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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国内外出差、交流，让我对不同城市产生了很多直观印象。“城市”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制造”的最大产品，它通过各种要素资源的空间集聚，提升经济效率，提高人民福祉。
城市化、工业化是贯穿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5年的56.1%，数亿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创造出了更多的劳动价值，这是中国增长的根源之一。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居住在城市的7.7亿人口中，大约有2.4亿左右没有城市户籍，进城不落户。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不能和户籍居民有同等待遇。这是中国增长的另一面，即在以人为本的方向上欠债的、没有和城市建设更加同步的那一面。所以“十三五”规划再次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在中国城市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后，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未来的“城市中国”会有哪些新的看点？我会尝试从“世界城市”的角度作出回答。
我的基本看法是，由于在未来十年内中国不出意外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且目前每年创造的GDP增量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中国一些城市的经济规模必将在世界城市中位居前列。美国有十多座“世界城市”，分布在东西海岸、中北部、中部、南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中国未来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这要求中国的城市建立新的“世界观”，尽早把自己放在世界城市的角度，展开新思考，促进新发展。城市服务于人，也依赖人，“世界城市”要建成，也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和向着世界市民、世界公民方向的努力。
中国会涌现出怎样的世界城市？
根据日本权威城市排名机构“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的发布，2015年世界城市综合竞争力前四位依次是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香港、上海、北京、台北分列第6、17、18位和32位。该排名涉及全球40个城市，亚洲、大洋洲13个，欧洲16个，北美洲9个，非洲1个，南美洲1个，使用6类指标：经济、研究和发展、文化互动、宜居、环境和交通方便。上海、北京排名不高的一个原因是，在环境单项排名上垫底。
在JLL（仲量联行）全球300城市排名上，按照经济规模，中国入选的城市超过10%，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苏州分别排名第6、11、21、22、31和32。对照一下这个区间的美国城市，分别是纽约（2）、洛杉矶（4）、芝加哥（10）、休斯顿（12）、华盛顿特区（16）、达拉斯（18）、旧金山（25）、费城（29）和波士顿（30）。如果看商业吸引力，前50名，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分别排第8、9、29和41，同区间的美国城市有15座，分别是纽约（2）、洛杉矶（5）、芝加哥（7）、华盛顿特区（11）、亚特兰大（13）、达拉斯（14）、旧金山（15）、休斯顿（18）、波士顿（21）、费城（35）、西雅图（37）、迈阿密（38）、丹佛（39）、凤凰城（48）、明尼那波利斯（50）。
在中国从事研究的机构对中国城市的评价更高。麦肯锡在2012年预测，到2025年，当时世界城市的前600名阵容将发生显著变化，有136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将会跌出排名，取而代之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届时中国将有151座城市跻身世界前600城市。该研究预测上海、北京将与纽约并列成为世界上未来发展最快的“三巨头”，深圳在GDP、GDP增速、总人口、家庭总数和年收入2万美元以上家庭数等指标方面，将跻身全球前25大城市行列。
在我看来，世界城市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综合影响力意义上的世界级城市（world class city），一种是经济和人口规模意义上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一种是特色型的世界城市，如风景名胜、奥运会举办地、历史文化名城等。在三种方向上，中国城市都大有可为。
中国有没有、会不会出现世界城市、世界级城市，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国会涌现怎样的世界级城市？涌现出多少世界城市？
走在最前面的无疑是上海。上海市委刚刚审议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送审稿）》体现了这方面的新思维。这个总规给我比较深的印象有三点：一是将上海的城市愿景确立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在原有的四个国际中心之外又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体现出上海对世界城市的理解是综合的、全面的世界级城市，而不是经济这个单向度的；
二是强化自我约束，提出“到2040年实现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从上一轮规划确定的3226平方公里，削减到3200平方公里，并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用地比重”，其中的200平方公里还要作为“留白”，上海还提出在2040年将PM2.5浓度控制在20微克/立方米左右。这些指标显示出上海所追求的发展模式不是“吃光用尽”、“见缝插针”的外延扩张，我们没有聪明到能够代替子孙后代把所有东西都规划好的程度；
三是“上海2040”有一些特别具体的以人为本的反映，比如将中央商务区（CBD）改称为中央生活区（CAZ），更突出人的体验和活动；建设城市副中心布局，城市副中心的公共资源也参照大城市标准，打破原来的层级式城郊布局；恢复禁行道路的非机动车通行权，同时突出绿道建设，设置骑行、步行、复合三类慢行道，形成总长度逾2000公里的慢行休闲骨干网络。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通过创新实现城市价值的提升，让城市真正成为人的城市，不只有经济、而且有生态和人文的城市。北京新的城市总体规划要到今年底才能出来。到时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京沪的异同。
除了上海、北京这样的世界级城市，中国应该还会有十几座城市，在成为中国的区域中心的同时，也跻身世界城市的行列。中国也会有一些城市（如西安、桂林、敦煌），依靠独特禀赋成为特色型的世界城市。
从世界城市角度看中国一线城市
如果不计算香港、台北的话，北上广深一直被看作是中国的四座一线城市，因为它们的GDP一直是中国最前列。而假如是从世界城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在经济之外还要考虑国际影响力和鲜明的城市特色，一线城市会不会有变化？ 中国目前GDP在1万亿以上的城市有10座，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青岛的GDP分别是9600多亿和9400多亿，很快也会进入“万亿城市俱乐部”。之后是长沙、无锡、佛山、宁波、大连、郑州、沈阳和烟台。我认为，这20座城市的前12座基本都是世界城市候选对象，后面8座距离比较远，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若干年后，中国城市可能出现类似中国乒乓球队那样的“在世界拿名次容易，在中国拿名次难”的局面。中国的一线，我们假定只能在5个以内。除了北上广深，下一个是谁，我觉得是杭州。
虽然单就GDP总量，杭州还只是中国第十。杭州的自然禀赋不必说，G20峰会大大提升了杭州的世界性影响力，接下来杭州还有2022年的亚运会。在国内大城市中，杭州是屈指可数的连续五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城市，目前第三产业比重接近6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10%以上是在杭州的企业。
杭州市长张鸿铭说，G20峰会给杭州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第一，杭州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现在大家一提到杭州，不用再介绍这是离上海多少距离一个地方，杭州就是杭州；第二，峰会以后，杭州正逐步成为人才的洼地，各路精英、海归人员、高端人士向杭州集聚；第三，现在很多企业、很多外资都愿意到杭州来投资发展。”
杭州的政策红利还包括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张鸿铭说，“杭州有1个国家级的自主创新示范区，2个国家级的高新区，2个国家级的双创示范基地，24个国家级的众创空间，19个省级的特色小镇，这些都是创新的载体。可以说现在杭州的创新在全国处于前列，除了北京、深圳，那就是杭州。”
杭州的企图心毫不掩饰！但这可能正是其成功的原因。对比和杭州同为“天堂”的苏州，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苏州就是苏州”、“不是距离上海多少距离一个地方”的说法，反而有不少苏州官员说，苏州更希望融入上海，借力上海。苏州不是省会，它要受江苏省的领导，吴文化和越文化的风格也有不同，经济成分也有区别（江苏国企成分远多于浙江），所以苏州没有杭州那样的雄心勃勃和大胆想象。苏州的GDP比杭州多40%，苏州工业园区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世界一流，我对比过那里和上海张江，就生态论苏州要好很多。可是，谁更像一线城市呢？我觉得是杭州。
从世界城市角度，我认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应该是五座。上海、北京是一个层面，是世界级的（world class），且经济总量比后面的广州、深圳、杭州要高出一个级别。这是一线城市的2+3结构。如果更注重城市的创新权重，则北京、深圳、上海是一个层面，深圳的创新能力是世界水平，而杭州、广州在一个层面。这是一线城市的3+2结构。
创新是上海相对的短板。一位穿梭于京沪两地的投资人对我说：“一年365天，上海比北京空气质量好的日子有300多天。但是你看看中国200个、300个‘独角兽’的排行榜，北京能占到46%、47%，北京就是‘天下’的一半。”
广州仍是中国GDP排名第三的城市，但深圳、天津追得很紧。更重要的，自林树森时代之后，广州在打造突出的服务功能方面缺乏想象力、品牌抓手和战略举措。在林树森那个时候，他竭尽全力打造了枢纽型的新机场、广州港以及汽车工业，使广州无论从功能还是产业体量上都保住了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到了万庆良，既没有真正的宏图大志，也不务实。在广州有投资的一家上海民企告诉我，他们在广州已经签约了，隔了大半年，万庆良让他们在上海的广州签约会上再签一次。他们问我：广州不是很务实吗？怎么也玩虚的了？
北京、上海当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广州比不了。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还是大有文章可做。要自己给自己“造牌局”，营造大空间大舞台。或曰：像G20这样的大项目都是国家定的，但不敢想、不敢提、不敢试，就连可能性也没有了。
成都、重庆会不会成为一线城市呢？我的答案是，暂时不可能。成都一直希望成为“第四城”，现在看前五都难。这其中很主要的原因是城市主要领导人出现了问题。虽然未必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但是从国内外影响力的角度，一下子就失了很多分。“重庆现象”一度全国闻名，我仔细对照过四座直辖市的财政预决算报告，重庆和京津沪的支出规模差不多，但本地财政收入差很远，很大程度靠中央的转移支付。中央给钱当然有效，但是城市内涵的提升，不是表面见效那么快的。
中国城市排名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中国重视排名，城市GDP排名、百强县排名都如此。排名相当于一种品牌定位。
菲利普·科特勒说，品牌化的城市具有明显的顾客利益，包括居民利益、投资者利益、旅游者利益、潜在顾客利益。一个建立了品牌的城市，对内对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位营销学界的权威凯文·凯勒在《战略品牌管理》中指出，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城市品牌化的力量就是让人们了解和知道某一区域并将某种形象和联想与这个城市的存在自然联系在一起，让它的精神融入城市的每一座建筑之中，让竞争与生命和这个城市共存。
最近，我翻看中国城市的GDP百强排名（2015年数据），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省域四强拥有最强城市军团。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拥有最多的全国城市百强。广东21个省辖市有9个进入全国百强，江苏13个省辖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山东17个省辖市15个进入全国百强，浙江11个省辖市8个进入全国百强。广东总量第一，但各地发展均衡程度不如江苏。广东、江苏各有四个城市跻身全国城市前30，广东是广州、深圳、佛山（15）、东莞（22），江苏是苏州、南京、无锡（14）、南通（24）。
经济中心不一定是省会城市。不是省会城市而能跻身全国前20位的城市有8座：深圳（4）、苏州（7）、青岛（12）、无锡（14）、佛山（15）、宁波（17）、大连（18）、烟台（20）。 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城市。长沙、重庆、武汉、贵阳、南宁与西安在过去十年增速最快，东部比较突出的是天津滨海新区。东部的无锡、青岛都曾是全国城市前十，现在被成都和武汉代替。东北振而不兴，目前排名最前的城市是大连（17）。郑州（18）已经超过沈阳（19），应该很快赶上大连。长江中上游城市的增速较快，如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等。
外向型、资源、重工依赖的城市表现欠佳。曾经的外向型经济样板苏州、无锡、宁波、厦门、东莞、佛山、温州等，在增速表现上不如省会城市如杭州、福州、南京、郑州、长沙、合肥。资源依赖型或重工依赖型城市如太原、石家庄、沈阳、长春、大连、大庆、榆林，表现不好。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从当年的看广东、看浦东、看滨海新区到今天中西部城市增速领先，的确如此。这是更加依赖内需的必然结果，也是在更大空间推动城市群建设和区域整合的结果。以河南为例，目前郑州占河南省的GDP不到20%，而成都、武汉占全省GDP的比重都在35%以上，如果加速郑州和开封以及周边区域的一体化，经济体量可望再上一个新台阶。
同时，“创新永不停”也是“城市中国”的图景，比如深圳，直到今天仍然锐气十足，不减当年。
分享、移动和个性化是三个关键词
这是一个分享的时代，也是一个移动的时代，还是一个个性化的时代。我用这三个关键词，给未来的新城市化进程提出三点建言。
第一，纵观中国城市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单一制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有形无形、硬和软的资源配置是分不开的。在目前北京、上海等地的优势远超其他城市的背景下，未来应该把更多资源和机会投向其他城市。中国的世界城市会有多座，不是北京、上海两座，就像美国不能只是纽约和华盛顿。这是中央向地方的分享。比如，中国有十多个省域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院校，也就是只有地方队没有国家队，也得不到国家队特有的财政支持。
第二重分享的意思，是已经成为世界级城市的北京、上海以及深圳，要更好地为其他城市服务。以服务业见长的北京、上海、深圳，其一部分的商业模式是“在一个地方可以挣更多地方的钱”，而且在有些方面是“不劳而获”（边际投入极少而边际产出很高）。大部分城市都是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但无论哪个城市的居民，只要你做金融交易，就相当于给远方的上海（11个金融市场）、北京（新三板）、深圳（A股）交“份子钱”（很多是中央税，但归属地方的各种服务也是一种别无分店的“份子钱”）。北京、上海聚集了那么多的权力部门、高校、医院，也等于天然拥有收“买路钱”的特权。因此，不要把这些优势当成了所在地的特有权利，而要张开怀抱，把很多资源朝向全国打开。过去上海周边到上海的路都修不好，今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要主动把“路”修得四通八达，就像高铁一样方便，辐射更远的地方。须知你是代表中国去享受世界级城市的红利，而不是孤芳自赏，唯我独享。
整个中国的城市化都有一种“向下汲取”的倾向，今后必须改变。不只是定向扶贫，关键是把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彻底开放。
第二，关于移动。资本是会移动的，信息是会移动的，人才也是会跑的资产。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城市演进史，也是人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的变化史。哪里有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哪里就净流入，就兴旺发达。一个地方政府，能不能营造出引流而不是断流的环境，对地方的发展十分关键。这方面的正反例子数不胜数，连李克强最近都说出了“不要出现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话，可见同样是共产党领导，要求一样，但具体到各个地方，环境真是不一样。
第三，关于个性化。正如中国大学的合并潮“消灭”了不少品牌学校一样（如医学院），中国城市在撤县建区等等做大的过程中，既收获了规模效益，也流失了不少城市品牌资产。比如顺德、南海并入佛山之后，它们的经济仍在发展，但作为一座城市的影响力不知不觉中下降了。而看全世界，有不少小而美、或有独特性和差异化的城市，人民的幸福感不亚于大城市。中国城市比大、好高、求多，容易产生雷同性，而只有深植在自己的文化和个性中，城市才能与众不同。只有让更多城市、城镇有更大的热情和动力去建设自己的家园，城市才会打上市民的深刻的热情的烙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当人被焕发，当城市和人之间建立起“我与你”而不是“我与它”的关系，城市才会真正地属于人，这比世界城市的头衔更重要。
今天的年轻人，将来更年轻的一代人，他们不是螺丝钉思维，而是蜜蜂思维，哪里有花香鸟语就飞向哪里，能力越强、越有抱负的人飞得越快。这一定会造成中国城市更大的分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式的城市破产、凋敝、一栋房子1美元那样的情况，中国也可能出现，远者不想来，近者想离开。为政者不爱一座城市，好好培育和运作，苦头在后头呢。（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秦朔，秦朔朋友圈Chin@Moments新媒体平台、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
城市化、工业化是贯穿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5年的56.1%，数亿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创造出了更多的劳动价值，这是中国增长的根源之一。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居住在城市的7.7亿人口中，大约有2.4亿左右没有城市户籍，进城不落户。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不能和户籍居民有同等待遇。这是中国增长的另一面，即在以人为本的方向上欠债的、没有和城市建设更加同步的那一面。所以“十三五”规划再次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在中国城市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后，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未来的“城市中国”会有哪些新的看点？我会尝试从“世界城市”的角度作出回答。
我的基本看法是，由于在未来十年内中国不出意外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且目前每年创造的GDP增量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中国一些城市的经济规模必将在世界城市中位居前列。美国有十多座“世界城市”，分布在东西海岸、中北部、中部、南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中国未来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这要求中国的城市建立新的“世界观”，尽早把自己放在世界城市的角度，展开新思考，促进新发展。城市服务于人，也依赖人，“世界城市”要建成，也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和向着世界市民、世界公民方向的努力。
中国会涌现出怎样的世界城市？
根据日本权威城市排名机构“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的发布，2015年世界城市综合竞争力前四位依次是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香港、上海、北京、台北分列第6、17、18位和32位。该排名涉及全球40个城市，亚洲、大洋洲13个，欧洲16个，北美洲9个，非洲1个，南美洲1个，使用6类指标：经济、研究和发展、文化互动、宜居、环境和交通方便。上海、北京排名不高的一个原因是，在环境单项排名上垫底。
在JLL（仲量联行）全球300城市排名上，按照经济规模，中国入选的城市超过10%，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苏州分别排名第6、11、21、22、31和32。对照一下这个区间的美国城市，分别是纽约（2）、洛杉矶（4）、芝加哥（10）、休斯顿（12）、华盛顿特区（16）、达拉斯（18）、旧金山（25）、费城（29）和波士顿（30）。如果看商业吸引力，前50名，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分别排第8、9、29和41，同区间的美国城市有15座，分别是纽约（2）、洛杉矶（5）、芝加哥（7）、华盛顿特区（11）、亚特兰大（13）、达拉斯（14）、旧金山（15）、休斯顿（18）、波士顿（21）、费城（35）、西雅图（37）、迈阿密（38）、丹佛（39）、凤凰城（48）、明尼那波利斯（50）。
在中国从事研究的机构对中国城市的评价更高。麦肯锡在2012年预测，到2025年，当时世界城市的前600名阵容将发生显著变化，有136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将会跌出排名，取而代之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届时中国将有151座城市跻身世界前600城市。该研究预测上海、北京将与纽约并列成为世界上未来发展最快的“三巨头”，深圳在GDP、GDP增速、总人口、家庭总数和年收入2万美元以上家庭数等指标方面，将跻身全球前25大城市行列。
在我看来，世界城市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综合影响力意义上的世界级城市（world class city），一种是经济和人口规模意义上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一种是特色型的世界城市，如风景名胜、奥运会举办地、历史文化名城等。在三种方向上，中国城市都大有可为。
中国有没有、会不会出现世界城市、世界级城市，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国会涌现怎样的世界级城市？涌现出多少世界城市？
走在最前面的无疑是上海。上海市委刚刚审议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送审稿）》体现了这方面的新思维。这个总规给我比较深的印象有三点：一是将上海的城市愿景确立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在原有的四个国际中心之外又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体现出上海对世界城市的理解是综合的、全面的世界级城市，而不是经济这个单向度的；
二是强化自我约束，提出“到2040年实现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从上一轮规划确定的3226平方公里，削减到3200平方公里，并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用地比重”，其中的200平方公里还要作为“留白”，上海还提出在2040年将PM2.5浓度控制在20微克/立方米左右。这些指标显示出上海所追求的发展模式不是“吃光用尽”、“见缝插针”的外延扩张，我们没有聪明到能够代替子孙后代把所有东西都规划好的程度；
三是“上海2040”有一些特别具体的以人为本的反映，比如将中央商务区（CBD）改称为中央生活区（CAZ），更突出人的体验和活动；建设城市副中心布局，城市副中心的公共资源也参照大城市标准，打破原来的层级式城郊布局；恢复禁行道路的非机动车通行权，同时突出绿道建设，设置骑行、步行、复合三类慢行道，形成总长度逾2000公里的慢行休闲骨干网络。
这三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通过创新实现城市价值的提升，让城市真正成为人的城市，不只有经济、而且有生态和人文的城市。北京新的城市总体规划要到今年底才能出来。到时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京沪的异同。
除了上海、北京这样的世界级城市，中国应该还会有十几座城市，在成为中国的区域中心的同时，也跻身世界城市的行列。中国也会有一些城市（如西安、桂林、敦煌），依靠独特禀赋成为特色型的世界城市。
从世界城市角度看中国一线城市
如果不计算香港、台北的话，北上广深一直被看作是中国的四座一线城市，因为它们的GDP一直是中国最前列。而假如是从世界城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在经济之外还要考虑国际影响力和鲜明的城市特色，一线城市会不会有变化？ 中国目前GDP在1万亿以上的城市有10座，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青岛的GDP分别是9600多亿和9400多亿，很快也会进入“万亿城市俱乐部”。之后是长沙、无锡、佛山、宁波、大连、郑州、沈阳和烟台。我认为，这20座城市的前12座基本都是世界城市候选对象，后面8座距离比较远，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若干年后，中国城市可能出现类似中国乒乓球队那样的“在世界拿名次容易，在中国拿名次难”的局面。中国的一线，我们假定只能在5个以内。除了北上广深，下一个是谁，我觉得是杭州。
虽然单就GDP总量，杭州还只是中国第十。杭州的自然禀赋不必说，G20峰会大大提升了杭州的世界性影响力，接下来杭州还有2022年的亚运会。在国内大城市中，杭州是屈指可数的连续五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城市，目前第三产业比重接近6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10%以上是在杭州的企业。
杭州市长张鸿铭说，G20峰会给杭州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第一，杭州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现在大家一提到杭州，不用再介绍这是离上海多少距离一个地方，杭州就是杭州；第二，峰会以后，杭州正逐步成为人才的洼地，各路精英、海归人员、高端人士向杭州集聚；第三，现在很多企业、很多外资都愿意到杭州来投资发展。”
杭州的政策红利还包括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张鸿铭说，“杭州有1个国家级的自主创新示范区，2个国家级的高新区，2个国家级的双创示范基地，24个国家级的众创空间，19个省级的特色小镇，这些都是创新的载体。可以说现在杭州的创新在全国处于前列，除了北京、深圳，那就是杭州。”
杭州的企图心毫不掩饰！但这可能正是其成功的原因。对比和杭州同为“天堂”的苏州，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苏州就是苏州”、“不是距离上海多少距离一个地方”的说法，反而有不少苏州官员说，苏州更希望融入上海，借力上海。苏州不是省会，它要受江苏省的领导，吴文化和越文化的风格也有不同，经济成分也有区别（江苏国企成分远多于浙江），所以苏州没有杭州那样的雄心勃勃和大胆想象。苏州的GDP比杭州多40%，苏州工业园区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世界一流，我对比过那里和上海张江，就生态论苏州要好很多。可是，谁更像一线城市呢？我觉得是杭州。
从世界城市角度，我认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应该是五座。上海、北京是一个层面，是世界级的（world class），且经济总量比后面的广州、深圳、杭州要高出一个级别。这是一线城市的2+3结构。如果更注重城市的创新权重，则北京、深圳、上海是一个层面，深圳的创新能力是世界水平，而杭州、广州在一个层面。这是一线城市的3+2结构。
创新是上海相对的短板。一位穿梭于京沪两地的投资人对我说：“一年365天，上海比北京空气质量好的日子有300多天。但是你看看中国200个、300个‘独角兽’的排行榜，北京能占到46%、47%，北京就是‘天下’的一半。”
广州仍是中国GDP排名第三的城市，但深圳、天津追得很紧。更重要的，自林树森时代之后，广州在打造突出的服务功能方面缺乏想象力、品牌抓手和战略举措。在林树森那个时候，他竭尽全力打造了枢纽型的新机场、广州港以及汽车工业，使广州无论从功能还是产业体量上都保住了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到了万庆良，既没有真正的宏图大志，也不务实。在广州有投资的一家上海民企告诉我，他们在广州已经签约了，隔了大半年，万庆良让他们在上海的广州签约会上再签一次。他们问我：广州不是很务实吗？怎么也玩虚的了？
北京、上海当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广州比不了。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还是大有文章可做。要自己给自己“造牌局”，营造大空间大舞台。或曰：像G20这样的大项目都是国家定的，但不敢想、不敢提、不敢试，就连可能性也没有了。
成都、重庆会不会成为一线城市呢？我的答案是，暂时不可能。成都一直希望成为“第四城”，现在看前五都难。这其中很主要的原因是城市主要领导人出现了问题。虽然未必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但是从国内外影响力的角度，一下子就失了很多分。“重庆现象”一度全国闻名，我仔细对照过四座直辖市的财政预决算报告，重庆和京津沪的支出规模差不多，但本地财政收入差很远，很大程度靠中央的转移支付。中央给钱当然有效，但是城市内涵的提升，不是表面见效那么快的。
中国城市排名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中国重视排名，城市GDP排名、百强县排名都如此。排名相当于一种品牌定位。
菲利普·科特勒说，品牌化的城市具有明显的顾客利益，包括居民利益、投资者利益、旅游者利益、潜在顾客利益。一个建立了品牌的城市，对内对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位营销学界的权威凯文·凯勒在《战略品牌管理》中指出，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城市品牌化的力量就是让人们了解和知道某一区域并将某种形象和联想与这个城市的存在自然联系在一起，让它的精神融入城市的每一座建筑之中，让竞争与生命和这个城市共存。
最近，我翻看中国城市的GDP百强排名（2015年数据），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省域四强拥有最强城市军团。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拥有最多的全国城市百强。广东21个省辖市有9个进入全国百强，江苏13个省辖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山东17个省辖市15个进入全国百强，浙江11个省辖市8个进入全国百强。广东总量第一，但各地发展均衡程度不如江苏。广东、江苏各有四个城市跻身全国城市前30，广东是广州、深圳、佛山（15）、东莞（22），江苏是苏州、南京、无锡（14）、南通（24）。
经济中心不一定是省会城市。不是省会城市而能跻身全国前20位的城市有8座：深圳（4）、苏州（7）、青岛（12）、无锡（14）、佛山（15）、宁波（17）、大连（18）、烟台（20）。 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城市。长沙、重庆、武汉、贵阳、南宁与西安在过去十年增速最快，东部比较突出的是天津滨海新区。东部的无锡、青岛都曾是全国城市前十，现在被成都和武汉代替。东北振而不兴，目前排名最前的城市是大连（17）。郑州（18）已经超过沈阳（19），应该很快赶上大连。长江中上游城市的增速较快，如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等。
外向型、资源、重工依赖的城市表现欠佳。曾经的外向型经济样板苏州、无锡、宁波、厦门、东莞、佛山、温州等，在增速表现上不如省会城市如杭州、福州、南京、郑州、长沙、合肥。资源依赖型或重工依赖型城市如太原、石家庄、沈阳、长春、大连、大庆、榆林，表现不好。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从当年的看广东、看浦东、看滨海新区到今天中西部城市增速领先，的确如此。这是更加依赖内需的必然结果，也是在更大空间推动城市群建设和区域整合的结果。以河南为例，目前郑州占河南省的GDP不到20%，而成都、武汉占全省GDP的比重都在35%以上，如果加速郑州和开封以及周边区域的一体化，经济体量可望再上一个新台阶。
同时，“创新永不停”也是“城市中国”的图景，比如深圳，直到今天仍然锐气十足，不减当年。
分享、移动和个性化是三个关键词
这是一个分享的时代，也是一个移动的时代，还是一个个性化的时代。我用这三个关键词，给未来的新城市化进程提出三点建言。
第一，纵观中国城市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单一制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有形无形、硬和软的资源配置是分不开的。在目前北京、上海等地的优势远超其他城市的背景下，未来应该把更多资源和机会投向其他城市。中国的世界城市会有多座，不是北京、上海两座，就像美国不能只是纽约和华盛顿。这是中央向地方的分享。比如，中国有十多个省域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院校，也就是只有地方队没有国家队，也得不到国家队特有的财政支持。
第二重分享的意思，是已经成为世界级城市的北京、上海以及深圳，要更好地为其他城市服务。以服务业见长的北京、上海、深圳，其一部分的商业模式是“在一个地方可以挣更多地方的钱”，而且在有些方面是“不劳而获”（边际投入极少而边际产出很高）。大部分城市都是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但无论哪个城市的居民，只要你做金融交易，就相当于给远方的上海（11个金融市场）、北京（新三板）、深圳（A股）交“份子钱”（很多是中央税，但归属地方的各种服务也是一种别无分店的“份子钱”）。北京、上海聚集了那么多的权力部门、高校、医院，也等于天然拥有收“买路钱”的特权。因此，不要把这些优势当成了所在地的特有权利，而要张开怀抱，把很多资源朝向全国打开。过去上海周边到上海的路都修不好，今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要主动把“路”修得四通八达，就像高铁一样方便，辐射更远的地方。须知你是代表中国去享受世界级城市的红利，而不是孤芳自赏，唯我独享。
整个中国的城市化都有一种“向下汲取”的倾向，今后必须改变。不只是定向扶贫，关键是把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彻底开放。
第二，关于移动。资本是会移动的，信息是会移动的，人才也是会跑的资产。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城市演进史，也是人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的变化史。哪里有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哪里就净流入，就兴旺发达。一个地方政府，能不能营造出引流而不是断流的环境，对地方的发展十分关键。这方面的正反例子数不胜数，连李克强最近都说出了“不要出现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话，可见同样是共产党领导，要求一样，但具体到各个地方，环境真是不一样。
第三，关于个性化。正如中国大学的合并潮“消灭”了不少品牌学校一样（如医学院），中国城市在撤县建区等等做大的过程中，既收获了规模效益，也流失了不少城市品牌资产。比如顺德、南海并入佛山之后，它们的经济仍在发展，但作为一座城市的影响力不知不觉中下降了。而看全世界，有不少小而美、或有独特性和差异化的城市，人民的幸福感不亚于大城市。中国城市比大、好高、求多，容易产生雷同性，而只有深植在自己的文化和个性中，城市才能与众不同。只有让更多城市、城镇有更大的热情和动力去建设自己的家园，城市才会打上市民的深刻的热情的烙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当人被焕发，当城市和人之间建立起“我与你”而不是“我与它”的关系，城市才会真正地属于人，这比世界城市的头衔更重要。
今天的年轻人，将来更年轻的一代人，他们不是螺丝钉思维，而是蜜蜂思维，哪里有花香鸟语就飞向哪里，能力越强、越有抱负的人飞得越快。这一定会造成中国城市更大的分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式的城市破产、凋敝、一栋房子1美元那样的情况，中国也可能出现，远者不想来，近者想离开。为政者不爱一座城市，好好培育和运作，苦头在后头呢。（感谢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供稿，本文作者秦朔，秦朔朋友圈Chin@Moments新媒体平台、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