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是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历史学家。我相信，许多读者知晓方纳是从阅读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以下简称《自由故事》）开始的。该书中，方纳教授别开生面，将“自由”作为一种美国人的生活经验，放到美国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描述了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曾拥有的美国“自由观”，揭示了“美国自由”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这种讨论“自由”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重视。中文版出版时，恰逢中国思想界正就“自由”的内容展开一场辩论，《自由故事》为这场辩论增加了一种域外的和历史的声音，帮助澄清了国内学界对美国自由的一些误读，也把对“自由”问题的思考从哲学和抽象层面推向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层面。也许因为如此，《自由故事》被国内许多高校的不同专业采纳作为教材，同时也受到大众读者的青睐，三年之内，重印两次。在迷信经济增长的时代，一部厚重的外国史学著作能够得到读者的如此厚爱，实不多见。
　　《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Give Me Liberty! An American History，以下简称《给我自由》) 是方纳教授的新作。无疑，此书与《自由故事》有直接的关系，准确地说，它是一部以《自由故事》的主题思想和组织框架为依托的美国通史著作。《自由故事》于一九九八年出版后，其独特的构思、精湛的材料组织和新颖的写作风格深得美国学界好评，也为写作美国通史开辟了新的思路。因应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要求，方纳利用五年时间，以《自由故事》为基础，完成了这部一千二百页的两卷本通史。《给我自由》于二○○四年由纽约诺登书屋出版，读者对象设定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普通读者，刚一面世，即在众多的美国通史读本中脱颖而出，目前已为六百多所美国大学采用作为教材。中文版的翻译使用的是该书二○○八年的修订版。
　　虽然采用了《自由故事》的主题思想和组织框架，但《给我自由》在结构、内容、材料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首先，《给我自由》是一部通史著作，不是一部单纯的思想史作品，也不是《自由故事》的简单扩充。在时间跨度上，它覆盖了从前殖民地时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历程。在主题方面，它将美国历史的各个重要侧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思想、社会和环境等都纳入到“自由”史的叙事之中，并注重讨论这些不同历史侧面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美国式自由的关系。相对于《自由故事》而言，《给我自由》提供了一部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叙事连贯的美国历史故事。
　　其次，《给我自由》也更为全面、充分和细致地表现和反映了“新美国史学”（New American History）在美国史不同分支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所谓“新美国史学”，指的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现并逐渐成形的区别于传统美国史研究的美国史学流派，它强调以“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被传统史学所忽视和无视的美国群体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以多元互动的历史观来重新建构美国历史的叙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给我自由》对土著美洲人（印第安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妇女、移民、劳工、激进改革派等群体的历史予以了大量的关注，甚至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也在该书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在传统的美国通史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这种史学上的关注绝非只是一种喻意上的“政治正确”，而是代表了美国史学界整体上在认知和解读美国历史方面的一种深刻而真实的转向。《给我自由》之所以能够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这种关注，正是因为“新美国史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其提供了过硬的和可信的历史素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给我自由》视为“新美国史学”旗下的美国通史代表作。立志专研美国史的读者也可从本书各章提供的“阅读建议”书目中找到相关专题的最近和最佳代表作。
　　与此同时，《给我自由》并没有拒绝或抛弃传统美国史学研究或关注的主题，并没有走入将“碎化”的族裔或群体历史拼装组合成美国史的歧途。事实上，在谋篇布局、主题设计、内容和材料取舍等方面，方纳刻意追求“新美国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平衡。他希望《给我自由》既能反映不同群体美国人的历史经验，又能体现各群体历史经验之间的相关性和交叉性，并能如实呈现所有美国人共享的一种传统——对自由的追求。读者可以看到，为传统史学所重视的美国“精英”人物和历史事件在《给我自由》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位置，但它们不再是美国历史叙事的唯一的和全部的内容，出现在美国历史舞台上的演员队伍也不再仅为传统的“精英”人物所垄断，而是增加了大量被传统史学有意过滤或忘却的人物，包括力图摆脱奴隶制压迫的奴隶、为争取同等政治权利而奋斗的女权主义者、为批判垄断资本主义被投入监狱的社会主义者等。恢复这些群体的历史地位，发掘并解读它们的历史，使读者不仅能够获取一种更完整、更客观、更具有包容性的美国史知识，而且能够得到一种对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的新的、更令人信服的历史解读。
　　在写作方面，《给我自由》与其他美国通史读本相比，也颇具特色。它围绕“自由”这一主题，按时间顺序，将不同时段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思想串联起来，融为一体，构成一部前后呼应、具有内在联系的叙事。全书的史实多而不杂，繁而不乱，结构清晰，叙述流畅，既有细致入微的精彩描述，也有画龙点睛般的精辟分析，令人难忘的故事与发人深省的思想交相辉映，充分展现了作者对史实得心应手的掌握和对其历史含义的独到理解。方纳还为《给我自由》的各章配选了称为“自由之声”（Voice of Freedom）的原始文献，展示了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处在不同地位的美国人对“自由”的定义和解读。这些材料在生动诠释《给我自由》的论点的同时，也带给当代读者一种强烈的历史震撼力。
　　在我看来，令《给我自由》在众多美国通史著作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原因是方纳本人，或者说，是他作为当代最优秀的美国历史学家所具备的知识积累、研究功力、文字能力和思想视野。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方纳一直在美国史领域内耕耘不止，为美国内战与重建、奴隶制研究、非裔美国人史和林肯研究等领域贡献了数部经典专著；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执教多年，培养了许多目前已在美国历史学界崭露头角的历史学家，并曾两次被哥大本科生推举为该校的“伟大教师”；他还先后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和美国历史学会（AHA）的主席，从事了大量公共史学领域内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傲人的学术经历不仅使他对美国史的研究达到了炉火纯青、点石成金的境界，而且也赋予了他写作新美国通史著作的使命感和当之无愧的地位。方纳曾经说过，写作《自由故事》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次“赌博”，因为他当时并不确定这类史学创新是否会赢得同行和读者的认可，或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自由故事》在美国和国际学界的成功（除中文版外，该书的意大利版和日文版也先后出版）至少说明，写作《给我自由》不会再是一场“赌博”。我想，方纳写作《给我自由》更多的是为了参与一场“竞争”，目标是争夺塑造美国人的历史观和美利坚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权。
　　历史知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心理需求，也是建构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人类政治共同体的精神要素，每一代人都渴望了解自己的过去，都希望对过去做出解释，并通过这种了解与解释来表达对未来的期盼，施展对未来的想象。正是这种个人的和集体的心理需求（或者说“现实关怀”）为史学研究、史学创作和历史教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对于历史上由背景多元的移民组成的美国而言，历史教育更是塑造和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感的重要过程。美国小学生从四年级就开始学习本国的历史，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将历史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之一，美国的公共史学十分发达，稍有历史感的“古迹”都得到政府和社区的保护，这些都说明了这个历史相对简短的国家对历史教育功能的重视，而历史学家则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创造和建构历史知识的任务。对于方纳这一代历史学家来说，传统的美国通史教材已经不能适应经过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洗礼的“新美国”的需要。传统美国史学以白人政治精英的历史为主体，以宣扬“天定命运”和“美国例外论”为目的，宣扬“一往无前”、“始终正确”和“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美国历史。这种史学实际上掩饰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不正义、不自由和不平等，将一大批美国人的历史排斥在历史教科书之外，抹煞了他们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否定了美国历史中始终存在的不同“自由观”的冲突和竞争的事实，呈现了一种并不完整和并不真实的美国历史。“新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美国历史知识，需要建立一种为所有美国人分享的历史认同。《给我自由》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努力，即恢复美国历史本来的面目，通过表现不同群体的历史，让所有群体看到他们个人和群体的历史与美利坚国家的历史之间所存在的相关性与密切性，将那些看似分离的群体记忆变成一种全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培养新的、更坚实的、更可靠的国家认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社会曾就美国学生应该学习什么样的美国史问题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激烈辩论，方纳是那场辩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给我自由》的意义也是多重的。它带给我们一种基于最新研究成果之上的美国历史知识，使我们对美利坚民族的成长与发展有更为完整和深入的了解，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自由的历史是一部不同的美国自由观相互竞争的历史。它同样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其他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包括“自由”与“权利”（rights）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对应关系；“自由”与“权力”（power）的博弈是如何进行的； “自由”又是如何被用来作为“不准自由”的理由的：促使“自由”生长和压制“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一个民族在国内享有的“自由”与外部世界的“自由”（或“不自由”）的范围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在一个政治化的社会中如何公正地分配“自由”的享有等。我相信，读者会从《给我自由》中读出更多的启发。
　　（《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上下卷〕，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商务印书馆二○一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