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少人上了张爱玲的当—先是认定交付真心的女人很难善终，塑造了自己悲观的爱情观；又被“出名要趁早”蛊惑，做什么都急吼吼的。可是能有几个人会像张爱玲那样提笔就老，早早显露看透世事的天才气；又有几个人像乔布斯那样，可以骄傲地说：“我很幸运，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已经58岁，放在以作家为职业的人里真是够晚的了。
　　我在脑海中搜索不到佩内洛普年轻时的容颜，大概因为她出名时已经步入老年。媒体上的照片也多是她白发的样子，眼窝凹陷，有深深的鱼尾纹和法令纹，嘴角轻轻上扬，镜头中的她有一点儿拘谨，有一点儿疏离。
　　61岁那年，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出版小说《书店》，正式开启了她的文学生涯。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不断给人惊喜，出版了9部小说，其中《离岸》（1979年）获得布克奖，而她的最后一部小说《蓝花》（1995年）无疑是她最伟大的作品，19次被媒体选为“年度最佳图书”，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她去世后，经常被评价为“英国二战后最伟大的50位作家”之一。
　　在成为作家之前，佩内洛普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在政府食品部门、电台工作过，当过杂志编辑、书店职员，做过老师，抚养了3个孩子，很长一段时间经济上都捉襟见肘。
　　她生于1916年，出生在一个“聪明的英国家庭”—一位叔叔是数学天才，是剑桥国王学院的古典主义学者，后来成为密码学家，并在二战期间在布莱切利参与密码破译工作；她的父亲埃德蒙·诺克斯是杂志主编，身上有一种被佩内洛普称为“爱德华时代的低调习惯”的天赋。她在父亲去世后写了《诺克斯兄弟》，记录了自己卓越的家庭成员。
　　佩内洛普考入牛津大学的索默维学院，主修英国文学专业，但在入学前几个月，她的母亲去世。她母亲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最早一拨儿女学生之一，一家人无一例外拥有读名校的经历。成名后，佩内洛普对自己的婚姻讳莫如深，但我们知道她是在毕业4年后嫁给了戴斯蒙德，凭的是对爱情的一腔热血。丈夫戴斯蒙德一生不得志，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癌症去世。

二

　　3个孩子、任性的丈夫，这让很多人觉得佩内洛普很晚才开始写作的原因是被家事所累。她的确是在她的孩子们长大了、可以离开家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但她不愿意承认那是为家庭而做出的牺牲。她说：“在早年的岁月里，我是能够写但没有写，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在一生的任何时刻开始写作。”
　　在英国文学史上，19世纪的乔治·艾略特在39岁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被看作是大器晚成，佩内洛普的大龄创作竟然成为媒体报道她时的焦点。相比30岁热衷于冒险的年轻人，60多岁的女作家有着更加严肃的态度、广阔的视野，也更加柔和、自信。对于小说家来说，所有不堪的经历都可以成为最珍贵的写作素材，她在《离岸》中借11岁的玛莎之口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学的每一样东西，你受的每一种苦，都会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起作用。”
　　她早期的作品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从《书店》里读出了佩内洛普和主人公相似的经历。她在父亲去世后开始创作，在丈夫去世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中。《书店》里，弗洛伦斯·格林夫人买下一间老宅想要开一家书店，这是她开启人生下半场的方式。“在哈德堡，她半生中有8年多时间，靠已故丈夫留给她的微薄薪金度日。她最近在想，是否应该让自己看看，同时也让别人看看，她可以靠自己过活。”就这样，一位每年都穿着同一件大衣的女士，在丈夫去世8年多后才决定寻求人生的意义，要做一件挑战封闭、保守小镇的事业，尽管阻碍重重，也没能击退她的决心，因为比起嘲讽、偏见、挑衅、阻挠，更令人害怕的是年老时的孤独。
　　某天早餐时，弗洛伦斯·格林在收音机里听到：“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分别是男性45.8岁，女性52.4岁，现在男性的预期寿命是68.1岁，女性的是73.9岁。”这些数字当然不仅仅说明人类的寿命在延长，也许还是佩内洛普怀着的期待—女人没有这么快老去，她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三

　　在1960年至1963年期间，佩内洛普和家人有一段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船上的经历。那是她人生的低谷时期，收入不够用，佩内洛普也绝不向父亲伸手。有一天，船屋沉入泰晤士河，她焦急地赶到当时教书的威斯敏斯特导师学校，告诉学生们：“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我的房子沉了。”在小说《离岸》中，她刻画了一群“船屋者”。我也曾拜访过住在泰晤士河上的朋友的家，在潮涨潮落的摇晃中，我对逼仄的船屋不再抱有浪漫的幻想，真实的生活并不像惠斯勒的绘画那样如诗如画，“在船上生活，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健康上看，风险都太大”。
　　《人聲鼎沸》（1980年）则取材于佩内洛普二战期间的工作经历；喜剧小说《弗雷迪戏剧学校》（1982年）取材于她在伦敦意大利康蒂戏剧艺术学院的授课经历。
　　佩内洛普说自己会被“那些似乎生来就会被打败或深深迷失的人”所吸引，“他们愿意承担世界强加给他们的条件，尽管他们有勇气，尽了最大努力，他们还是未能屈从于这些条件……我写作时，就是想为这些人发声。”正如她在《离岸》里探讨了城市边缘的船上居民的生存处境，这些“船屋者”曾经是陆地上的失败者，他们的生活如晃动的船只一样不稳定。在《书店》的结尾，弗洛伦斯以失败告终，并得出令人伤心欲绝的结论：“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佩内洛普写的失败不单单是个体的失败，有时是一类无法界定的善良之人的失败，有时是弱势群体的失败，有时是脆弱文明的失败。失败也分两种，一种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失败，另一种是纯粹的失败。佩内洛普写的并非纯粹的失败，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是“迷人的失败者”。
　　话说回来，真正的文学都是属于失败者的—谈论赢家是很无聊的事情，运气太好的事情也没什么好写的，失败者却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乐趣。佩内洛普曾说：“我一直忠于我最坚定的信念，我指的是为失败而生的人的勇气，强者的弱点，因误解和错失良机而产生的悲剧。我已尽力将这一切视为喜剧，否则我们又怎么承受这一生呢？”
　　人们常说，长大就是目睹自己的梦一个又一个地破碎。我不否认这个世上有很多职业的成功需要靠吃青春的红利。幸运的是，还有不少像佩内洛普这样的“夕阳红”样本，让我们这些较迟才滑向梦想轨道的人认定，只要还留有生命力，就有再次尝试的机会。
　　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出名早的作家和大器晚成的作家，因为最终只会留下好作家和坏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让我们这些不够早慧的人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