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视资本积累到关注技术进步，再到强调人力资本投入，经济增长理论不断丰富着内容，试图解释驱动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20世纪60年代，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特别强调人的质量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日益凸显，从事技术创新、知识传播、推动技术应用的人才日益成为各国抢占未来制高点的决定性因素。在整个人才金字塔结构中，居于中低端的产业工人是传播、扩散技术进步的媒介，其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技能水平不高是制约新技术产业化应用的瓶颈，因此，在技术进步中，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对该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产业工人规模庞大，且普遍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其技能形成规划该怎么做？这无疑是中国在“十四五”期间推动实施“技能中国行动”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国际比较与借鉴——来自日、新、韩、印的观察》（新华出版社）是张学英教授团队2021年新作，也是其主持的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期产业工人技能形成：农民工的视角”（课题批准号：19FJKB017）的中期成果。全书共26.3万字，4个篇章。该著作在关注德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能形成实践之外，系统考察了中国的四个近邻，即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四个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推动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实践轨迹，无论是从其经济发展阶段还是文化背景，亦或是人口规模看，对中国均更有借鉴意义。
　　该著作指出，为配合经济发展战略，日、新、韩、印四国均以政府为主导推动制定了促进劳动力技能形成的制度和政策。日本出台了专门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规定每五年制定一次职业能力开发基本计划，旨在引导公共职业能力训练方向，1971年至2020年间已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新加坡政府一方面确立了劳动力技能资格鉴定制度（WSQ），规范劳动力行业准入，提供技能升級的明晰路径，旨在为雇主培养熟练劳动力，引导劳动力的技能升级和职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未来技能计划（SF），将全员劳动力纳入未来技能形成的轨道，为每个劳动力找到未来发展的位置。韩国《职业能力开发法》对劳动者的职业开发训练作了具体规定，劳动者教育训练的整体实施框架由雇佣劳动部专管，同时，政府资金强势资助职业能力开发活动，即便民间领域开展的劳动者教育训练计划也大部分带有政府委托性质。印度国家总理直接领导国家技能开发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开发部、劳动与就业部、技能开发与创业部是主要责任部门;其代表性的举措是2009年的《国家技能开发政策》和2015年的《国家技能开发与创业政策》;国家技能开发与创业部专门负责提升青年的就业能力。
　　在观察日、新、韩、印四国实践的基础上，该著作指出了制定产业工人技能形成规划方案的三个关键点：其一，政府要顶层设计技能形成方案，将全员劳动力纳入其中;其二，技能形成规划的目标是建立终身职业能力开发制度，促进劳动力拥有可持续应对就业变迁的能力;其三，技能形成规划要肩负起引导劳动力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职责，为劳动力示范明晰且系统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