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到1858年春夏，曾国藩进行了他领导生涯极其重要的反省。这次反省的重点是对其强毅性格的改善。
　　曾国藩的性格属于倔强、强毅一路。他说：“至于倔强，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干，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在倔强。若能去忿欲，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曾国藩认为，倔强是做人不可少的。《易》倡导与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与倔强是相互的，保持强毅之气，根本的是要保持自己的本色，不趋炎附势“不以忠孝之地用意气，不以朴拙之人讲权术”。“用意气”“讲权术”都是官场必不可少的，而曾国藩一直以来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所以在江西的时候他就处处碰壁。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
　　1854年12月到1857年3月，这是曾国藩性格在残酷的现实中得到煎熬、锤炼的阶段。他满心希望“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以“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之大志。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会和他一样，不计个人得失同心协力致力于剿灭太平天国的大计之中。因此在行事上，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讲究策略，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与江西官场矛盾极深。曾国藩的这种倔强性格导致了他与江西官场的决裂，做什么事都不顺手。偏赶这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曾国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将一万多湖湘子弟丢在江西，自己带着弟弟曾国荃、曾国华回家奔丧。
　　在家的日子，曾国藩才开始细细地反省自己，特别是在性格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反省也是很有效果的。通过一年的努力，曾国藩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君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者所推崇的信条，曾国藩看到，要善其身则不可以兼善天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选择了放弃个人性格所固守的外方，而改为外圆。“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概括说就是圆融通达。
　　首先是看得见别人的长处，承认自己的不足。“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以前他总认为自己“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很容易忽略了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弱点，同时也会傲慢心理。他吃过靖港、湖口等败仗，现在想想自己其實是“教练之才”，而不是将军之才，因此，他复出后不再亲临一线，而是常常在后方运筹帷幄、统筹调度。这样的结果是各级指挥员能动性、自觉性、主观性得到极大发挥。
　　其次是学会周旋应酬。“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他复出时，从湘乡县政府到湖南省政府到湖广总督府，各级衙门一路拜访过去，不论大官小官，他都去问候一下。这样迅速拉近了与湖南、湖北、江西官场的距离。过去不支持他的，现在也支持他了。
　　跟以前比较最大的变化是以前看不惯的，现在看得惯了；以前看了很反感的，现在看了不反感；以前自己不屑于做的，现在自己也做一些。既然自己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在为人处事上找到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方法。
　　再次是听从领导的招呼。曾国藩最倔强的一点是不听朝廷指挥，有几次咸丰调不动他。现在的曾国藩可谓闻令即“动”。“动”，就是给朝廷一个答复，但不正确的政令，他还是没有立即执行。从1858年、1850年，朝廷一会儿要他出兵皖北，一会儿要他支援浙江，一会儿要他发兵福建，一会儿又要他西进四川。很明显，朝廷并没有重视他，只是将他当做一个偏将对待。每次接到这样的政令，曾国藩总是立即响应，做好行动的部署，但是却迟迟不动。两年时间里，他竟然一直待在江西，而朝廷对他的态度反而更好了。
　　曾国藩性格的改变，他根本的原则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与人接触的方法。用一种让人容易接受、让人感到舒服的方式去面对他人，这是也是他可取的成功之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