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科技界有过一种普遍的现象：发表科学论文时几乎全署真名，发表科普文章时常常署笔名。这大概是怕写科普文章会有失身份。 这使我想起《爱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牛津大学数学教授查理的故事。当查理的朋友要把他给孩子编撰的这些故事出版时，查理说：“牛津大学教授写这荒诞的东西吗？你要我丧失教授的尊严？！”于是就随便署了个笔名在书上。 事实证明，传诸后世的不是查理的“尊严”的论文，倒是那本“荒诞”的小书。(叶永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科技界有过一种普遍的现象：发表科学论文时几乎全署真名，发表科普文章时常常署笔名。这大概是怕写科普文章会有失身份。
这使我想起《爱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牛津大学数学教授查理的故事。当查理的朋友要把他给孩子编撰的这些故事出版时，查理说：“牛津大学教授写这荒诞的东西吗？你要我丧失教授的尊严？！”于是就随便署了个笔名在书上。
事实证明，传诸后世的不是查理的“尊严”的论文，倒是那本“荒诞”的小书。(叶永烈)
作为《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民国人物传》，已经出版了三辑。第一辑一九七八年八月出版，传六十五人；第二辑一九八○年八月出版，传五十九人；第三辑一九八一年八月出版，传六十二人。从第三辑出版到现在，又已过了一年。据《丛稿》前言交代：“关于人物志，需要写传记的约一千人”，那么，尚有八百一十四人待传。从第四辑数起，估摸还要十三个分册。
我痴长六十三岁。这部书的编印进度如果不能加快，要等近八十岁才能看到全书。真要祷告上苍：“假我数年以学”！(柯)
其他文献
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科学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对周边各国影响最大。至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等四大发明，架起了人类从洪荒时代到古代文明发展的桥梁，奠定向更高层过渡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大。这的确是伟大的、不朽的业绩，值得炎黄子孙引以为荣。 不管是哪个民族创造出来的科学文化成果，其他民族都可从实际出发，结合各自的条件和需要加以吸取、改造和利用，这样便可为我所用，共有共享
在我国十七世纪末刊行、广泛流传了三百多年的《古文观止》，其大部分选篇都是转录自在它之前三四十年，由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评选的《才子必读古文》。《观止》中不少思想性强，艺术分析细致的评语，也多抄自《才子古文》。而《观止》的编选者在抄录金本时，又往往排斥了一些思想性较强的篇章，而塞进了一些封建色彩较浓之作，还有意无意地把金批中富于民主性、批判性的内容加以删削，而加上一些不痛不痒，或含混不清的批语。以上是我
冯梦龙所辑《古今笑史·谬误部》记录的是谬误的事实，编著者自有其对谬误的认识。这认识当然是古典式的，与加缪的荒谬意识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局外人》是一种哲学的情感形式，《谬误部》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怪现状”。要感受世界的荒谬性读前者，要认识世界上的荒谬现象读后者。令人不能平静的是，类似的“怪现状”至今还仍有遗响，并未完全绝迹。 最起码“防误得误”的现象还没有消失。殷浩闻知被荐尚书令，“欣然答书，虑
一种奇怪的现象：指导美的创造的美学，长期未能被创造者所充分把握。美的创造者——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懂得创造美的理论，无异是个“美盲”。而“美盲”的苦楚，不亚于“文盲”。 我就是“美盲”队伍中的一员。多年来我痛切感到，作为一个戏剧理论工作者，不懂得美学和戏剧美学，实际是个半吊子戏剧理论工作者。怎么办？等待美学家来扫盲，还是自家摘掉这顶“美盲”帽子？我决心“自力更生”，硬着头皮闯一闯戏剧美学这个笼罩着神
“哲学的目标是寻求基本原理的基础；头脑是需要借助于哲学才能达到崇高境界的。” ——贝多芬同女友贝蒂 娜的谈话 被当代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Stern)誉为当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马友友(美籍华裔)拉了二十几年的巴赫组曲，如今对巴赫的音乐依然不时有新的发现，赋予新的理解。 为什么会如此呢？对巴赫的一首曲子难道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和理解吗？要知道，天地人间只有少数几样东西才需要人类对它们不断作新的发
介绍《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蒲松龄纪念馆来人请父亲写几个字。父亲拟了一副对联：鬼怪精灵书中人物；嬉笑怒骂笔底文章。拟就后和我商量。我当时想，是否可再加几个字，在书中人物、笔底文章之后来一番形容。于是想了灿如锦、利于刀，逞异彩、放奇光等几种。但是文字一长，反而觉得内容少了。原来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补充的都给限制住了。——且不说这几个拟的都不好，估计想出好的也是一样。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短篇
朱勒（左图）夏尔·佩潘（右图） 當“社畜”“打工人”成为日常社交必备词语，如何从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找回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似乎已变成一个难有结论的哲学问题。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法国哲学家夏尔·佩潘和漫画家朱勒一个负责写，一个负责画，在《柏拉图上班记》中，把哲学家们集结到同一家公司，通过轻松诙谐的漫画形式，为读者奉上了一部凝结着3000年智慧的职场哲学。 书中，作者把时间设定在21世纪初，在这家“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编辑是谁？他发现和扶植了那个最有名的作家？他的编辑风格是怎样的？文学园地出现了崭新的奇葩，这和他的辛勤劳动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读完董鼎山先生，刊在《读书》八○年第五期“纽约通讯”《编辑与作家之间》以后，首先想到的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的很多编辑，就经验而论，大概决不亚于通讯中提到的那些外国编辑。但由于没人提到，我们知道得很不够。相反，十年动乱时期，编辑们过的日子很苦，他们必
读尤·库岑斯基的文学评论 《外国文艺》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刊载了美国利茨(A.Walton Litz)的一篇论文《“新批评派”的衰落》，译者董衡巽同志在前言中写道：“‘新批评派’是美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在这个庞杂而无形的集团中，批评家们的具体主张和术语各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大致上都是对现代派文学作解释，又为现代派文学开拓道路。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割断文学作品与历
《读书》一九八二年十一期《对于的新思考》中说：“我们在小学生时代都津津有味地听过老师讲曹冲称象的故事，现在经季羡林先生的考证，这故事的故乡原来在印度。北魏时所译的佛经《杂宝藏经》中就有极为相似的故事。”自注：“见季羡林：《印度文学与中国》，载《文学遗产》一九八○年第一期第145页。” 据我所知，曹冲称象故事来源印度的考证，是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作的。陈寅恪先生的这篇考证文章，名叫《三国志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