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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6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影响深远,而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更是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张学良的个性因素来论述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独特的个性特征,使他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不仅发动了举世无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且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赢得了广的中国人的敬佩和喜爱。研究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些个性因素,有助于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关键词:个性因素;西安事变;千古功臣
一、张学良个性中的突出特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社会处于混乱。这也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提供了机会。“张作霖走进了东三省政治军事中枢奉天的官场,兼管了铁岭中路巡访营,兵力扩展到十五个营以上,俨然已是奉天的军事首领了。”
第一,崇尚自由
张学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跟着父亲来到了省城奉天。这是少年张学良第一次进大城市。当时,奉天城是东三省的军政中心,也是个复杂的国际都市。这里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的租界及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开始了他的新的学习生活。他首先学的是英文,而没有选择日语。
张学良在奉天城与同龄的中国学生不太相合。他交上了一批英﹑美朋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举办的演讲及各种球赛活动。从此,他开始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享受到一些在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到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所缺乏的气息。后来,他学会了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再后来,又学会了开汽车﹑开驾驶飞机……从这些我们也能看出,张学良生性崇尚自由,喜爱自由的生活方式。
第二,“尊听父言”,无力反抗
幼年时张学良没有因为父亲张作霖正处于飞黄腾达的时期而自豪,相反他还不以为然。他自小过的是朝不保夕﹑动荡不安的兵马生活。幼年丧母,父亲热衷于权利争斗的官场,对家庭子女虽有抚育照顾之心,却分不出多少时间照料。张氏家族门前,虽然每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他的心灵却是孤单与空虚的。所以他厌恶暴力﹑动荡,希望安定﹑希望和平。他不想称霸一方的草寇,也不想当什么将军。他希望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学习一门知识。正如张学良的夫人赵一荻在《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一文中所说:“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原来是希望学医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19岁就进了讲武堂,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他之所以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亦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时是为了遵从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次张学良提出去美国留学,希望能得到父辈们的支持,谁知他们抬出“父母在不远游”的千古圣训阻止他。有一段时间,张学良想成为一名学者在北京国立大学登记。但是,他的这个想法被父亲无情的扼杀了。张作霖已为儿子选择了军旅之路,少年张学良只有听任父亲的安排。
第三,胸怀壮志,满腔热情
由于广泛阅读,张学良熟知中外历史,尤其是军事历史。他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方式十分推崇。1933年张学良下野去欧洲游历一年,在此期间他在意大利会见了墨索里尼。回国后即向蒋介石推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方式,推荐他的“法西斯统治理念”。想把党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帝国。如果说这是张学良在军事上的抱负,那么他在经济上的抱负更为远大。张学良年轻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主繁荣东北经济,发展文教事业。当时海外华侨民族民主意识普遍高涨,奋然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踊跃投资经济建设。张学良认识到华侨的巨大潜力,决定把华侨工同地方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进行。1922年,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并退守关外。张学良给父亲提出建议:一方面广招兵马,整军经武;一方面积极招揽各方人士投资东北实业,凡是华侨回国投资,均表示欢迎。张作霖接受儿子张学良的建议,对侨胞投资东三省实业给予热情支持。1928年7月,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锐意革新。为了求得东三省的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于翌年4月18日公布了华侨投资奖励 办法。由于东北华侨人数不如南方多,因此可资借助的实力也不如南方雄厚,但他不气馁,继续积极联络各方海外侨胞,并亲自过问涉侨工作,热情接待爱国华侨到东北考察﹑访问。
张学良将军是一个极具浪漫气质的军人,他的“放荡”﹑浪漫长从他的身上不自觉的散发出来,从他身上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非凡气质与宏大抱负。正是这一特殊的个性因素,使张学良将军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的之一。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个性往往对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有很大影响。而那些个性特别鲜明的人,往往会成为同辈人中的佼佼者,张学良正是这样的人。
二、张学良的个性特征与西安事变
张学良一生颇为传奇,1928年举旗东北易旨,归附中央,为众人瞩目。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他背负“不抵抗”的罪名,成为不抵抗将军。1936年的西安事变,他又成了民族的英雄。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1936年是个多事之秋,日本帝国主义已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蠢蠢欲动。经过935年的华北事变,人们已看清了华北尤其是平津面临危机的事实,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展开。可此时,中国最大的抗日力量蒋介石还在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不停止对中共红军的围剿。这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出现了一个伟人——张学良将军。是他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挽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张学良的个性因素对他发动西安事变有重要影响。
胸怀宽广
在张学良陷入剿共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时,在他逐渐意识到“剿共”不能与抗日并存时,他决定寻找新得出路。1936年张学良再上还秘密会见了爱国进步认识杜重远,坦率说了自己的打算并征求他的看法。杜给他指出了一条走联合抗日的道路,实现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张学良对杜重远精辟的分析表示赞同。他对联合杨虎城盛世才信心十足,但对联合中共还有顾虑。杜重远因此对少帅说:“共产党是忠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险的危机时刻,能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足以看到其诚意,是不容怀疑的。”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秉性爽快的人,听了杜重远的这番话,打消了疑虑,决心联合抗日。他尽弃前贤,寻找多种渠道,联系共产党。在上海,少帅还约见了从苏联回国归来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寻求与共产党的联系与沟通。总之,当张学良认识到只有中共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时,便抛弃以前的政见﹑党派之争,多方联系﹑打通共产党的通道,以求与之合作,进行抗日。
伟大的爱国思想
笔者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还与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有很大关系。国难当头之时,他抛弃狭隘的党派利益,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还在1935年10月时,因奉蒋介石之命对陕北红军进行围剿,屡屡惨败,打破了他信奉蒋介石的“剿共胜利后再抗日的”梦想。此时,他对蒋介石的“平定内乱的国策”产生了怀疑和动荡。他省悟到“剿共”与抗日不能共存。从此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不再一味盲从﹑迷信蒋介石。1931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是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东三省。眼见自己的家乡被日寇践踏,父老乡亲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作为东北的统帅,张学良旧恨新仇交织,本应与日寇决一死战,但却只能听命于中央,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遭到了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他沉痛的表示:“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坟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之东北,余心永远不安。”
有史学家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张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张学良对蒋进行哭谏,不但没有得到蒋的同意,反而被蒋大骂。蒋介石骂张学良说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是非不分。事已至此,张学良知道只靠言语是说服不了蒋介石的,为了民族的利益,张学良决定实行兵谏,并希望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皇姑屯事件,使张学良深刻的认识到日本侵占东北的野心。“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家统一。我自1926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了。”
第三,勇于牺牲的精神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赢得了民族的希望,但却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险些丧命,终生失去了自由。这对酷爱自由的张学良来说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将军是伟大的,是勇于牺牲自我的伟大军人﹑爱国者。其实在事变之前,张学良的许多幕僚对西安事变的发动意见不一,毕竟事变的对象是当今中国的最高统帅,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失败,谁都难逃其咎。即使张学良本人也不是不知道事变的后果;作为蒋介石的拜把兄弟,他更是了解蒋介石得为人。但为了整个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了早日把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他可以牺牲自己一个人,来换取国共双方的交战,换取中华民族的未来。但是,他的行为毕竟为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终于离开了抗日战线,此后没有参加过一次抗日的战争,一个有家国之仇的将军由于自己的过失不能指挥军队在战场杀敌,报仇雪耻,为国效力,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张学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张学良的这种精神让所有人不管是好友还是政敌都极为佩服,对于事变后的结局之一‘被终生监禁,失去自由’更是深深的同情与内疚。宋美龄曾不止一次的说过,“我们对不起汉卿”,“他发动西安事变,不要钱,不要权,更不要地盘,他要的只是牺牲。”
敢做敢为的个性
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事后处理体现了他敢做敢为的个性。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对事变得处理比较明智。在共产国际和平解决的方针下,在全国国民要求和平解决的民意的推动下,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参与下,终于和平解决了事件,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和内战;他送蒋回到南京,挽回了事变造成的国家形象的损失,体现了他敢做敢为的个性;他接受了审判,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体现了对大体和大局的觉悟。
研究张学良的个性特征,不难看出他的远大抱负,宽广胸怀,以及爱国的情怀和勇于牺牲的精神等许多个性因素,这些因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众多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永滨.张学良大传(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11.
[2]张永滨.张学良大传(上)[代序][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11.
[3]王连捷.浅议东北救亡运动与西安事变[A].千秋功业——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文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13.
[4]邢安臣.论张学良将军的祖国统一思想[A].千秋功业——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文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30.
关键词:个性因素;西安事变;千古功臣
一、张学良个性中的突出特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社会处于混乱。这也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提供了机会。“张作霖走进了东三省政治军事中枢奉天的官场,兼管了铁岭中路巡访营,兵力扩展到十五个营以上,俨然已是奉天的军事首领了。”
第一,崇尚自由
张学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跟着父亲来到了省城奉天。这是少年张学良第一次进大城市。当时,奉天城是东三省的军政中心,也是个复杂的国际都市。这里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的租界及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开始了他的新的学习生活。他首先学的是英文,而没有选择日语。
张学良在奉天城与同龄的中国学生不太相合。他交上了一批英﹑美朋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举办的演讲及各种球赛活动。从此,他开始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享受到一些在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到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所缺乏的气息。后来,他学会了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再后来,又学会了开汽车﹑开驾驶飞机……从这些我们也能看出,张学良生性崇尚自由,喜爱自由的生活方式。
第二,“尊听父言”,无力反抗
幼年时张学良没有因为父亲张作霖正处于飞黄腾达的时期而自豪,相反他还不以为然。他自小过的是朝不保夕﹑动荡不安的兵马生活。幼年丧母,父亲热衷于权利争斗的官场,对家庭子女虽有抚育照顾之心,却分不出多少时间照料。张氏家族门前,虽然每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他的心灵却是孤单与空虚的。所以他厌恶暴力﹑动荡,希望安定﹑希望和平。他不想称霸一方的草寇,也不想当什么将军。他希望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学习一门知识。正如张学良的夫人赵一荻在《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一文中所说:“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原来是希望学医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19岁就进了讲武堂,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他之所以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亦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时是为了遵从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次张学良提出去美国留学,希望能得到父辈们的支持,谁知他们抬出“父母在不远游”的千古圣训阻止他。有一段时间,张学良想成为一名学者在北京国立大学登记。但是,他的这个想法被父亲无情的扼杀了。张作霖已为儿子选择了军旅之路,少年张学良只有听任父亲的安排。
第三,胸怀壮志,满腔热情
由于广泛阅读,张学良熟知中外历史,尤其是军事历史。他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方式十分推崇。1933年张学良下野去欧洲游历一年,在此期间他在意大利会见了墨索里尼。回国后即向蒋介石推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方式,推荐他的“法西斯统治理念”。想把党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帝国。如果说这是张学良在军事上的抱负,那么他在经济上的抱负更为远大。张学良年轻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主繁荣东北经济,发展文教事业。当时海外华侨民族民主意识普遍高涨,奋然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踊跃投资经济建设。张学良认识到华侨的巨大潜力,决定把华侨工同地方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进行。1922年,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并退守关外。张学良给父亲提出建议:一方面广招兵马,整军经武;一方面积极招揽各方人士投资东北实业,凡是华侨回国投资,均表示欢迎。张作霖接受儿子张学良的建议,对侨胞投资东三省实业给予热情支持。1928年7月,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锐意革新。为了求得东三省的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于翌年4月18日公布了华侨投资奖励 办法。由于东北华侨人数不如南方多,因此可资借助的实力也不如南方雄厚,但他不气馁,继续积极联络各方海外侨胞,并亲自过问涉侨工作,热情接待爱国华侨到东北考察﹑访问。
张学良将军是一个极具浪漫气质的军人,他的“放荡”﹑浪漫长从他的身上不自觉的散发出来,从他身上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非凡气质与宏大抱负。正是这一特殊的个性因素,使张学良将军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的之一。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个性往往对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有很大影响。而那些个性特别鲜明的人,往往会成为同辈人中的佼佼者,张学良正是这样的人。
二、张学良的个性特征与西安事变
张学良一生颇为传奇,1928年举旗东北易旨,归附中央,为众人瞩目。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他背负“不抵抗”的罪名,成为不抵抗将军。1936年的西安事变,他又成了民族的英雄。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1936年是个多事之秋,日本帝国主义已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蠢蠢欲动。经过935年的华北事变,人们已看清了华北尤其是平津面临危机的事实,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展开。可此时,中国最大的抗日力量蒋介石还在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不停止对中共红军的围剿。这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出现了一个伟人——张学良将军。是他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挽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张学良的个性因素对他发动西安事变有重要影响。
胸怀宽广
在张学良陷入剿共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时,在他逐渐意识到“剿共”不能与抗日并存时,他决定寻找新得出路。1936年张学良再上还秘密会见了爱国进步认识杜重远,坦率说了自己的打算并征求他的看法。杜给他指出了一条走联合抗日的道路,实现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张学良对杜重远精辟的分析表示赞同。他对联合杨虎城盛世才信心十足,但对联合中共还有顾虑。杜重远因此对少帅说:“共产党是忠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险的危机时刻,能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足以看到其诚意,是不容怀疑的。”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秉性爽快的人,听了杜重远的这番话,打消了疑虑,决心联合抗日。他尽弃前贤,寻找多种渠道,联系共产党。在上海,少帅还约见了从苏联回国归来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寻求与共产党的联系与沟通。总之,当张学良认识到只有中共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时,便抛弃以前的政见﹑党派之争,多方联系﹑打通共产党的通道,以求与之合作,进行抗日。
伟大的爱国思想
笔者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还与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有很大关系。国难当头之时,他抛弃狭隘的党派利益,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还在1935年10月时,因奉蒋介石之命对陕北红军进行围剿,屡屡惨败,打破了他信奉蒋介石的“剿共胜利后再抗日的”梦想。此时,他对蒋介石的“平定内乱的国策”产生了怀疑和动荡。他省悟到“剿共”与抗日不能共存。从此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不再一味盲从﹑迷信蒋介石。1931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是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东三省。眼见自己的家乡被日寇践踏,父老乡亲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作为东北的统帅,张学良旧恨新仇交织,本应与日寇决一死战,但却只能听命于中央,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遭到了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他沉痛的表示:“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坟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之东北,余心永远不安。”
有史学家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张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张学良对蒋进行哭谏,不但没有得到蒋的同意,反而被蒋大骂。蒋介石骂张学良说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是非不分。事已至此,张学良知道只靠言语是说服不了蒋介石的,为了民族的利益,张学良决定实行兵谏,并希望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皇姑屯事件,使张学良深刻的认识到日本侵占东北的野心。“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家统一。我自1926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了。”
第三,勇于牺牲的精神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赢得了民族的希望,但却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险些丧命,终生失去了自由。这对酷爱自由的张学良来说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将军是伟大的,是勇于牺牲自我的伟大军人﹑爱国者。其实在事变之前,张学良的许多幕僚对西安事变的发动意见不一,毕竟事变的对象是当今中国的最高统帅,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失败,谁都难逃其咎。即使张学良本人也不是不知道事变的后果;作为蒋介石的拜把兄弟,他更是了解蒋介石得为人。但为了整个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了早日把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他可以牺牲自己一个人,来换取国共双方的交战,换取中华民族的未来。但是,他的行为毕竟为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终于离开了抗日战线,此后没有参加过一次抗日的战争,一个有家国之仇的将军由于自己的过失不能指挥军队在战场杀敌,报仇雪耻,为国效力,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张学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张学良的这种精神让所有人不管是好友还是政敌都极为佩服,对于事变后的结局之一‘被终生监禁,失去自由’更是深深的同情与内疚。宋美龄曾不止一次的说过,“我们对不起汉卿”,“他发动西安事变,不要钱,不要权,更不要地盘,他要的只是牺牲。”
敢做敢为的个性
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事后处理体现了他敢做敢为的个性。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对事变得处理比较明智。在共产国际和平解决的方针下,在全国国民要求和平解决的民意的推动下,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参与下,终于和平解决了事件,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和内战;他送蒋回到南京,挽回了事变造成的国家形象的损失,体现了他敢做敢为的个性;他接受了审判,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体现了对大体和大局的觉悟。
研究张学良的个性特征,不难看出他的远大抱负,宽广胸怀,以及爱国的情怀和勇于牺牲的精神等许多个性因素,这些因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众多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永滨.张学良大传(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11.
[2]张永滨.张学良大传(上)[代序][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11.
[3]王连捷.浅议东北救亡运动与西安事变[A].千秋功业——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文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13.
[4]邢安臣.论张学良将军的祖国统一思想[A].千秋功业——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文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