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一个未被外资保险公司开发过的处女地，并且远离北京、上海、广州等外资保险公司的必争之地，因此，有人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来形容安盟的中国战略。
　　一场禽流感使中国方兴未艾的农业产业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使中国农民的增收变得更加艰难。由此也暴露出来的中国农业保险的“软肋”——做与不做都是两难。
　　农业保险“三高三低”（低保额、低收费、低保障和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的特性使其经营往往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保险公司越是亏损就越不愿意开展业务；越是亏损就越是要提高费率；而费率提高后，农民又无力投保，遇到灾害时受到的损失也就越大，就越没有能力投保。
　　可是，在中国农业保险举步维艰，各保险公司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法国安盟保险集团却坚定地进入中国，其公司的主业就是农业保险。而其集团总裁让.阿泽马也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数度入川，从他透露给媒体的信息来看，四川分公司的建立由他亲自来跟踪。
　　
　　安盟的中国战略
　　
　　记者采访时，法国安盟中国公司筹备处负责人余巍东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保监会的批准文件。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今年3月4日，安盟就把准备开展的各种保险项目及商业计划等报到保监会之后，直到现在还没有音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安盟准备在5月中下旬开业。阿泽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要在未来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保险正是二者的结合点。因此，公司应把分公司建在离农村较近的城市，而非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阿泽马说：“对安盟来说，中国市场的成败就是安盟海外市场未来的成败。”在阿泽马心目中，成都乃至中国整个西部地区具有非常广阔的保险市场空间，所以安盟计划逐步将成都分公司建成安盟中国总部。
　　安盟的黄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安盟选择四川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是经过了很详细的市场调查。2002年，安盟曾经选择了中国的3个省份（吉林、四川、江苏）作为调查地点，由安盟国际部总经理罗睦深入到具体农户中，与他们一起生活、了解，每地大约一周的时间，基本掌握了中国农村及农民的基本情况，最终选择了四川作为安盟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总部。
　　黄海解释说，因为四川是农业大省，也是吉林、四川、江苏三省之中经济水平在中等的省市。另外，从国家大政策来看，四川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地区。这些都有利于安盟在中国拓展农业保险。
　　黄海认为，安盟之所以在中国农业保险普遍亏损的情况下，还有信心拓展中国市场，是有其道理和底气的。作为法国第一大农业保险公司，安盟保险公司于1900年创建，每年农业保费收入占其总保费收入2/3的。这样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肯定有其绝活，无论在产品设计还是网络建设等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而且安盟进入中国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的，不求急功近利，而且总部也没有赢利的硬性指标。这些也许恰好能够弥补中国农业保险中的不足。
　　安盟现在第一批推向成都的产品与过去中国的品种完全不同，提供的是一揽子的保险计划，包括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财产、医疗、意外险等，客户可以从中任意选择。可以说，安盟把保监会批准的险种都揉到这一揽子计划中去了。“安盟在中国做农险，应该是一种大农险的概念，在四川推出的业务，将会是一种包括人身、财产在内的城乡一体化的农险业务。”因此，不难发现，安盟将“农业保险”这一概念换成了“农村保险”。
　　而且对于安盟在法国本土不会接手的水灾、旱灾等不可保业务，安盟准备适时推出，同时也希望政府部门相关农业保险和救助事务中提供更大支持。据黄海透露，安盟最先推出的巨灾险将是冰雹险。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对于安盟的进入，中国的学界有一些争议。对外经贸大学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教授夏友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法国安盟无疑是开了个好头。”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主任王绪瑾教授也认为：“安盟的这种把农业保险与农村保险结合的方式，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借鉴。安盟为中国农业保险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空间，无疑是一个好实验。”而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系主任郝演苏教授却明确地说：“不要对安盟寄予任何幻想。”
　　郝演苏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安盟不会给中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带来什么改变，因为只有农业的集约化管理达到一定程度了，农民才可能会考虑保险。中国的保险公司很有商业头脑，只要有商业利润空间的，保险公司会主动去做的。”
　　郝教授还说，安盟的农业保险究竟如何，只要看一下他的标底额就知道它是针对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高的工厂还是单个的农户。像冰雹险，中国财产保险的山东分公司一直在开展。但是它对投保对象有个基本的规模要求。“安盟进入中国农业保险的目的何在，只要看它经营一年后的保险结构就一目了然。我敢说，到时候，与农业相关的保险不到安盟总业务额的20%。”
　　业内人士分析，安盟若想达到总体经营平衡，单做传统农险绝对不行，因此，它必须在其他保险领域有所突破，互相调剂，才可能既让农民付得起保费，而保险公司又不至于亏损。四川是一个未被外资保险公司开发过的处女地，并且远离北京、上海、广州等外资保险公司的必争之地，因此，有人用“醉翁之意不在酒”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来形容安盟的中国战略，看来是非常恰当的。
　　专家认为，一家外资保险公司落户中国西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但无论怎样，一家拥有100多年农业保险经验、经营业绩也一向不错的海外保险公司，其行动多少会给中资的保险公司带来启示。至于农业保险这个“结”如何解开，还是需要靠国人自己。
　　
　　中国农业保险如何破局？
　　
　　在国民经济各个产业中，投入大、周期长的农业是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重点保护对象"，而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标准，中国是世界上灾害频发、受灾面广、灾害损失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的灾害损失保险，称为农业保险，包括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中国农业保险业务起步于1982年，目前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这项业务。
　　中国人保一位负责人坦言，这么多年来他们经营农业保险一直是亏损的。从1982年到去年，农业保险赔付率竟高达88％，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这种得不偿失的经营自然使众多财产保险公司对之望而生畏。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谢晓村教授认为，农业保险遭遇难题，有其自身原因。"比如理赔程序复杂。一个渔场保了险，然后死了鱼，找保险公司索赔。面对这么多死鱼，保险公司很难辨认哪些是保过险，哪些是没有保过险的，照单全赔当然招架不住。" 另外农业险保费较高，农民难以接受。一些地方农作物险种的费率高达9％～10％，也就是说，农民投保1000元的保额需要交100元保费。而有的险种虽然价格相对便宜，但保险期限短，续保也不方便，百姓自然不热衷。再者，中国农村目前确实存在着单个农户生产规模小、收入低、保费低、农户分布比较分散、投保意识还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制约了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农业保险是为农业产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设计的，缺乏适合中国小规模经营的农业保险险种。另外，国家政策扶持的欠缺也是目前状况下的中国农业保险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
　　夏友富通过禽流感期间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提出了两条建议：首先建立以应对农民风险的主要目的的国家贴息紧急贷款。现在农民遭受损失后，商业银行不提供贷款，那么应该由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来提供这部分贷款。其次是建立国家公共当局险。没有这两条基本建设，农业保险的局面难以打开。据了解，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的开展，国家不仅制定明确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减免农业保险税赋，还会出资建立初始资本金和准备金。但在中国，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除了免征营业税外，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政策或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