措人和财政补贴的提供者，因此政府对公共投资项目有极强的话语权。而PPP要求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是平等的谈判关系，市场化的合同需要得到有效的尊重，因为长期项目很容易受到政府换届的影响。所以，政府的角色转换很有必要。
再者，政府与社会资本必须要有公开、透明和清晰的利益划分。因为PPP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经营者对公众的信息公开制度，通过谈判厘清政府和社会资本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让社会资本对可能的收益和出现的损失心知肚明，从而可以放心投入资本和精力，专心地提供产品和服务。
最后，建立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以前政府主导投资最大的问题在于，投资项目支出远远超出地方政府财力可以承受的程度。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地方融资平台，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地方债和项目债以弥补财政资金的缺乏。而建立PPP模式就是希望政府信用从融资渠道中剥离，按照企业自身规律运转。当然现在传统融资渠道如银行都尚存疑虑，需要培育新的融资方式以替代之。
2、降准降息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效果有限。 在过去的6个月中，央行连续三次降息，两次降准。但是，多位银行和实体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对融资利率的感知，与政策意图效果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背离。业内专家对此解释是，利率下调不可能一步到位，传导期大概是半年到一年之间。
那么央行降息降准之后，企业融资成本究竟降了没有？实际情况是，在银行眼中的“优质企业”融资成本肯定是下降了，但“资质较差”、处于困难期的企业融资成本“不见得能降”。目前大部分企业贷款都要上浮30%至50%。平均成本年化在8%至8.5%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央行在数轮降准降息之后，为何还是没能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呢？
首先，央行降息降准，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大多都进入了资本市场，所以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始终降不下来。据市场估算，通过结构化理财配资、高净值客户及机构配资、伞形信托配资、股权质押融资等渠道，银行自有资金及理财资金入市规模超过3万亿。大量银行资金通过不同渠道进入股市，使得央行原本想通过降准降息给实体经济带来流动性的效果大打折扣。
再者，央行降准降息，降的是货币市场的利率，信贷市场利率并没有降。2014年11月以来，央行连续三次降息，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90个基点。但数据显示，2015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56%，比年初下调2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78%，比年初下降0.15个百分点。可见央行的降息对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的影响也有限，更不要说信贷市场的利率了。
最后，去年下半年以来，增加银行体系可贷资金的政策频频出台，而贷款增速并未明显改观。这一方面说明了由于不良贷款率的大幅攀升，使传统银行在惜贷的同时，对一般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始终保持在8%以上。另一方面，由于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巨大，需求严重不足。
央行在频繁的降准降息之后，实体经济的各方都觉得在融资成本方面作用有限，央行降准降息或是PSL只是给央企、基建工程降低了融资成本，但并没有把实体经济带出困境，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所以笔者觉得，央行除了降准降息之外，还应该构建像股市、债市、VC、信托等多层次的投融资渠道，通过引导增量资金，盘活社会存量资金，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与西方国家经济不同，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的。所以光靠央行推行中国版的QE只能迟滞经济下行压力，延后即将到来的各种经济危机，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要想走出困境，必须深化改革，通过改革红利的完全释放，才能促进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所以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
面对新一轮中国版QE（量化宽松）的预期加深，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出来澄清，他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不得直接向政府提供融资，所以说中国政府推出QE没有根据。其二，在央行的手中还有定向再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流动性调节工具，足以维持合理的流动性，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平稳增长，没有必要以直接购买新发地方债的QE手段来投放基础货币。
尽管官方不承认中国有QE推出，但仍有很多媒体指出，中国版QE实际上已经开始，现在只是以只做不说的形式出现。所谓QE（QuantitativeEasing）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商业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货币的干预方式，以增加市场的货币供给。
迄今为止，学术界和金融界尚未对量化宽松QE形成统一定义。欧洲央行执委会认为，量化宽松政策所推出一系列措施的重要目标就是缓解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而中国央行则将量化宽松政策定义为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方式。因此，在中国官方看来，中国现在的货币宽松与国际标准出入较大，所以官方一直否认推出QE政策也在预料之中。
其实，最早推出QE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日本。2001年，在实际利率降至为零的背景下日本央行首次推出以“量化宽松”为名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美联储先后推出三轮资产购买计划（以及一轮扭转操作），除了第一轮出于救助目的曾直接购买三大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的债务外，其购买标的集中于中长期国债和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可见美联储购买资产的直接目的是压低中长期市场利率和支持房地产复苏。
而欧版的QE直到2014年1月正式推出，在存款负利率和已有资产支持证券（ABS）与担保证券（CoveredBonds）购买计划基础上，欧洲央行又推出了“扩大资产购买计划”。根据该计划，欧洲央行共计将购买1.1万亿欧元的公共及私人部门证券（主要是欧元区成员国的“投资级”主权债券、机构债券、ABS等），其目的就在于让欧元区彻底摆脱通缩。
西方QE与中国版QE区别在哪里？
量化宽松（QE）这个词，自从问世以来，国内外舆论的基本口径是指向放水和印钞票，总体持中性偏负面态度。因为涉及到中国版QE的标准和口径与欧洲并不一致，所以官方一直不承认中国有QE之说，但是央行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的做法，本质上就是QE了。那么西方版的量化宽松（QE）与中国版的QE究竟区别在哪儿呢？
首先，西方版的QE都是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这是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失灵的情况下，而采取的更为激进的替代政策。但中国当前的基准利率还远在零之上，存款准备金利率也处历史高位，所以未来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有调整空间。
其次，西方版的QE都是央行直接出手大举购买资产，央行通过快速扩张资产负债规模为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并带动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的较快增长。例如，在三轮资产购买之后，美联储的资产总额增长128%，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增长205%。
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央行这次允许地方政府将1.6万亿短期、高风险的、高利率的债务置换成长期的、由央行背书的、低利率的债券。此外，为了使地方债券更具流动性，中国央行将其纳入抵（质）押品范围，这意味着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将地方债纳入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的抵押品范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QE是央行直接购买中长期债券，而中国版的QE是央行以隐讳的方式发行基础货币，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西方版的量化宽松，虽然都是想要创造超级宽松的货币环境为目的，但侧重点存在着差异。例如，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是为了避免经济陷入长期通缩，而通过注入流动性，使市场有了通胀预期，从而帮助经济走出困境。而美国QE的重点在于为私人部门创造更为有利的中长期融资环境，以促进就业率和投资的回暖。而中国版的QE，则是意在稳定经济增长，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
最后，西方版的量化宽松是没有期限的，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是永久的。而中国版QE，虽然也是央行通过不同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还是要向中央银行付利息的，是有成本的。因此也有人认为，中国版的QE仅是一次较长期限的逆回购而已，西方版的QE才更加激进。
中国版的QE正式开始了吗？
有媒体报道，中国央行近期针对特定银行进行了抵押补充贷款（PSL）操作，向市场投放1.5万亿，以提供基础货币，同时调降本次PSL利率至3.1%，以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如果再加上两次降准三次降息释放的流动性，可以说，一年来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最少在6万亿以上。
所谓PSL，是指中央银行以抵押方式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合格抵押品可能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其亦是一种基础货币投放工具。当然，也有专家指出，PSL不止是一种数量工具，它是未来央行引导中期利率的一种重要价格工具，PSL的利率即是未来中长期的基准利率。
PSL创新工具的使用，开始于4月，央行通过PSL工具为国家开发银行支持棚户区改造提供了1万亿元的资金额度，资金利率为4.5%，利率较当时市场利率低约1个百分点。
在去年，央行总共提供了PSL资金3831亿元，今年前5个月提供PSL资金2628亿元。截至5月底，PSL余额为6459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版的QE已经在实施之中。那么央行现在频繁动用PSL工具究竟有何用意呢？ 首先，中国版的扭曲操作是央行的真实意图。就在上月末，央行近期向部分机构开展了定向正回购，期限包括7天、14天和28天，总操作量超过1000亿。人们纷纷猜侧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节奏是否会放缓？而近期PSL的推出，又马上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毕竟在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也不支持央行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
央行本次的PSL和正回购同时使用，与美联储前几年的扭曲操作十分相似，即是收短放长，通过给市场注入流动性，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现在的状况是，一方面短期内市场资金充裕，且利率处于低位，股市每日成交量就能突破2万亿，所以应部分商业银行的要求，央行通过正回购收笼当前市场过多基础货币。
而另一方面，央行通过PSL（抵押补充贷款）向银行定向投放大量的中长期贷款的方式，以压低中长期基准利率，这样可支持实体经济。央行于去年9月、11月、今年3月和5月四次调整PSL利率，从最初的4.5%下调至目前的3.1%。
再者，在外汇占款趋势滑落背景下，央行释放长期流动性是大势所趋。目前商业银行缺乏长期资金来源：存款增长乏力，尤其近期火爆股市下的存款搬家。显然这样会对其投放中长期贷款，以及承接中长期地方债的能力和意愿均构成很大制约。所以PSL（抵押补充贷款）将与SLF（常备借贷便利），ML F（中期借贷便利）一样，都将成为继外汇占款之后，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以及引导利率下行的又一崭新渠道。
最后，近期财政部和央行已经发文决定将地方债纳入到商业银行向央行贷款的低押物之中。而央行近期发行的1.5万亿元的PSL的抵押物很有可能是地方债。实际上，这相当于央行间接购买了地方债，事实上这就是中国央行版的量化宽松。
央行版的量化宽松来了吗？实际上已经到来，相对于降准降息，PSL对实体经济的效果更加明显，既可以引导中长期基准利率走低，又可以通过曲线方式购买地方债，当然在外汇占款这种基础货币投放模式失灵的情况下，拿出新的PSL作为基础货币投放工具，也是无奈的选择。总之，央行全面放水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版的QE能否拯救衰退的经济呢？
不管是西方版的QE，还是中国版的QE，都是央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以期达到改善投融资环境和压低中长期贷款利率为目的。所不同的是中国版的QE就是为了阻止经济过快下行，化解发生债务危机，为改革腾出时间。中国版的QE能否拯救衰退的经济呢？
1、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并将地方债纳入PSL、SLF、MLF的抵押范围，这样的好处有三：其一，今年有4.8万亿地方债集中到期，为了化解偿还风险，央行到期的部分债务变成长期的债券，这样既可化解地方债风险，也可使地方政府一年减轻四百至五百亿利息负担。其二，地方政府拿了发行债券的资金，再去搞基建投资，就可以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其三，央行允许银行拿了地方债可以作为向央行再贷款的抵押物，这样地方债就会被市场所广泛接纳。
不过，笔者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较为依赖于基础建设投资，而基础建设又全都由地方政府大包大揽，这一方面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而且通过中国版的QE将到期地方债务转化成长期债券也仅是权宜之计。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财政收入的减少，靠地方政府大举借债投资搞基建也缺乏可持续性。所以真正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稳定经济的并不是QE，而是PPP。
所谓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模式。就在5月末，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一份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PPP模式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由财政部、发改委和央行三部委共同拟定，并将PPP模式上升到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打造“双引擎”的高度。
中国政府为何要如此重视PPP呢？因为2015年中国经济依旧不甚乐观，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完全可以替代旧模式时。为了稳增长，就必须加大对基础建设等公共领域的投资力度。但是目前由于财政收支紧张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而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政府就希望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到基础项目建设及运营中来。但问题是，政府伸出的橄榄枝，能否得到社会资本的积极响应呢？笔者认为，必须要在制度和机制的设计上做足文章，这样才能吸引民间资本投资。
首先，政府要完成自身角色的转换。在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时代，政府既是投资项目的关联审批方，也是当地公共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参与制定者，同时还是项目资金的筹措人和财政补贴的提供者，因此政府对公共投资项目有极强的话语权。而PPP要求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是平等的谈判关系，市场化的合同需要得到有效的尊重，因为长期项目很容易受到政府换届的影响。所以，政府的角色转换很有必要。
再者，政府与社会资本必须要有公开、透明和清晰的利益划分。因为PPP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经营者对公众的信息公开制度，通过谈判厘清政府和社会资本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让社会资本对可能的收益和出现的损失心知肚明，从而可以放心投入资本和精力，专心地提供产品和服务。
最后，建立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以前政府主导投资最大的问题在于，投资项目支出远远超出地方政府财力可以承受的程度。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地方融资平台，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地方债和项目债以弥补财政资金的缺乏。而建立PPP模式就是希望政府信用从融资渠道中剥离，按照企业自身规律运转。当然现在传统融资渠道如银行都尚存疑虑，需要培育新的融资方式以替代之。
2、降准降息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效果有限。 在过去的6个月中，央行连续三次降息，两次降准。但是，多位银行和实体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对融资利率的感知，与政策意图效果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背离。业内专家对此解释是，利率下调不可能一步到位，传导期大概是半年到一年之间。
那么央行降息降准之后，企业融资成本究竟降了没有？实际情况是，在银行眼中的“优质企业”融资成本肯定是下降了，但“资质较差”、处于困难期的企业融资成本“不见得能降”。目前大部分企业贷款都要上浮30%至50%。平均成本年化在8%至8.5%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央行在数轮降准降息之后，为何还是没能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呢？
首先，央行降息降准，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大多都进入了资本市场，所以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始终降不下来。据市场估算，通过结构化理财配资、高净值客户及机构配资、伞形信托配资、股权质押融资等渠道，银行自有资金及理财资金入市规模超过3万亿。大量银行资金通过不同渠道进入股市，使得央行原本想通过降准降息给实体经济带来流动性的效果大打折扣。
再者，央行降准降息，降的是货币市场的利率，信贷市场利率并没有降。2014年11月以来，央行连续三次降息，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90个基点。但数据显示，2015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56%，比年初下调2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78%，比年初下降0.15个百分点。可见央行的降息对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的影响也有限，更不要说信贷市场的利率了。
最后，去年下半年以来，增加银行体系可贷资金的政策频频出台，而贷款增速并未明显改观。这一方面说明了由于不良贷款率的大幅攀升，使传统银行在惜贷的同时，对一般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始终保持在8%以上。另一方面，由于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巨大，需求严重不足。
央行在频繁的降准降息之后，实体经济的各方都觉得在融资成本方面作用有限，央行降准降息或是PSL只是给央企、基建工程降低了融资成本，但并没有把实体经济带出困境，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所以笔者觉得，央行除了降准降息之外，还应该构建像股市、债市、VC、信托等多层次的投融资渠道，通过引导增量资金，盘活社会存量资金，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与西方国家经济不同，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的。所以光靠央行推行中国版的QE只能迟滞经济下行压力，延后即将到来的各种经济危机，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要想走出困境，必须深化改革，通过改革红利的完全释放，才能促进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所以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