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老前辈谢觉哉的书信选编而成的《谢觉哉家书》近日出版。穿越3个世纪的人物、事件、墨迹和思考凝结在一部书信集中，其深邃与厚重自不待言，出乎一般读者意料的，此书的编者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却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谢老的儿子谢飞。曾引起热议的《湘女潇潇》《香魂女》《我们的田野》，均为谢导的大作。但是，“家书”令我瞩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谢老的家书是写给不同的两个家的。
　　谢觉哉，湖南宁乡人，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是清朝的末代秀才。同当时大多数富家子弟一样，谢觉哉15岁即娶妻。就在科举、乡绅之路上迈进时，他在家乡的“洋学堂”里结识了早于他投身革命的同乡何叔衡。偶然的际遇打断了祖辈规划的前程而展开了全新的人生。41岁时，谢觉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场景为大多数国人所熟知：背井离乡，音信断绝，秘密宣传革命道理，日以继夜地编报纸，东躲西藏，被反动派追捕而又侥幸逃脱。人到中年的谢觉哉，闯过了重重关口，然而他只能遥望“苦守寒窑”的结发妻子和四男三女共7个孩子，默默地为亲人祷祝。所幸，原配夫人有从谢家祖业继承的30亩口产用以维持家计。1934年谢老跟随红军踏上长征之旅时已是知天命之年，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老人几乎病死。胜利到达延安堪称奇迹，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并列为“五老”，当然不只是他们年龄的原因，而是包含了同道青年们深沉的敬爱。1937年，经组织安排，53岁的谢老与比他小29岁的红军战士王定国组成新的家庭，互相搀扶着走过了余下的漫漫长路。苍天好像在有意平衡这前后两个家庭，谢老和王老共生下五男二女，也是7个孩子。
　　新出版的“家书”即是谢老几十年间写给两位夫人和前后十几个儿女的“万金”之书！
　　对原配夫人何敦秀
　　谢觉哉与原配夫人何敦秀结婚，是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谢觉哉年仅15岁时家里给他娶进门的。何夫人年长谢觉哉5岁。这是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的父亲中过举人，做过清朝的官员，家教敦厚。少年谢觉哉因与何敦秀堂弟同窗，曾应邀去何家玩耍，被何父看中，两家人就这么结下了姻缘。妻子长于丈夫，可能为今人错愕，却正好符合当时当地的习俗，少不更事的当事人当然提不出什么异议。5年后，他们的长子廉伯出世。1920年谢觉哉应何叔衡之邀赴长沙办报，与宁乡老家的妻儿只能靠书信联系。像许多在外“做事”的男子一样，谢觉哉虽然开始了革命生涯，但写回去的家信不过是敦促全家节俭度日、子侄勤奋读书之类的老生常谈，自己经历的磨难和生死险境无法向家人吐露。但从谢觉哉悉心指点夫人写信等情节来看，他无疑是一位重情义、知体贴的好“夫君”（谢老家书用语）。
　　可悲可叹的是，就连这种款款细语也难经常互通，谢老很快就加入了党组织，自长沙而洪湖，而上海，而江西苏区，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将居家用度统统交付给了那30亩水田。从1921年致何夫人的书信之后，除一封给岳父的祝寿信之外，再次有家书寄回宁乡，已是1937年的春日了。令人略感惊讶的是，这位清末秀才居然给只是粗通文字的夫人写了一首五言长诗！诗中感慨岁月延宕，世事变迁，彼此早已青春不再，同时表达了作为一个丈夫未能履行责任的愧疚。
　　对夫人的感激、对自己的责备，溢于言表。细读此诗，人们也能体会到，谢老似乎对危险而又艰辛的抗战已有充分的预想（在后来从延安寄给何夫人的另一信里，有“日本强盗飞机猛炸之下写成”之说明），他深感新的战斗生活已经无法接纳昔日的荆妻了。
　　一位善良的农家妇，为了丈夫的革命，付出了大半生的幸福，付出了自身和孩子的安全，最后还要付出自己的丈夫。没有人算过她的失去和她的贡献，而我们后人又怎能对她漠然处之呢！
　　仅仅几个月后，谢老又给何夫人寄回家书，深情回忆他们41年前的新婚，并用“如果是平凡女子的话，不免会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来称赞何夫人的不平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糟糠之妻的眷恋而又无奈，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了对过去那个家庭的总结和告别。果然，一个月之后，谢觉哉、王定国的婚礼在兰州举行。
　　对革命夫人王定国
　　1913年2月4日，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家庭。王定国的妹妹活活饿死；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木板和两升麻豌豆；王定国15岁被卖去邻村李家做童养媳。多亏舅舅和朋友凑了40多块银圆，终结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重获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当地的农民协会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红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
　　“家书”披露了王定国在其他书中的回忆，原来谢、王之恋带有戏剧色彩。长征到达延安后，九死一生的谢老担任着重要工作，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而老夫人绝无可能接到边区来。此时，唯一的办法是重新建立家庭。王定国出身贫苦，文盲。参加革命后原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战士，战败失散后在张掖找到组织，半年后来到兰州办事处工作。组织上经过研究，找24岁的王定国谈话，告诉她谢觉哉是老革命，需要人照顾，希望她与谢觉哉结为伉俪。她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该入洞房了，她不解地问：“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别人告诉她结为伉俪就是结婚，她犹豫了，原来她在四方面军有个意中人，也是她的引路人，失散后一直没找到。后来查清那位老革命已经牺牲了，王定国才同意了与谢觉哉的婚事。但这却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次年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谢宏（乳名定定），再次年又有了第一个儿子谢飘。
　　共同的理想和奋斗，弥合了年龄、文化背景的差异。婚后，王定国一直工作在谢老身边，偶然因事分离又总是书信往来。二人既是伴侣又是师生，王定国写给丈夫的每一封信，身为大学问家的谢老都要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修改，改好后再拿给王定国看，让她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几十年下来，由当初的文盲练就了一手好字，晚年书画俱佳。
　　谢觉哉这样满腹锦绣的文人，对美景、对大事每每诗兴大发，而对自己心爱的革命伴侣更不可能只写些家长里短。令人震撼的是在老人1963年5月突患中风导致右半边身体瘫痪后，竟然坚毅地练习用左手写字，并赋诗献给爱妻。诗曰：华龄过五十，爱身宜节劳。事可分头管，心须择要操。一步看几步，今朝想明朝。多言言防失，少吃吃不消。 　　此诗写作时间是1963年9月，离开王定国的五十大寿已经半年有余，显然不是贺寿之作。我们知道，自1957年起，国是逐渐陷于困顿。目睹种种险象，他提醒老伴（同时也在自省）遇事“多看几步”，“言多必失”，恐不是空穴来风，值得后人“细推敲”（原诗的词语）。这是身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位的谢觉哉给亲人的忠告，这种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私房话”，是中国政治的特殊产物，是革命队伍之外的任何人都无从体味的！
　　对两任妻子
　　读者不可能不问：谢觉哉的原配夫人眼见自己的丈夫另外成家就没有什么反应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家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正如前文所说，谢老在兰州再建家庭时，坦诚地告知了何敦秀，并一直写信给她，坚称“你永远是我的夫人”。兵荒马乱之下，团圆无望，这位从清光绪年走来的老妇人无条件地服从了“老礼”。但是在她看来，“老礼”也不能在“打下江山”之后仍然拒绝她进京团聚，连苦守寒窑十八载的王宝钏不也有熬到头的一天吗？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她开始多次要求进北京。显然，谢老不能应允这个要求。在谢老和整个革命队伍看来，战争阻隔、革命需要，这两个巨大因素已经使前一段婚姻归于终结了。所以，他在“老太太”提出进京要求后，先是不予回答，待对方由生气而冷静些了之后，再从多个方面慢慢开导。他写道（大意）：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在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第二，经过了一年，家乡当已知道我是在做“工”，而不是在做“官”。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第三，你现在的眼睛，不要望着我，要望着孙子们，他们才是有前途的。我们的希望就是后代。第四，我快七十了，我的先辈、家人都没活上六十的。你如记及我，当作我早已死了就是。第五，我们不是再不能见面了。我并非下决心不回湖南。不过要有事才能回，因为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第六，晚辈和亲戚都说到生活困难，我都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国家有政策，能做事的有事做，孩子读书有公费。应该看清楚些，体会着新世界的事物。这是谢老写给何敦秀的最后一封信。
　　读着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个成熟的男人都会佩服作者的说理能力和仁爱之心。他不用官样文章唬人，不以“大官”的身份训人，不搬出“组织”来压人，不躲闪，不耍赖，而是把二人遇到的问题摆出来，既讲国家、世界的大道理，也讲村里族里家里的人之常情，句句讲到了老夫人的心里。
　　“家书”还披露，20世纪50年代后期，八十高龄的何敦秀随着自己的小儿子谢放也到了北京居住，但并未提出任何要求，更没有在新的家庭掀起轩然大波。据说谢老和王定国请这位有功于家的老人到自己家里来过，也多次去看望她。何敦秀对王定国说：“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谢胡子这个称呼，全体同事包括毛泽东都是这么叫的）1967年，88岁的何老太太安详西去。1971年，谢老在京病逝，享年87岁。王定国以102岁高龄仍然活跃在书画社会活动的舞台上，这已是长征女战士中唯一的一位了。
　　董岩据《炎黄春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