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公司董事长，正部级职位，掌握上万亿资金——这一次，居然没人肯干：自3月以来，央行副行长易纲、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都曾被传接任中投董事长；但郭树清目前已至山东任代省长，易纲、屠光绍均传已拒绝该职位。传闻中的中投董事长候选者还有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工行董事长姜建清以及中投总经理高西庆。但直到笔者撰文时，接任者仍然躲在云里雾里。
　　中投董事长为什么成了烫手山芋？
　　根据中投目前公布的截至2011年的财务报告：从2007年到2011年底，中投海外投资年度回报率为3.8%；其中，2011年中投境外投资组合全年收益率为-4.3%，为4年来的最差业绩，但其营业成本却大约是2010年的两倍。
　　腾讯财经称其获取了一份中投公司未经审计的数据：2012年，中投公司境外净投资收益率10.65%。按此计算，中投公司自成立以来累计年化投资收益率超过5%。
　　2007年，中投公司成立之时，财政部发行了一笔1.55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以此向央行购买了等值的外汇储备，约2000亿美元，作为中投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这一特别国债的票面利息约为4.3%到4.5%。如果腾讯所称的财务数据真实有效，那么在楼继伟赴任财政部长之时，在不计算汇率损失的情况之下，中投的收益堪堪覆盖资金成本。
　　即便如此，中投的财务状况仍然会令所有可能的接任者感到压力。
　　首先是“缺钱”。中投的境外资产组合已经达到2000亿美元的规模——2007年以特别国债形式募集的资金已经全部消耗殆尽；但目前仍然没有找到新增资金的来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投并未像其它主权财富基金一样具有稳健的资金源——既不像挪威那样使用财政盈余作为法定的资金来源，也不像中东的科威特和阿布扎比那样，使用石油收入对外投资。
　　另一个问题是投资质量。正如一家中投控股银行的高管在获知中投投资组合情况之后所说，“中投匆忙间在全球范围播下了大量种子。很难讲，有多少种子将来会长成大树，有多少种子会结出硕果。”
　　“匆忙”两字讲得妙。
　　2007年中投公司成立并首单投资美国私人股权投资企业黑石集团之时，笔者曾撰文质疑“从仅仅投资极端保守的美国国库券，一步跨向高风险领域的私人股权资产投资，掌控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汇投公司是否作好了控制国家风险的准备？”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匆忙大跨步的中国外汇投资还被寄予了“抑制货币流动性，使宏观调控更加有效，以及降低外汇储备规模，提高外汇经营收益”的双重目标。笔者担忧，政策目标和市场目标的交叉，将使得问责决策失误难以执行，因为投资亏损大可被冠以“宏观调控成本”的名义。
　　5年之后的今天，中投的困局显然已被深知——无论是因为爱惜羽毛，还是确感无力挑担，谢绝担纲中投董事长的人们必然已经认真仔细地研判过全球金融投资的复杂局面，也因此深悉投资的风险；即便目下还没有问责机制，他们也会对投资失败而致国民财产受损感到压力山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投董事长成为烫手山芋还能算是个好的开端，因为它至少说明，我们的官员，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面对国民财产都不敢再“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