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是19世纪后半叶法国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的一篇佳作。它通过平常的人物，平常的情节，表现了一个深刻的、发人深省的主题，尤其是他对人物的刻画，更是独具匠心，他不在外貌描写上下功夫，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借助人物的语言，刻画出人物性格。
　　《我的叔叔于勒》就是通过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的。尤其是菲利普夫妇对于勒这个悲剧人物称谓的变化，更是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他们的灵魂：
　　“一文不值的于勒”。于勒和菲利普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染缸里，于勒从小就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恶习，他不仅不能挣钱养活自己，而且他还“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在穷人家这是最大的罪恶。”因此这时的于勒是“一文不值的于勒”。
　　“好心的于勒”。被人们看作“一文不值的于勒”终于被送上了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到美洲去了，他“一到那里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后来又给了他们第二封信，这封信成了他们的“福音书”，经过十年的期盼，于勒终于没回来，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期盼与日俱增。所以母亲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算得上一个有办法的人。”“一文不值的于勒”之所以成了“好心的于勒”就是因为于勒赚了钱。
　　“这个小子”“卖牡蛎的”。希望中的于勒没有出现，十年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菲利普一家乘船到哲尔赛岛去旅行，在船上遇到了期盼已久的于勒——但不是发了财的于勒，而是“又老又脏，满脸皱纹”靠卖牡蛎为生的穷汉。
　　这时母亲的期望还未完全破灭，她让菲利普去跟船长打听一下，但是她嘱咐菲利普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好心的于勒”变成了“这个小子”。
　　“这个贼”“那个讨饭的”。当菲利普从船长那里打听回来，确定了那个卖牡蛎的人就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于勒时，“母亲”这时对于勒的新恨旧怨涌上心头，不得不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来拖累我们的，”为了免得“那个讨饭的”认出来，只好让若瑟夫去付牡蛎钱，并叮嘱“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
　　“这个流氓”。当“我”在付给“我”的叔叔于勒牡蛎钱时，对于“我”认为“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于是“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但是“我”的这个善举，却把母亲吓了一跳，并且直望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10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至此母亲简直暴跳如雷了，如果不是“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她非继续大骂下去不可。
　　围绕着于勒是否拥有金钱，菲利普夫妇不断地变换着称谓，对于勒的褒贬完全取决于“金钱”，通过这个不断变化着的称谓，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金钱主宰了人们的心灵和生活，它既能使互相对立的人亲密无间，也能使亲人形同陌路。这样残酷的情景，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社会现实的概括。而莫泊桑把这一切通过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称谓的变化，就很好地表现了出来，真可以说是大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