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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文件要求：“要把义务教育工作重心进一步落实到办好每一所学校和关注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上来。”并有针对性地指出：“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办学校不得改为民办或以改制为名实行高收费。” 200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联合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做好清理整顿改制学校收费准备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2827号），明确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各地全面停止审批新的改制学校和新的改制学校收费标准。”
由于改制学校问题涉及复杂的利益调整，所以各地教育部门在操作中都十分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改制学校的兴起与发展进行深入思考，从其演变的轨迹中探寻其未来的出路。
改制学校是如何出现，又是如何发展的？通常的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公办中小学办学体制僵化、缺少竞争活力、办学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的种种弊端，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少数中小学校开始实行体制改革（即创建“ 国有民办”或是“公办民助”学校）。这些学校改制的目的是：创新办学模式，整合民间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对此新生事物，当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成长性，给予了比较多的肯定与赞扬。而随着改制学校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逐渐显现，人们对改制学校批评指责的声音多了起来。不过，无论是当时的以肯定为主还是目前的一片指责声，有一点却无人质疑：创办改制学校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才出现了诸多问题。事情果真如此吗?
◆ 改制的背景不可回避
现在作回顾性分析时，我们注意到，在上述改制理由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背景或者说是直接因素，催生并促使了改制学校的迅速扩张和强力推进，这个因素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私立（民办）中小学的蓬勃兴起。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和国家政策的鼓励，私立（民办）学校纷纷出现，虽然收费较高，但其以校园大、设施好，通常由教育名人担任校长等优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家长将孩子送入这些学校就读。面对这样的情景，许多教育人士即使在表面上或是在理性上并不反对私人办学，但在情感上和利益上都不大能够接受私人资本进入义务教育。“为什么让私人来赚我们教育的钱”是当时教育界内部一种普遍的心态。“人民教育人民办，何不利用民间的钱来办好公立中小学”成为当时许多教育行政领导的共识。
由此，我们看到，或明或暗，但一直存在着另一条改制学校兴起与发展的逻辑线索。其逻辑起点就是：既然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家长愿意拿较多的钱送孩子进私立学校，这钱与其让以营利为目的、办学不规范、办学质量又难以保证的私立学校来赚，还不如收到公立中小学手中，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
由于家长投资是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因此只能选择办学质量好的学校改制，以吸引家长。事实也是如此。尽管少数地方，如上海市，主要是将新建学校或是薄弱学校变为改制学校，但纵观全国，改制学校的前身多数是当地最好的学校。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谋而合的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通常被命名为“第一”、“实验”的重点小学或初中，后来有许多都成为了改制校。
学校改制后，一般都以各种方式迅速积聚当地最好的校长和教师。有的地区为积聚优质资源，甚至举本地之力，公开招聘或是强行征调优秀教师加盟。改制学校通常都修建起条件良好的甚至堪称豪华的校舍，配置高档的教学设备。优质资源的积聚又放大了改制学校的优势。看到先行学校改制带来的巨大好处，不少学校亦纷纷要求改制，或是在校内设置可以收取高额学费的改制班。
改制后诸多问题的出现，使得相关部门又出台了不再审批改制学校的规定。这样，已改制学校即获得了政策性的垄断地位。而部分原本教育质量还不错的学校，因为没有赶上改制这趟车，没有获得择优生、收高费的资格，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优秀教师流失，对口入学的好生源另觅他校，只几年工夫就优势不再，“沦”为一般学校。
通过以上对改制学校兴起与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教育行政领导在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时候，更多地考虑为部分高收入人群服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所左右。不少调查数据表明，改制学校所收取的高额费用，是一般工薪阶层的家庭所难以承受的。事实上，改制学校通过获得一些特殊政策的支持而占有了不少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而这些资源只能为少数人服务。据笔者了解，一所条件十分优越的改制学校，给少数对口入学、交正常学费的学生以明显的差等待遇，在遭到家长质询时，学校领导脱口而出：“谁让你们想读好学校又不想多交钱呢？”部分学校的“傍大款”现象令人担忧。
◆ 仓促改制的负效应
1. 普通学校为改制学校付出高额代价
改制学校兴办的十多年里，我国中小学校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越扶越贫”的怪现象。当有限的教育资源被投入到改制的名校，建政绩工程的时候，当地的薄弱学校相对于过去必然更加薄弱。比如：某市一所改制学校一个学期内调入若干名优秀教师，其中有五位教师在原校均为教导主任。不难想像，那五个非改制学校的师资队伍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而集中优质资源的改制学校是否能够代表一个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呢？在义务教育资源总体缺乏的前提下，国有学校——无论后面是否加有民办的后缀，其办学条件应该“保底”和“封顶”，即每一所学校都应该达到保障义务教育实施的基本底线，使每个学生都受到合格的教育。
2.择校风愈刮愈烈，乱收费屡禁不止
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贫富”悬殊的现实，无论是否有钱，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择校总动员中。于是，教育强制消费的现象出现了。
就教育内部而言，同样进行义务教育，有的学校收费高，教师待遇优厚，生源良好；有的学校则执行“一费制”，经费与教师都相当短缺。受利益驱动，改制、非改制学校各显神通，必然导致教育乱收费的泛滥。2002年以来，教育与房地产、医药行业一起，连年成为媒体评选的“十大暴利行业”；教育乱收费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大问题。
3.民办中小学全面败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改制学校蓬勃兴起，进而形成垄断地位的发展轨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良好发展势头的私立中小学校，在与改制学校的较量中，开始还有一些抗衡之力，通过适当降低学费继续吸引家长。而后，由于办学不规范、教师队伍不稳定、投资风险巨大等自身问题，更由于受到改制学校的全面打压（改制学校有强大的政策性保护，社会认可度高、师资优秀稳定、经费有保障），私立学校不得不节节败退，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在有的城市，私立学校几乎全军覆没。据《武汉民办教育志》（1978—1999）记载，当时条件较好、收费高于公立学校、办得比较有名气的民办中小学近30所。到现在，“原汁原味”的民办学校所剩无几，且以高中为主，义务教育学段生源严重萎缩（以农村务工人员子女为对象的简易学校除外）。而最近，为有效遏制学校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刹住择校风，有些地区又开始尝试将改制学校“转民办”，即转回到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至此，原来的逻辑线索成为了一个封闭的怪圈，犹如生死轮回一般，重新回到原点。
通过厘清改制学校兴起与发展的逻辑线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制学校是我国义务教育本质遭到一定扭曲的产物，其初衷与制度设计有违义务教育的宗旨，阻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对改制学校必须加以调整。
参考文献:
[1] 陈仓. 治暴力 保和谐[N]. 南方周末, 2006-01-26.
[2] 武汉民办教育志(1978—1999)[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
（编辑孙金鑫）
由于改制学校问题涉及复杂的利益调整，所以各地教育部门在操作中都十分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改制学校的兴起与发展进行深入思考，从其演变的轨迹中探寻其未来的出路。
改制学校是如何出现，又是如何发展的？通常的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公办中小学办学体制僵化、缺少竞争活力、办学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的种种弊端，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少数中小学校开始实行体制改革（即创建“ 国有民办”或是“公办民助”学校）。这些学校改制的目的是：创新办学模式，整合民间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对此新生事物，当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成长性，给予了比较多的肯定与赞扬。而随着改制学校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逐渐显现，人们对改制学校批评指责的声音多了起来。不过，无论是当时的以肯定为主还是目前的一片指责声，有一点却无人质疑：创办改制学校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才出现了诸多问题。事情果真如此吗?
◆ 改制的背景不可回避
现在作回顾性分析时，我们注意到，在上述改制理由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背景或者说是直接因素，催生并促使了改制学校的迅速扩张和强力推进，这个因素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私立（民办）中小学的蓬勃兴起。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和国家政策的鼓励，私立（民办）学校纷纷出现，虽然收费较高，但其以校园大、设施好，通常由教育名人担任校长等优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家长将孩子送入这些学校就读。面对这样的情景，许多教育人士即使在表面上或是在理性上并不反对私人办学，但在情感上和利益上都不大能够接受私人资本进入义务教育。“为什么让私人来赚我们教育的钱”是当时教育界内部一种普遍的心态。“人民教育人民办，何不利用民间的钱来办好公立中小学”成为当时许多教育行政领导的共识。
由此，我们看到，或明或暗，但一直存在着另一条改制学校兴起与发展的逻辑线索。其逻辑起点就是：既然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家长愿意拿较多的钱送孩子进私立学校，这钱与其让以营利为目的、办学不规范、办学质量又难以保证的私立学校来赚，还不如收到公立中小学手中，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
由于家长投资是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因此只能选择办学质量好的学校改制，以吸引家长。事实也是如此。尽管少数地方，如上海市，主要是将新建学校或是薄弱学校变为改制学校，但纵观全国，改制学校的前身多数是当地最好的学校。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谋而合的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通常被命名为“第一”、“实验”的重点小学或初中，后来有许多都成为了改制校。
学校改制后，一般都以各种方式迅速积聚当地最好的校长和教师。有的地区为积聚优质资源，甚至举本地之力，公开招聘或是强行征调优秀教师加盟。改制学校通常都修建起条件良好的甚至堪称豪华的校舍，配置高档的教学设备。优质资源的积聚又放大了改制学校的优势。看到先行学校改制带来的巨大好处，不少学校亦纷纷要求改制，或是在校内设置可以收取高额学费的改制班。
改制后诸多问题的出现，使得相关部门又出台了不再审批改制学校的规定。这样，已改制学校即获得了政策性的垄断地位。而部分原本教育质量还不错的学校，因为没有赶上改制这趟车，没有获得择优生、收高费的资格，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优秀教师流失，对口入学的好生源另觅他校，只几年工夫就优势不再，“沦”为一般学校。
通过以上对改制学校兴起与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教育行政领导在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时候，更多地考虑为部分高收入人群服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所左右。不少调查数据表明，改制学校所收取的高额费用，是一般工薪阶层的家庭所难以承受的。事实上，改制学校通过获得一些特殊政策的支持而占有了不少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而这些资源只能为少数人服务。据笔者了解，一所条件十分优越的改制学校，给少数对口入学、交正常学费的学生以明显的差等待遇，在遭到家长质询时，学校领导脱口而出：“谁让你们想读好学校又不想多交钱呢？”部分学校的“傍大款”现象令人担忧。
◆ 仓促改制的负效应
1. 普通学校为改制学校付出高额代价
改制学校兴办的十多年里，我国中小学校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越扶越贫”的怪现象。当有限的教育资源被投入到改制的名校，建政绩工程的时候，当地的薄弱学校相对于过去必然更加薄弱。比如：某市一所改制学校一个学期内调入若干名优秀教师，其中有五位教师在原校均为教导主任。不难想像，那五个非改制学校的师资队伍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而集中优质资源的改制学校是否能够代表一个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呢？在义务教育资源总体缺乏的前提下，国有学校——无论后面是否加有民办的后缀，其办学条件应该“保底”和“封顶”，即每一所学校都应该达到保障义务教育实施的基本底线，使每个学生都受到合格的教育。
2.择校风愈刮愈烈，乱收费屡禁不止
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贫富”悬殊的现实，无论是否有钱，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择校总动员中。于是，教育强制消费的现象出现了。
就教育内部而言，同样进行义务教育，有的学校收费高，教师待遇优厚，生源良好；有的学校则执行“一费制”，经费与教师都相当短缺。受利益驱动，改制、非改制学校各显神通，必然导致教育乱收费的泛滥。2002年以来，教育与房地产、医药行业一起，连年成为媒体评选的“十大暴利行业”；教育乱收费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大问题。
3.民办中小学全面败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改制学校蓬勃兴起，进而形成垄断地位的发展轨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良好发展势头的私立中小学校，在与改制学校的较量中，开始还有一些抗衡之力，通过适当降低学费继续吸引家长。而后，由于办学不规范、教师队伍不稳定、投资风险巨大等自身问题，更由于受到改制学校的全面打压（改制学校有强大的政策性保护，社会认可度高、师资优秀稳定、经费有保障），私立学校不得不节节败退，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在有的城市，私立学校几乎全军覆没。据《武汉民办教育志》（1978—1999）记载，当时条件较好、收费高于公立学校、办得比较有名气的民办中小学近30所。到现在，“原汁原味”的民办学校所剩无几，且以高中为主，义务教育学段生源严重萎缩（以农村务工人员子女为对象的简易学校除外）。而最近，为有效遏制学校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刹住择校风，有些地区又开始尝试将改制学校“转民办”，即转回到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至此，原来的逻辑线索成为了一个封闭的怪圈，犹如生死轮回一般，重新回到原点。
通过厘清改制学校兴起与发展的逻辑线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制学校是我国义务教育本质遭到一定扭曲的产物，其初衷与制度设计有违义务教育的宗旨，阻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对改制学校必须加以调整。
参考文献:
[1] 陈仓. 治暴力 保和谐[N]. 南方周末, 2006-01-26.
[2] 武汉民办教育志(1978—1999)[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
（编辑孙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