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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罕见的双面画作。画作正面描绘了圣者塞巴斯蒂安在被束缚在树上的图景，背面则是研究光和影的光学折射示意图和注释文本。画家参考了8幅画册中的圣徒画像，文本和相应的科学研究，画作在2016年3月份由私人藏家送至巴黎的TAJAN拍卖行，同年12月，通过身份验证，被三位顶级专家共同确认为是达·芬奇的作品。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策展人Carmen C. Bambach，曾在2003年策劃过达·芬奇的特展，对于这幅画她认为是创作于1482到1485年间。“一想到那副画，我的心就怦怦跳”——她这样形容自己的激动之情。
为了防止这幅旷世手稿离开法国，法国政府已经下达了对其的出口禁令，禁令生效时间长达30个月，在这30个月内法国政府将有时间筹措资金，通过以市价购买的方式，将这幅画永久地留在法国。
法国文化部曾在官方声明文件中这样形容这幅画：“达·芬奇惊为天人的艺术天赋的绝佳证明”以及“将尽最大努力将它留在法国”。
那些被下达出口禁令保护的国宝艺术品
艺术的价值难以估量，但国宝却可以评判。透过那些欢呼和惊叹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着艺术品的命运？英国曾经就曾制定过一个用以衡量“需要下禁令保护的国宝”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著名的威佛力准则“The Waverley criteria”。
我们Waverley1，是否与国家历史和社稷发展密切相关以至于它的离开会使国家蒙受损失？ Waverley2，是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Waverley3，是否对我们研究艺术或历史的某一特定领域有关键的帮助作用？
英国也是最喜欢最频繁下达出口禁令的国家之一，也在这一领域颇有权威。下面我们来盘点一下依据威佛力准则曾被英国禁止出口的5件艺术品。
简奥斯丁的戒指
每年都会总会有很多专家学者给政府建议，那些已经被出售给海外市场的，超过50年历史的文物，都应该为了国家而留下。文物艺术品出口审查委员会有权给这些文物下达出口禁令，来给英国民众和机构争取时间筹措资金来购下。2013年，美国歌手Kelly Clarkson就为此没能成功买走那只属于19世纪小说家简·奥斯丁的戒指。Clarkson 本竞拍出价152，450欧元，高于简·奥斯丁博物馆的竞拍价格。但就在英国出口禁令生效的延滞期内，这座位于汉普郡简·奥斯丁旧居的博物馆，面向全世界发起了定向的募捐活动，最终用筹集到的资金从CLarson手中买下了这枚戒指，留在了英国。
独一无二的透纳
2006年，透纳1842年的作品，《从瑞士卢塞恩湖眺望瑞吉峰》拍出了580万欧元的高价，创新了同时期英国水彩画价格纪录。英国泰特美术馆馆长赞誉这幅画为“旷世绝伦的作品”，为能让这幅画留在英国，泰特随即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世界范围内的募捐，筹得超过55万欧元的款项，捐款方不仅来自英国，更包括许多其他国家。募捐筹款之外，泰特美术馆自身出资200万欧元，艺术基金慈善机构支持提供55万欧元，剩余的款项皆由国家文化遗产纪念基金会补齐。最终，这幅透纳的作品成功留在了英国，并在泰特美术馆常年展出。
外借的中世纪嵌板
2014年，一块罕见的中世纪嵌板在苏富比被拍下后，也迎来了它的出口禁令。这块嵌板是由意大利艺术家Giovanni de Rimini.创作于1300年至1305年间，描绘了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圣徒，收藏于诺森伯兰郡的阿尼克公爵的城堡中。这件作品最终在美国一位画廊主和慈善家Ronald S Lauder的资助下留在英国。在劳德先生的帮助下，英国国家美术馆最终以491万欧元的价格买下这件作品。但作为交换条件，劳德在世期间，国家美术馆需将此件作品外借给劳德先生，但作品也将定期归还给美术馆进行展览和修护。
史上最昂贵的汽车
一台名为“Birkin”的宾利汽车在2012年古德伍德赛车节的公开拍卖会上，被匿名买家以510万欧元的价格秒杀，成为在拍卖会上交易的最昂贵的英国汽车。这架单座赛车是宾利1927年出的4.5升排量跑车的增压版，因为由Henry Birkin爵士所设计，“Birkin”的别名因此而来。英国汽车业遗产信托会极力反对将它出口他国，声称它是从战前时期保留下来的最重要的赛车之一。但直至出口禁令有效期的最后，英国国内也没能有买家及机构出价购下这辆车，最终，政府只得如期发放出口许可。
毕加索的作品《孩子与鸽子》
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孩子与鸽子》，1924年被英国买家购下，也是毕加索最早一批进入英国的作品之一。2012年，佳士得代表这幅画的所有者、来自威尔士的阿伯康威家族对它进行拍卖，被一位来自卡塔尔的私人藏家以5000万欧元的价格买下，但是，这次英国却没能再有机构有能力筹资留下这幅画。《孩子与鸽子》这幅画标志着毕加索从著名的个人风格突出的蓝色时期的转型，渐渐远离明显的印象主义风格。但审查委员会表示，这幅作于1901年的画作有里程碑式的地位，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存在于英国的收藏体系中，完整了这个系统，这也使得它对于英国国家文化遗产领域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艺术品出口禁令引发国际纷争
那些被国家下达出口禁令的国宝艺术品，往往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中，经过无数次的交易，辗转众国。除了在最初的所属国之外，它们亦常常参与并塑造过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个中纷纭，难以言说，因此，在被下达出口禁令或判定最终所有权的时候，就常常会引发国家间的纷争。
比如在2015年，希腊就曾试图在国际法庭起诉英国大英博物馆，让它能够归还那些包括埃尔金大理石雕在内的古希腊雕塑。约在200年前，英国政府从Thomas Bruce，第七任埃尔金伯爵，手中买下了这些作品，并长期下达出口禁令，而如今，希腊希望通过民众意愿，舆论压力来给英国政府施压，来归还这些在希腊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艺术品。
“这些埃尔金帕特农石雕是希腊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完整了历史。为了赢回它们，我们现在在联合一切力量，争取像联合国这样权威的国际组织的支持。”希腊文化部长Aristides Baltas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如果联合国确确实实地代表着所有国家的意愿，而它也认为这些石雕应该归还给希腊的话，我们就有底气走上国际法庭去和英国，和大英博物馆相抗衡，因为英国这么做是违反了人道的，我们是为全人类而战。”
在这类的案例中，英国是常客，每隔几年就会有个重大的与艺术品相关的出口禁令及国家间纠纷登上新闻头条。在这些被禁止出口的艺术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属于英国的原生国宝。而另外的大部分，则可能来自战争期间的掠夺或走私，完全没有艺术品原所属国的许可。一旦有外国藏家或机构通过购买可能获得这些作品，英国就会即刻下达出口禁令。著名网站elginism就曾发文批判，说“出口禁令会使英国成为文化的单向街”。
相比于以上剑拔弩张的解决途径，法国和荷兰用“共享”的方式则为全球化的艺术市场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2016年2月1日，艺术界出现了极为罕见的交易，法国和荷兰共同享有伦勃朗的一组（两件）作品的所有权——Maerten Soolmans 夫妇的结婚肖像画。这次的共享所有权交易（又叫伦勃朗条约）是由法国和荷兰文化部通过政府间协议主导，佳士得私人洽购部协助而完成，总价值1.6亿欧元，也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古典大师作品成交纪录之一。自从1878年，这组作品从荷兰被出售到法国，直至2013年，都一直被法国的罗斯切尔德家族所收藏，并且被国家下达出口禁令加以保护，最终荷法两国通过协商达成用共同购买的方式让荷兰的国宝得以回归，依照协议，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将拥有Maerten的肖像画，而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则获得Maerten夫人Oopjen肖像画的所有权。
这样的联合交易在历史上虽然难得一见，但也有过一些先例。例如古典大师提香的一组两幅作品，就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被英国国家美术馆和苏格兰国家美术馆所共同购买，共出资1.47亿欧元。但是，自英国脱欧后，这两幅作品被两个国家所共同拥有的所有权却是岌岌可危。这种跨国间的联合交易，共享所有权的行为，不仅是历史文化因素在作用，更是综合考量了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从某种程度来说，政治层面，外交层面的力量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对后世处理类似的艺术品的归属和国家间的冲突起到了示范作用。
艺术品出口禁令赢了国宝失了藏家与市场
在有关“出口禁令”所引发的问题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由国宝艺术品归属权引发的国家之间的纠纷问题，因为其政治因素的掺杂往往得到更多的关注。而相比于“对外”的影响，人们对于“对内”的影响常常重视不够。出口禁令是柄双刃剑，虽然帮助颁发禁令的国家赢得了更多留住艺术品的机会，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内藏家利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拖缓了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对于藏家来说，一件艺术品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在市场上的流通性都是影响交易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旦国家下达了出口禁令，那么就意味着这件艺术品失去了除本国之外的所有国际市场，艺术品本身也要重新定价，不能按照国际市场的标准，而是依据本国实际交易纪录，更加意味着这件艺术品以后的流通也将受到极大限制，甚至将受到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的限制。以上无论哪一条，都会使可能的买家望而却步。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古典大师卡纳莱托和贝洛托的作品，在被下达出口禁令之后，国内市场的交易价格只占到其国际市场价格的25%-50%。
但对于不同国家的藏家来说，面临的境遇仍有一定的差别。在法国，如果藏家欲售往国外的艺术品被下达出口禁令，但在国内市场顺利交易的话，法国政府會根据国际国内市场差价给予藏家一定的补偿。法国政府就为此，在下达了梵高的名作《Jardin à Auvers》的出口禁令后，对它的所有者法国沃尔特家族共赔付1.45亿欧元。法国政府还为了不让藏家虚高报价，规定在交易完成后，支付画作总额5%的税费。
但德国和意大利的藏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意大利1939年，自墨索里尼时代开始，政府就享有权力可以近乎随意地规定某件艺术品为“国宝”并下达出口禁令，并且没有分毫给藏家的补偿。德国在相关条例的制定上，借鉴了意大利的制度，不仅在评判“国宝”的标准上比英法等国家都要低，也同样没有任何给藏家的补偿。这样严苛的制度，迫使很多德国的藏家想尽一切方法转移可能符合出口禁令的艺术品，因此，常常会发现德国的艺术品在英国、美国的拍卖会场上出现，这正恰恰是国家下达出口禁令所竭力避免的，现在却反作用于此，
除了造成藏家的损失，对于艺术品的出口限制对于本国的艺术品市场，也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艺术之国意大利为例，意大利禁止50年及以上历史的艺术品出口，在2013年，意大利艺术市场交易总额为3.45亿欧元，其中50年以上历史的艺术品几乎零交易。
这样特定的艺术品领域是可以量化，看到直接的影响的，但是由艺术品禁令所传递出的国家对于艺术文化的态度，以及潜在的政策趋势，这些对于整体市场大环境和氛围的影响无法量化，却是更加深远而有力的。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本土藏家的购买习惯往往压抑而谨慎，久而久之，不仅仅只是符合禁令标准的艺术品的特定市场，乃至于其他艺术领域包括当代艺术市场，市场活跃度与国际市场的交流都会受到一定局限。艺术基金集团总裁Philip Hoffman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如果未来意大利可以放开艺术品出口的严苛禁令，艺术交易市场每年可以创收至少100亿美元，可以占到世界艺术产业交易总额的六分之一左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策展人Carmen C. Bambach，曾在2003年策劃过达·芬奇的特展，对于这幅画她认为是创作于1482到1485年间。“一想到那副画，我的心就怦怦跳”——她这样形容自己的激动之情。
为了防止这幅旷世手稿离开法国，法国政府已经下达了对其的出口禁令，禁令生效时间长达30个月，在这30个月内法国政府将有时间筹措资金，通过以市价购买的方式，将这幅画永久地留在法国。
法国文化部曾在官方声明文件中这样形容这幅画：“达·芬奇惊为天人的艺术天赋的绝佳证明”以及“将尽最大努力将它留在法国”。
那些被下达出口禁令保护的国宝艺术品
艺术的价值难以估量，但国宝却可以评判。透过那些欢呼和惊叹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着艺术品的命运？英国曾经就曾制定过一个用以衡量“需要下禁令保护的国宝”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著名的威佛力准则“The Waverley criteria”。
我们Waverley1，是否与国家历史和社稷发展密切相关以至于它的离开会使国家蒙受损失？ Waverley2，是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Waverley3，是否对我们研究艺术或历史的某一特定领域有关键的帮助作用？
英国也是最喜欢最频繁下达出口禁令的国家之一，也在这一领域颇有权威。下面我们来盘点一下依据威佛力准则曾被英国禁止出口的5件艺术品。
简奥斯丁的戒指
每年都会总会有很多专家学者给政府建议，那些已经被出售给海外市场的，超过50年历史的文物，都应该为了国家而留下。文物艺术品出口审查委员会有权给这些文物下达出口禁令，来给英国民众和机构争取时间筹措资金来购下。2013年，美国歌手Kelly Clarkson就为此没能成功买走那只属于19世纪小说家简·奥斯丁的戒指。Clarkson 本竞拍出价152，450欧元，高于简·奥斯丁博物馆的竞拍价格。但就在英国出口禁令生效的延滞期内，这座位于汉普郡简·奥斯丁旧居的博物馆，面向全世界发起了定向的募捐活动，最终用筹集到的资金从CLarson手中买下了这枚戒指，留在了英国。
独一无二的透纳
2006年，透纳1842年的作品，《从瑞士卢塞恩湖眺望瑞吉峰》拍出了580万欧元的高价，创新了同时期英国水彩画价格纪录。英国泰特美术馆馆长赞誉这幅画为“旷世绝伦的作品”，为能让这幅画留在英国，泰特随即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世界范围内的募捐，筹得超过55万欧元的款项，捐款方不仅来自英国，更包括许多其他国家。募捐筹款之外，泰特美术馆自身出资200万欧元，艺术基金慈善机构支持提供55万欧元，剩余的款项皆由国家文化遗产纪念基金会补齐。最终，这幅透纳的作品成功留在了英国，并在泰特美术馆常年展出。
外借的中世纪嵌板
2014年，一块罕见的中世纪嵌板在苏富比被拍下后，也迎来了它的出口禁令。这块嵌板是由意大利艺术家Giovanni de Rimini.创作于1300年至1305年间，描绘了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圣徒，收藏于诺森伯兰郡的阿尼克公爵的城堡中。这件作品最终在美国一位画廊主和慈善家Ronald S Lauder的资助下留在英国。在劳德先生的帮助下，英国国家美术馆最终以491万欧元的价格买下这件作品。但作为交换条件，劳德在世期间，国家美术馆需将此件作品外借给劳德先生，但作品也将定期归还给美术馆进行展览和修护。
史上最昂贵的汽车
一台名为“Birkin”的宾利汽车在2012年古德伍德赛车节的公开拍卖会上，被匿名买家以510万欧元的价格秒杀，成为在拍卖会上交易的最昂贵的英国汽车。这架单座赛车是宾利1927年出的4.5升排量跑车的增压版，因为由Henry Birkin爵士所设计，“Birkin”的别名因此而来。英国汽车业遗产信托会极力反对将它出口他国，声称它是从战前时期保留下来的最重要的赛车之一。但直至出口禁令有效期的最后，英国国内也没能有买家及机构出价购下这辆车，最终，政府只得如期发放出口许可。
毕加索的作品《孩子与鸽子》
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孩子与鸽子》，1924年被英国买家购下，也是毕加索最早一批进入英国的作品之一。2012年，佳士得代表这幅画的所有者、来自威尔士的阿伯康威家族对它进行拍卖，被一位来自卡塔尔的私人藏家以5000万欧元的价格买下，但是，这次英国却没能再有机构有能力筹资留下这幅画。《孩子与鸽子》这幅画标志着毕加索从著名的个人风格突出的蓝色时期的转型，渐渐远离明显的印象主义风格。但审查委员会表示，这幅作于1901年的画作有里程碑式的地位，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存在于英国的收藏体系中，完整了这个系统，这也使得它对于英国国家文化遗产领域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艺术品出口禁令引发国际纷争
那些被国家下达出口禁令的国宝艺术品，往往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中，经过无数次的交易，辗转众国。除了在最初的所属国之外，它们亦常常参与并塑造过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个中纷纭，难以言说，因此，在被下达出口禁令或判定最终所有权的时候，就常常会引发国家间的纷争。
比如在2015年，希腊就曾试图在国际法庭起诉英国大英博物馆，让它能够归还那些包括埃尔金大理石雕在内的古希腊雕塑。约在200年前，英国政府从Thomas Bruce，第七任埃尔金伯爵，手中买下了这些作品，并长期下达出口禁令，而如今，希腊希望通过民众意愿，舆论压力来给英国政府施压，来归还这些在希腊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艺术品。
“这些埃尔金帕特农石雕是希腊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完整了历史。为了赢回它们，我们现在在联合一切力量，争取像联合国这样权威的国际组织的支持。”希腊文化部长Aristides Baltas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如果联合国确确实实地代表着所有国家的意愿，而它也认为这些石雕应该归还给希腊的话，我们就有底气走上国际法庭去和英国，和大英博物馆相抗衡，因为英国这么做是违反了人道的，我们是为全人类而战。”
在这类的案例中，英国是常客，每隔几年就会有个重大的与艺术品相关的出口禁令及国家间纠纷登上新闻头条。在这些被禁止出口的艺术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属于英国的原生国宝。而另外的大部分，则可能来自战争期间的掠夺或走私，完全没有艺术品原所属国的许可。一旦有外国藏家或机构通过购买可能获得这些作品，英国就会即刻下达出口禁令。著名网站elginism就曾发文批判，说“出口禁令会使英国成为文化的单向街”。
相比于以上剑拔弩张的解决途径，法国和荷兰用“共享”的方式则为全球化的艺术市场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2016年2月1日，艺术界出现了极为罕见的交易，法国和荷兰共同享有伦勃朗的一组（两件）作品的所有权——Maerten Soolmans 夫妇的结婚肖像画。这次的共享所有权交易（又叫伦勃朗条约）是由法国和荷兰文化部通过政府间协议主导，佳士得私人洽购部协助而完成，总价值1.6亿欧元，也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古典大师作品成交纪录之一。自从1878年，这组作品从荷兰被出售到法国，直至2013年，都一直被法国的罗斯切尔德家族所收藏，并且被国家下达出口禁令加以保护，最终荷法两国通过协商达成用共同购买的方式让荷兰的国宝得以回归，依照协议，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将拥有Maerten的肖像画，而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则获得Maerten夫人Oopjen肖像画的所有权。
这样的联合交易在历史上虽然难得一见，但也有过一些先例。例如古典大师提香的一组两幅作品，就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被英国国家美术馆和苏格兰国家美术馆所共同购买，共出资1.47亿欧元。但是，自英国脱欧后，这两幅作品被两个国家所共同拥有的所有权却是岌岌可危。这种跨国间的联合交易，共享所有权的行为，不仅是历史文化因素在作用，更是综合考量了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从某种程度来说，政治层面，外交层面的力量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对后世处理类似的艺术品的归属和国家间的冲突起到了示范作用。
艺术品出口禁令赢了国宝失了藏家与市场
在有关“出口禁令”所引发的问题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由国宝艺术品归属权引发的国家之间的纠纷问题，因为其政治因素的掺杂往往得到更多的关注。而相比于“对外”的影响，人们对于“对内”的影响常常重视不够。出口禁令是柄双刃剑，虽然帮助颁发禁令的国家赢得了更多留住艺术品的机会，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内藏家利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拖缓了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对于藏家来说，一件艺术品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在市场上的流通性都是影响交易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旦国家下达了出口禁令，那么就意味着这件艺术品失去了除本国之外的所有国际市场，艺术品本身也要重新定价，不能按照国际市场的标准，而是依据本国实际交易纪录，更加意味着这件艺术品以后的流通也将受到极大限制，甚至将受到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的限制。以上无论哪一条，都会使可能的买家望而却步。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古典大师卡纳莱托和贝洛托的作品，在被下达出口禁令之后，国内市场的交易价格只占到其国际市场价格的25%-50%。
但对于不同国家的藏家来说，面临的境遇仍有一定的差别。在法国，如果藏家欲售往国外的艺术品被下达出口禁令，但在国内市场顺利交易的话，法国政府會根据国际国内市场差价给予藏家一定的补偿。法国政府就为此，在下达了梵高的名作《Jardin à Auvers》的出口禁令后，对它的所有者法国沃尔特家族共赔付1.45亿欧元。法国政府还为了不让藏家虚高报价，规定在交易完成后，支付画作总额5%的税费。
但德国和意大利的藏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意大利1939年，自墨索里尼时代开始，政府就享有权力可以近乎随意地规定某件艺术品为“国宝”并下达出口禁令，并且没有分毫给藏家的补偿。德国在相关条例的制定上，借鉴了意大利的制度，不仅在评判“国宝”的标准上比英法等国家都要低，也同样没有任何给藏家的补偿。这样严苛的制度，迫使很多德国的藏家想尽一切方法转移可能符合出口禁令的艺术品，因此，常常会发现德国的艺术品在英国、美国的拍卖会场上出现，这正恰恰是国家下达出口禁令所竭力避免的，现在却反作用于此，
除了造成藏家的损失，对于艺术品的出口限制对于本国的艺术品市场，也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艺术之国意大利为例，意大利禁止50年及以上历史的艺术品出口，在2013年，意大利艺术市场交易总额为3.45亿欧元，其中50年以上历史的艺术品几乎零交易。
这样特定的艺术品领域是可以量化，看到直接的影响的，但是由艺术品禁令所传递出的国家对于艺术文化的态度，以及潜在的政策趋势，这些对于整体市场大环境和氛围的影响无法量化，却是更加深远而有力的。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本土藏家的购买习惯往往压抑而谨慎，久而久之，不仅仅只是符合禁令标准的艺术品的特定市场，乃至于其他艺术领域包括当代艺术市场，市场活跃度与国际市场的交流都会受到一定局限。艺术基金集团总裁Philip Hoffman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如果未来意大利可以放开艺术品出口的严苛禁令，艺术交易市场每年可以创收至少100亿美元，可以占到世界艺术产业交易总额的六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