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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锋诗评家的刘波，在当代诗歌的理论阐释与文本细读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点从其学术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时隔一年就获得再版即可见端倪。其新著《当代诗坛“刀锋”透视》[1]，就是刘波这些年对当代先锋诗歌的深度聚焦。面对层出不穷的当代诗歌，作为先锋视野下的个体解读论文虽多，但以先锋视角来透析当代诗人诗作的著述还不多见，该书正是这样一本以先锋视角来解读当代诗坛的力作。作者以时代主题之变迁为经纬，以“集体主义时代的象征美学”、“激情与灿烂共生的汉语之魅”、“消费主义时代的思想与诗意”、“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审美”四组极具思想价值与审美特征的关键主题语汇作为当代诗坛观察的切入点，严谨地划分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先锋演进路径，而这一定位的背后彰显的是批评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
鲜活的生命体验与真诚的文本批评
在《当代诗坛“刀锋”透视》一书中，刘波保留了自己鲜活的诗歌阅读体验，在赏析文本的同时，尽量不露痕迹地阐释作者对诗歌、诗人的真诚认识。越出纷乱繁杂的诗歌批评，切中肯絮地论析诗歌价值是刘波诗歌批评的最大特色，不偏不倚、返归历史语境与注重当下都做到了平衡。
著名诗歌评论家罗振亚先生就指出：“刘波的诗学批评实践，以顽韧的掘进姿态，触摸到了时代良心、诗歌历史的本质与深层，重文本，不媚俗，有风骨。他视野宏阔，思维敏锐，新见迭出，经常从个案出发，接通文坛普泛的理论话语，追求文章的重量。出色的感悟力、思辨力和描述力三位一体，彰显出他学术上强劲的实力与理想的气象。”在泥沙俱下的时代，缺乏群星闪耀的当代诗坛，如何甄别出有价值的诗歌是对诗评家的考验。洪子诚先生也谈到：“在当代诗歌史写作上，是应该确立一种“本质化”、排他性的诗歌经典遴选、评价的标准，唤醒差别意识，清理出有连贯线索的“伟大的传统”，还是可以持一种较大包容性、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论述方式，抑制过于强烈的主观干预冲动，以便使一时难以做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2]，如此观之，文学史的写作需要更为宏观的遴选视野，但具体到当代诗歌的文本批评，极具个性的批评家眼光就更显重要了。目前的窘境是，诗歌史书写的块状推进与单篇論文的零散枝蔓，让读者难以把握当代诗歌发展的演进路径，因此，抓住时代特征与艺术审美特质，将看似驳杂的诗歌写作生态予以学理性归集就具有了重要意义。刘波从宏观的先锋视野出发，选取了18位代表性诗人作个案解读，为先锋诗歌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同时也为先锋诗歌带来了更具现场感的观察与分析。
在评析臧棣的诗歌时，他说到：“相对来说，我更喜欢他不多的几首在日常性表达上富有整体感的诗”[3]，随即，作者以其流畅生动的文字分析了《万古愁丛书》一诗的魅力所在。在论及朵渔打破语言重复所作的努力时，刘波直陈格外欣赏朵渔诗歌写作中冒险的部分。通览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在文本细读与真诚批评的基础上，选取出了极富统揽意义的词句指涉诗人特质。例如 “苦难审视与自我拯救”之于食指、“为当代诗歌建立启蒙的传统”之于北岛、“手艺人的悲剧意识和尊严写作”之于多多、“为日常体验和真挚抒写作证”之于王小妮、“承担意识、批判精神与日常逻辑”之于王家新、“口语、反抒情与冒犯式书写”之于伊沙，这些对当代诗坛有影响力诗人富有深度的凝练式慨括，无一不是刘波诗学特色的彰显。
该书富有启发性与包容性的批评话语，给诗评界带来了清新之风。正如王宁教授指出：“每一位从事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学者，都应该本着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对待被研究和被批评的对象。”[4] 的确，真诚批评乃是文艺批评家必须恪守的道德底线，也是健康学术的保证。众所周知，对已逝世作家的批评易，反之则难。可喜的是，该书所论诗人虽都是当代有影响力的在世诗人，但很好地坚守了批评家的真诚底线。作者赞扬了食指“相信未来”、“疯狗”等诗作在诗歌史上地位，不过，他也认为：“现在看来，食指并不是一个诗歌的先锋者”[5]，很显然，作者在批评中秉承了真诚的品质。这样的直言批评在书中也比较多，再如，他坦诚，于坚算是高产诗人，但诗歌中也有平庸之作。刘波在肯定伊沙口语诗之简洁与清新的同时，也坦言直陈口语一招鲜式的写作会给创作带来诸多麻烦，伊沙诗歌的口语写作成了消费式写作，创新的匮乏让先锋止步于形式。
专注于诗人转型的视野和眼光
写作对于个人来讲，一旦形成某种风格，就会有一段时期的稳定性，而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作家的写作也会出现新的调整，当代中国诗人的写作也不例外。尤其是先锋诗人之所以先锋，是他们不拘泥于原有精神土壤，勇于开拓新的天地。刘波以“刀锋”意识去透视当代诗人时，就非常注意规避以往文学史中滞后的定型描述，“转型”成为刘波透析诗人的关键词。但鉴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让这种关注转型的批评又具有了一定风险，而刘波没有回避这一风险。先锋诗人的新变才是常态，因此，持久地追踪式观察才是破除文学史相对滞后之诗歌论析的良药。
在讨论很多诗人的诗风转变时，他都注意到了诗人们对自我重复的焦虑。先锋诗人勇于跟自己成功的过往做斗争，而他们价值之所在也正在于此。在谈及翟永明女性诗歌写作的升华时，刘波认为，作为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代表人物，翟永明的变化是深刻的：“由早期的繁复变得简洁，由对自我的反抗变为对时代和历史的对抗，书写的精致性也日趋自觉”[6]，翟永明诗歌从内心出发，超越了女性身份，走向日常与大气，因此也成就了富于变化的先锋诗歌写作之可能。在谈及王家新写作风格的微妙转型时，他指出：“他不再把诗歌局限于一种情绪流的滑动，而它也可以是对生活的记录。”[7] 显然，先锋诗歌求变才是不变的风格。在谈到李亚伟从《中文系》到《河西走廊抒情》的变化时，刘波说“变化恰恰体现在诗人对历史感的建构，有过去那种表象的、浅层次书写，转向后来对历史、人生的深层次触摸，进而探寻现实和历史交际的秩序……李亚伟后来的写作，在注重内在技艺的同时，更注重挖掘潜隐在汉语中未被发现的丰富性和魅力感，为诗歌的大美重新建立一种“莽汉”精神”。[5] 也就是说，先锋诗人勇于突破自我，其写作价值也正在于此。在论析余怒诗歌特色时，这种关注转型的透析诗学方法也是贯穿始终的，刘波从余怒《诗学》写作的变化，看到了诗人从不及物到及物写作的转变。面对朵渔在新世纪写作的转变，他注意到其诗歌写作中越来越注意词语力量的挖掘与思辨性这一转变。在“下半身”诗歌写作的年代，刘波敏锐地看到了沈浩波诗歌创新之旅对自我的救赎。可以说，整本书的焦点其实都聚焦到了先锋诗人们的求新意识。 鲜明的批评话语为先锋诗歌确立风向标
应该说先锋诗歌在当代是一个意蕴深刻又聚讼纷纭的话题，然而对于先锋诗歌的评析，其合法性首先来自对诗歌本身的甄别，而筛选当然来自诗评家本身的理论修养与责任担当。我们虽然需要当代诗歌史的固化书写，而对个体诗人诗作的考察，无疑是诗歌评论中最应坚持的部分。刘波在挑选观察对象的同时，极力建构诗学阐释的个体性“王国”：不做简单的诗人诗作评析组合，而是专注于主题式解读，力图构建先锋诗歌的价值坐标。
在《当代诗坛“刀锋”透视》中，随处可见作者对于先锋诗歌价值风向标的重塑。“真正有力量的诗意，不是靠碎片化的幻灭感构成，而是一种结实的体系，它由美感、德性、道义和品质所组建。”[9]在刘波看来，没有思想深度的诗歌写作是毫无意义的呻吟，诗歌要获得尊严，思想的发声是必须的，不论诗人在形式上如何先锋，是否经典取决于走心的语言创作与思想内涵。面对时代语境给诗人带来的巨大困扰，他认为，诗人在语言创作与思想表达上难以实现理想的契合并非诗人之错，但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冷漠仍然拷问着诗人的良知，先锋诗人必须保持长久向下看的姿态。在论及王家新的写作风格时，刘波指出：“王家新诗歌的价值体现在他出示了自我警惕的维度与灵魂超越的力量。”[10] 很显然，超越自身狭窄的视野，将文化守护作为诗人写作的前矛去穿透黑暗，是先锋诗歌价值之所在。因此，在讨论蓝蓝诗歌的先锋价值时，刘波就认为其诗歌的力量不仅源于超验的现实感与“向下看”的眼光，更在于蓝蓝在诗思、诗意和诗美关系的整体认知。显然，作为先锋诗人，她有着充盈的正义感，但也绝不会因此降低诗歌的艺术水准。在汉语诗歌取法传统的问题上，刘波不止一次谈到现代诗歌回应古典之美的问题，比如在论述陈先发时，他就提出，当大部分人追逐先锋之时，返回古典与传统未尝不是先锋之体现。事实上，古典与现代的对接不是非此即彼的硬凑，相反，陈先发的诗，在刘波看来就践行了古典与现代的对接。在论及于坚的民间写作立场时，刘波认为他拙朴而大气的诗意建构，由个体经验出发抵达自由之美，在还原语言之后是诗人入心的表达。在刘波看来，于坚对古典的借鉴是境界的拓展，同时，对古典诗歌的学习不仅仅是回应传统的问题，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再造。
应该说，先锋诗歌风向标式的价值评判是贯穿该书的最大特点，在此，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但显然，为先锋诗歌立法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刘波没有回避这一难题，他在具體的诗人诗作讨论中，好或者坏，其评判态度是鲜明的，价值确立的意图也是明显的。针对消费语境之下文学写作的偏向，刘波认为当下的诗歌写作必须走与消费主义精神相反的路，在保持向下看的知识分子情怀的同时，不能固守在知识阶层与民间群体的二元对立情绪之中。诗歌之美是语言与思想的和谐之奏，有深度的好诗，在刘波看来可以归结到一点：“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诗歌关乎修辞，更在于内心的力量再现与精神释放的强度。”[11]
总之，该书为当代诗坛爬梳剔抉、去疵存瑜，以“刀锋”作为批评视角的诗学方法，其历时性与思想深度、诗歌美学原则熔于一炉的探究，为当代诗坛提供了一部思想深刻、论析详实的诗歌评论范本，在富有哲学考量意味的集合式论析中，当代诗坛的先锋图景变得异常生动而清晰。相信刘波后续的刀锋观察会更为精彩，这一持续性工作对于当代诗坛的发展无疑是福音。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
[2]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59页。
[4] 王宁：《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外国文学史研究》，2004 年第6期。
[5]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23页。
[6]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15页。
[7]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04页。
[8]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49页。
[9]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0页。
[10]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90—91页。
[11]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291页。
鲜活的生命体验与真诚的文本批评
在《当代诗坛“刀锋”透视》一书中，刘波保留了自己鲜活的诗歌阅读体验，在赏析文本的同时，尽量不露痕迹地阐释作者对诗歌、诗人的真诚认识。越出纷乱繁杂的诗歌批评，切中肯絮地论析诗歌价值是刘波诗歌批评的最大特色，不偏不倚、返归历史语境与注重当下都做到了平衡。
著名诗歌评论家罗振亚先生就指出：“刘波的诗学批评实践，以顽韧的掘进姿态，触摸到了时代良心、诗歌历史的本质与深层，重文本，不媚俗，有风骨。他视野宏阔，思维敏锐，新见迭出，经常从个案出发，接通文坛普泛的理论话语，追求文章的重量。出色的感悟力、思辨力和描述力三位一体，彰显出他学术上强劲的实力与理想的气象。”在泥沙俱下的时代，缺乏群星闪耀的当代诗坛，如何甄别出有价值的诗歌是对诗评家的考验。洪子诚先生也谈到：“在当代诗歌史写作上，是应该确立一种“本质化”、排他性的诗歌经典遴选、评价的标准，唤醒差别意识，清理出有连贯线索的“伟大的传统”，还是可以持一种较大包容性、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论述方式，抑制过于强烈的主观干预冲动，以便使一时难以做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2]，如此观之，文学史的写作需要更为宏观的遴选视野，但具体到当代诗歌的文本批评，极具个性的批评家眼光就更显重要了。目前的窘境是，诗歌史书写的块状推进与单篇論文的零散枝蔓，让读者难以把握当代诗歌发展的演进路径，因此，抓住时代特征与艺术审美特质，将看似驳杂的诗歌写作生态予以学理性归集就具有了重要意义。刘波从宏观的先锋视野出发，选取了18位代表性诗人作个案解读，为先锋诗歌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同时也为先锋诗歌带来了更具现场感的观察与分析。
在评析臧棣的诗歌时，他说到：“相对来说，我更喜欢他不多的几首在日常性表达上富有整体感的诗”[3]，随即，作者以其流畅生动的文字分析了《万古愁丛书》一诗的魅力所在。在论及朵渔打破语言重复所作的努力时，刘波直陈格外欣赏朵渔诗歌写作中冒险的部分。通览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在文本细读与真诚批评的基础上，选取出了极富统揽意义的词句指涉诗人特质。例如 “苦难审视与自我拯救”之于食指、“为当代诗歌建立启蒙的传统”之于北岛、“手艺人的悲剧意识和尊严写作”之于多多、“为日常体验和真挚抒写作证”之于王小妮、“承担意识、批判精神与日常逻辑”之于王家新、“口语、反抒情与冒犯式书写”之于伊沙，这些对当代诗坛有影响力诗人富有深度的凝练式慨括，无一不是刘波诗学特色的彰显。
该书富有启发性与包容性的批评话语，给诗评界带来了清新之风。正如王宁教授指出：“每一位从事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学者，都应该本着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确对待被研究和被批评的对象。”[4] 的确，真诚批评乃是文艺批评家必须恪守的道德底线，也是健康学术的保证。众所周知，对已逝世作家的批评易，反之则难。可喜的是，该书所论诗人虽都是当代有影响力的在世诗人，但很好地坚守了批评家的真诚底线。作者赞扬了食指“相信未来”、“疯狗”等诗作在诗歌史上地位，不过，他也认为：“现在看来，食指并不是一个诗歌的先锋者”[5]，很显然，作者在批评中秉承了真诚的品质。这样的直言批评在书中也比较多，再如，他坦诚，于坚算是高产诗人，但诗歌中也有平庸之作。刘波在肯定伊沙口语诗之简洁与清新的同时，也坦言直陈口语一招鲜式的写作会给创作带来诸多麻烦，伊沙诗歌的口语写作成了消费式写作，创新的匮乏让先锋止步于形式。
专注于诗人转型的视野和眼光
写作对于个人来讲，一旦形成某种风格，就会有一段时期的稳定性，而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作家的写作也会出现新的调整，当代中国诗人的写作也不例外。尤其是先锋诗人之所以先锋，是他们不拘泥于原有精神土壤，勇于开拓新的天地。刘波以“刀锋”意识去透视当代诗人时，就非常注意规避以往文学史中滞后的定型描述，“转型”成为刘波透析诗人的关键词。但鉴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让这种关注转型的批评又具有了一定风险，而刘波没有回避这一风险。先锋诗人的新变才是常态，因此，持久地追踪式观察才是破除文学史相对滞后之诗歌论析的良药。
在讨论很多诗人的诗风转变时，他都注意到了诗人们对自我重复的焦虑。先锋诗人勇于跟自己成功的过往做斗争，而他们价值之所在也正在于此。在谈及翟永明女性诗歌写作的升华时，刘波认为，作为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代表人物，翟永明的变化是深刻的：“由早期的繁复变得简洁，由对自我的反抗变为对时代和历史的对抗，书写的精致性也日趋自觉”[6]，翟永明诗歌从内心出发，超越了女性身份，走向日常与大气，因此也成就了富于变化的先锋诗歌写作之可能。在谈及王家新写作风格的微妙转型时，他指出：“他不再把诗歌局限于一种情绪流的滑动，而它也可以是对生活的记录。”[7] 显然，先锋诗歌求变才是不变的风格。在谈到李亚伟从《中文系》到《河西走廊抒情》的变化时，刘波说“变化恰恰体现在诗人对历史感的建构，有过去那种表象的、浅层次书写，转向后来对历史、人生的深层次触摸，进而探寻现实和历史交际的秩序……李亚伟后来的写作，在注重内在技艺的同时，更注重挖掘潜隐在汉语中未被发现的丰富性和魅力感，为诗歌的大美重新建立一种“莽汉”精神”。[5] 也就是说，先锋诗人勇于突破自我，其写作价值也正在于此。在论析余怒诗歌特色时，这种关注转型的透析诗学方法也是贯穿始终的，刘波从余怒《诗学》写作的变化，看到了诗人从不及物到及物写作的转变。面对朵渔在新世纪写作的转变，他注意到其诗歌写作中越来越注意词语力量的挖掘与思辨性这一转变。在“下半身”诗歌写作的年代，刘波敏锐地看到了沈浩波诗歌创新之旅对自我的救赎。可以说，整本书的焦点其实都聚焦到了先锋诗人们的求新意识。 鲜明的批评话语为先锋诗歌确立风向标
应该说先锋诗歌在当代是一个意蕴深刻又聚讼纷纭的话题，然而对于先锋诗歌的评析，其合法性首先来自对诗歌本身的甄别，而筛选当然来自诗评家本身的理论修养与责任担当。我们虽然需要当代诗歌史的固化书写，而对个体诗人诗作的考察，无疑是诗歌评论中最应坚持的部分。刘波在挑选观察对象的同时，极力建构诗学阐释的个体性“王国”：不做简单的诗人诗作评析组合，而是专注于主题式解读，力图构建先锋诗歌的价值坐标。
在《当代诗坛“刀锋”透视》中，随处可见作者对于先锋诗歌价值风向标的重塑。“真正有力量的诗意，不是靠碎片化的幻灭感构成，而是一种结实的体系，它由美感、德性、道义和品质所组建。”[9]在刘波看来，没有思想深度的诗歌写作是毫无意义的呻吟，诗歌要获得尊严，思想的发声是必须的，不论诗人在形式上如何先锋，是否经典取决于走心的语言创作与思想内涵。面对时代语境给诗人带来的巨大困扰，他认为，诗人在语言创作与思想表达上难以实现理想的契合并非诗人之错，但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冷漠仍然拷问着诗人的良知，先锋诗人必须保持长久向下看的姿态。在论及王家新的写作风格时，刘波指出：“王家新诗歌的价值体现在他出示了自我警惕的维度与灵魂超越的力量。”[10] 很显然，超越自身狭窄的视野，将文化守护作为诗人写作的前矛去穿透黑暗，是先锋诗歌价值之所在。因此，在讨论蓝蓝诗歌的先锋价值时，刘波就认为其诗歌的力量不仅源于超验的现实感与“向下看”的眼光，更在于蓝蓝在诗思、诗意和诗美关系的整体认知。显然，作为先锋诗人，她有着充盈的正义感，但也绝不会因此降低诗歌的艺术水准。在汉语诗歌取法传统的问题上，刘波不止一次谈到现代诗歌回应古典之美的问题，比如在论述陈先发时，他就提出，当大部分人追逐先锋之时，返回古典与传统未尝不是先锋之体现。事实上，古典与现代的对接不是非此即彼的硬凑，相反，陈先发的诗，在刘波看来就践行了古典与现代的对接。在论及于坚的民间写作立场时，刘波认为他拙朴而大气的诗意建构，由个体经验出发抵达自由之美，在还原语言之后是诗人入心的表达。在刘波看来，于坚对古典的借鉴是境界的拓展，同时，对古典诗歌的学习不仅仅是回应传统的问题，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再造。
应该说，先锋诗歌风向标式的价值评判是贯穿该书的最大特点，在此，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但显然，为先锋诗歌立法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刘波没有回避这一难题，他在具體的诗人诗作讨论中，好或者坏，其评判态度是鲜明的，价值确立的意图也是明显的。针对消费语境之下文学写作的偏向，刘波认为当下的诗歌写作必须走与消费主义精神相反的路，在保持向下看的知识分子情怀的同时，不能固守在知识阶层与民间群体的二元对立情绪之中。诗歌之美是语言与思想的和谐之奏，有深度的好诗，在刘波看来可以归结到一点：“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诗歌关乎修辞，更在于内心的力量再现与精神释放的强度。”[11]
总之，该书为当代诗坛爬梳剔抉、去疵存瑜，以“刀锋”作为批评视角的诗学方法，其历时性与思想深度、诗歌美学原则熔于一炉的探究，为当代诗坛提供了一部思想深刻、论析详实的诗歌评论范本，在富有哲学考量意味的集合式论析中，当代诗坛的先锋图景变得异常生动而清晰。相信刘波后续的刀锋观察会更为精彩，这一持续性工作对于当代诗坛的发展无疑是福音。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
[2]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59页。
[4] 王宁：《批评的伦理与学术的规范》，《外国文学史研究》，2004 年第6期。
[5]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23页。
[6]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15页。
[7]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04页。
[8]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49页。
[9]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10页。
[10]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90—91页。
[11] 《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05月版，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