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臣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
　　《在历史的关键点上》（合著）
　　1994年 《北京城市生活史》（明代部分）1997年 《文化冲击中的制度惯性》
　　2002年 中国城市出版社。
　　有这样一位潜心研究中国礼仪的老人，在浮躁的当今专注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只为将之学透并讲述给大家听，学之研之并推之，他曾在百家讲坛中向大家细细讲述清宫礼仪。最近，本刊采访了中国古代礼仪专家李宝臣教授，来看看他别样的人生。
　　氏族：世道更替，您幼年家境如何？
　　李：我家是过去的世宦之家，但到清光绪年间我祖父幼年时经朝廷抄家，家道中落，后经祖父两代经商，家道渐饶。我家虽然是旗人旧家，但我祖父、父亲的思想挺开化，譬如他们都不信中医，生病一定要到协和医院或是同仁医院。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创办的，同仁医院是德国人创办的。他们都厌恶旗人的繁文缛节与好吃懒做的习气，尽管我家至今仍保持着“好吃”传统，却从不容许“懒做”。我父亲重视子女教育，相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他是资方，公私合营以后，境遇每况愈下，有运动就逃不过去。所以要求我们兄弟姐妹学习理工，坚决不让学习文史。当时家庭生活氛围比较宽松，但旗俗、旗礼并不能完全褪尽，况且所交往的人又多是旧家。
　　氏族：作为旧家子弟，您从小见的世面肯定不一样？
　　李：小时候见过一些晚清的名人，像载涛、容龄，比如说容龄，她的父亲裕庚，是晚清驻法国公使。她家是玉田正白旗汉军。容龄与她的姐姐德龄，曾随父亲到法国生活和学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妇女走向西方读书学习的先驱。1903年回国后，姐妹俩被慈禧召进宫随侍左右，参与宫廷外交事务。这几年不断有人把德龄姐妹的故事搬上银幕，如《德龄公主》、《德龄郡主》等等。我上中学那会儿，见到容龄谈起慈禧，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太后仁德”，而且每次谈起的时候都有欠身欲起立的动作。
　　氏族：读书只为兴趣，是一种什么状态？
　　李：伴随目的的读书，大概不是为了功利，就是出于研究预设的目标。我当时读书没有任何目标，也不知道今后人生命途怎样，只是想知道些旧事，并且可以打发时光，这一时期，我平均每天看书大约8小时，有时候一天看14小时，也从来没有想过读这些古旧书有什么用。当时读书基本处于秘密状态，不可随便向他人道及，否则遭遇“揭发”，难免招致麻烦。
　　氏族：那您觉得做学问需要一种什么心态与环境？
　　李：王国维说过学问的三无，无新旧，无中外，无有用无用。太炎先生讲过要破成见，不外是指不要因乎定法，先入为主，非要怎样不可。人文、社会的学问不同于数理、自然科学，构建的理论再精深博大也不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既然要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社会关怀，而世间的人又都是具体的、不可重复的，所以就不能把这一动态的变量，当成无生命的静态群体任意摆布、来搭建个人的所谓学术创意。
　　氏族：您还未完成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能聊聊您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吗？
　　李：类似的问题我一向认为很荒诞。我很欣赏行之所当行，止之所当止，听其自然。设定人生目标实际上是自找麻烦，况且那都是年轻时的激情，岁月流逝越来越模糊。俗语讲，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设定了人生目标，自然就要经常发生怨天尤人的烦躁与无怨无悔的豪情。世间有离开理智的情感，绝没有离开情感的理智。理智逻辑永远也解释不了“乐意”是怎么回事，乐意是即时的，飘忽不定的，常常是昨是而今非的。人生其实就是情之所系，怨天尤人与无怨无悔相比，我相信前者更真实些。朝钱看的竞争哲学，使生命的过程成为物欲的牺牲，目标、价值其实就是“物”，在这点上我倒希望懒惰一些，因为懒惰是医治精神疾病的良药。
　　氏族：您对当今的家庭教育有什么建议吗？
　　李：礼之用和为贵，家庭教育要让儿童知道担责传统的 “仁义礼智信”当中，除礼之外，其他四个只能视作追求，“仁者爱人，以义制我”的程度，怎么量化？只有“礼”是外在规范，可以量化操作，历史上从来是用“礼”营造道德的。
　　中国人的育婴方式跟西方人很不一样。在婴儿跟母亲咿呀学语的时候，其实好多“礼”的因子就印入脑海，形成了“潜意识”。过去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但是人种是“西化”不了，因为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密码在育婴阶段就已经传递了。当然，仅靠这种无意识的传递还远远不够，需要有意识地去做的事情。我的成长过程得感谢祖母，小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一样，犯了错被大人逮着，一定是百般辩解尽情推卸，全是别人的错。可是类似情况让我祖母遇见，她从来就不听我解释，只要我一张口推诿，立即命令我住嘴，随之就是罚站面壁自省，直到我“赎罪认错”为止。人能管的却往往管不住的就是自己，想管住却根本管不了的是他人，与其改变世界，不如改变看法，看法变了，世界就变了。
　　“西方把中世纪的基督教成功地带入现代社会，难道中国就不能将拥有几千年传统的礼教经过改造，带进现代社会？”——摘自李宝臣《礼不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