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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我国现在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有关征地拆迁问题，以南京市为背景，通过结构式问卷访谈方式得到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分析大型园区开发项目对原住居民社区组织机构的影响情况，发现存在的若干社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大型园区开发；拆迁；原住居民；社区组织机构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33-0098-04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征用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给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带来了飞速变化，其中大型开发园区建设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而園区开发对所在农村社区产生了冲击性的社会影响，如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迅速变化、园区及周边地区的原有地理景观和社会网络快速重构等，使得社区原住居民处于“半城市化”的生存状态，导致了若干社会问题。
本研究通过对南京市开发园区原住居民社区及对照组社区进行调查，通过第一手数据资料揭示大型园区这类开发项目对原住居民带来的影响，发现存在的若干社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调查方案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选取研究对象为传统居住空间中的人口输出地，尽量避免调查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根据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本研究选取了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调查地点。为更清晰地得出开发园区对原住居民家庭的影响，本研究设置了实验组、城镇对照组、乡村对照组三类调查样本。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采用结构式问卷，问题涉及社区人口、群体、阶层、文化、功能、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问题设计上考虑了前后联系与问题之间的相互印证，力求全面展现出社区体系要素的真实状况。本研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几个大型园区的原住居民，年龄分布广泛，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所选调查地区均为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所以老年人居多也是我们调研的困难之一，但也使得原住居民的数据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代表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群体。
考虑到受访者存在明显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本调查采用结构式访谈的形式进行，虽然调查速度较慢，但所获数据更真实可靠，并可以在访谈过程中真切了解受访者的心理变化。
二、大型园区开发对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影响
大型园区开发项目直接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不仅对所在农村社区产生了冲击性的社会影响，而且使得社区原住居民处于“半城市化”的生存状态，导致了若干社会问题，其中社会组织机构问题最为直接和显著，首先受到直接冲击的是社区基层党组织。在原村委会改为居委会后，为便于服务管理和开发社区资源，撤销原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同时建立以社区为管理对象的基层党组织，比如社区党组织、街道行政组织以及政府下派在社区承担相关管理职能的组织等[1]。
在实地问卷调查过程中，很多社区居民对于政府是否下派社区党政组织等一无所知，在询问到社区是否有组织学习政府文件政策、组织党员和群众参加社区建设等，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不曾听说或者未有耳闻。分析数据也可知，拆迁实验组有76.6%的受访者表示不曾参加过政策学习、街道选举大会等会议；虽然有28.4%受访者表示知道或熟悉街道办事处的主任或者干部，但是仍有部分受访者表示就算知道街道办事处，但是 “小事总拖沓、大事不解决”，不能切实做到为人民群众服务，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功能。相比于未拆迁前的农村社区，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都是一种面子工程，其建设和功能薄弱，远远不如之前村委会的党政组织切实可行，真正为群众服务。
三、大型园区开发对社区自治组织的影响
从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实验组社区与对照组社区相比，也有着差距。表2是受访者对各类社区管理人员熟悉的人数比例，实验组对社区干部的熟悉比例远低于对照组。相反，对街道干部和片区警察的熟悉程度却较高，显现出实验组社区的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功能的薄弱，且对不同组组织熟悉程度的高低也反映了社区居委会未能与基层政府组织达到相互联系、配合协调、支持帮助的合作共赢关系。而大多数实验组拆迁社区，除了必需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其他群众自治性组织如居民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等明显缺乏。
即使对于仅有的社区居委会，实验组受访者中认为“与以前相比，社区在政治工作（选举/政策执行等）方面比较专制或专制”的比例远高于对照组。据此，我们推测，实验组社区居委员威信低于对照组的原因是实验组社区从乡村建制转变城镇建制，社区管理事务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社区管理者并没有能适应这种变化，在管理方法与手段可能显得较为粗暴、简单和专制，降低了居民的信任度。调查中，实验组有不少受访者抱怨，当时拆迁时村干部获得的补偿高于普通村民，现在的社区老人中心等公共设施是“表面工程”，只有上级检查时才做做样子，平时租给商家做生意，甚至有许多居民不知道社区还有这样的公共设施。这些信息也验证了上述推测（见下页表4）。
另外，一组有关邻里矛盾、家庭矛盾寻求帮助对象的问题统计数据也验证这一点，实验组受访者寻求“公安派出所”帮助的比例分别为31.2%、21.7%，而城镇对照组的比例为13%和2.3%，乡村对照组的比例为6.5%和0%。而虽然对于社区服务工作有59.3%受访者表示和拆迁前相比差不多，但是由于拆迁前后的政策经济环境的不同，社区服务水平仍是拆迁十几年前、原地踏步的水平，也从侧面很明显反映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水平低下，不能很好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无法真正满足居民与时俱进的日常需求。同时，我们也有一个额外的发现，对于家庭矛盾，实验组受访者中只有39.1%表示会寻求亲友帮助，而城镇对照组和乡村对照组这一比例达到65.9%和86.2%。这也说明，项目冲击下实验组所造成社区空间分异，也带来了社区家庭社会网络关系的破坏。 四、大型园区开发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
社区社会组织类型多样，活动范围覆盖了社区救助、社区教育、社区医疗保健、社区环境保护等领域。因此，在调查中我们将社区组织按功能分为四类：一是文化健身娱乐类组织，如书画社、歌舞协会、健身晨练队等；二是社会服务类组织，如志愿者队伍、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学校、医疗义诊、社区治安队等；三是社区维权类组织，如妇联、残联、老年协会等；四是慈善救助类组织，如福利院、敬老院、儿童基金会等[2]。
社区社会组织调查统计数据（见表5）。从中可以观察到，实验组受访者对社区维权组织的感知比例高于对照组，而对照组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现象与实验组社区在拆迁安置中经常发生社会矛盾和纠纷存在密切关系。乡村对照组居民感受到的慈善求助类组织比例多于城镇社区（包括实驗组和城镇对照组），显现社会给予农村困难家庭更多的关怀和救济，与现实情况相吻合。实验组与城镇对照组的社会服务类组织比例基本相同，且显著高于乡村对照组，这一点也与现实情况基本一致。但是，实验组社区的文化健身娱乐类民间组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项目开发对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资本发生了较严重的冲击性影响，特别是临时性外来人口涌入和部分原住民迁出，极大地破坏了社区的凝聚力。
通过表6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数据比较也可以发现，社区志愿者队伍、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治安队等比例远低于对照组，不难发现这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合作互助未能好好进行，也反映了实验组社区民间组织与官方组织管理分离，并不能做到互相扶持、合作共赢。
五、建议
1.拆迁安置社区的组织机构转型应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不能一味生搬硬套城市社区组织管理，盲从遵循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和路径，而是应该面对传统村治的“制度遗产”，在村治制度运行习惯和村庄组织运作惯性社会基础上，探索创新出一条适合“村改居”转型社区和“通往共治之路”的组织重构路径[3]。
2.现有的城市化社区的共同特征也制约影响了原住民社区组织结构的发展，“家长式”的管理模式使得大多数社区过于依赖政府指派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各种自治组织成为摆设，而这也带来了诸多不便与问题。因街道办事处常需分管多个社区，分身乏术，不能全面到位解决好每一个社区的事宜。因此，建议削弱社区组织中政府角色的地位，只负责监督指导、协调控制，适当放权给社区各种组织，让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合作共赢，建立起多元互动、纵横结合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3]。
3.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执政能力，加强政治作为，增强为居民服务能力，比如“村改居”社区，要找准社区党建工作的切入点，把原住民在适应新环境、就业工作、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帮助协调好邻里关系、加强原住居民与外来居住者之间的交流，真正做到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同时，要能够与居民交朋友，使居民群众与你熟悉了解，不能只是知道基层党组织的存在而未能真正接触过，有效提升社区服务能力[1]。
4.重点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帮助居委会等自治组织提升能力，避免过于依赖官方组织，比如可以通过各种宣传会议增强居民参与自治意识，以及社区实行事务公开透明化等保证居民意见和建议等等[1]。
5.增强社区其他组织服务功能，以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特别对于受到项目影响拆迁安置的“村改居”社区，其社区各种组织的功能必须要俱全，比如社区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保障，完善卫生医疗安保等基础设施以及健身休闲娱乐设施等，才能更好保障原住民生活生产的基本需求得到满意，使得原住民更快适应城市化生活，避免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生活状态[1]。
结语
城市化进程节奏的加快无疑是不可阻挡的，但是显然原住居民通过拆迁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步伐也是显得极不协调的，社区原住居民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生存状态，也引发导致了若干社会问题。一方面，因为原住居民的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被打破；另一方面，在新的现代化社区的组织管理模式下，原住居民无法适应接受新的社区模式，导致了各种管理服务上的问题。实地调查中，很多受访者都表示怀念以前农村社区，觉得之前入户走访的村支书比如今只通过公告栏发布消息的居委会更加有“人情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强调，城镇化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原则，更应关注被拆迁居民对“大社区”生活方式的适应情况与满意程度。这就要求要注重区别“村改居”社区与普通城市社区的不同，针对原住居民的特殊情况构建合适的组织管理体系，促使社区各种组织机构多元化发展，满足原住居民基本需求，提高幸福指数。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调查时大部分受访者为50～70岁老年人，年龄分布不均，数据处理分析尚有欠缺。另外，对生活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时轻视了原住居民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修正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曹姮钥，康之国.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7）：85-89.
[2] 赵丽奇.大型工程开发对社区演变的影响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项目管理研究所，2015.
[3] 田鹏.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68-73.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house demoli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arge-scale park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first-hand data obtained from Nanjing，The existence of a number of social problems，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urbanization；large-scale park development；demolition；aboriginal Residents；community organizations
[责任编辑 刘兆峰]
关键词：城市化；大型园区开发；拆迁；原住居民；社区组织机构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33-0098-04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征用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给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带来了飞速变化，其中大型开发园区建设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而園区开发对所在农村社区产生了冲击性的社会影响，如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迅速变化、园区及周边地区的原有地理景观和社会网络快速重构等，使得社区原住居民处于“半城市化”的生存状态，导致了若干社会问题。
本研究通过对南京市开发园区原住居民社区及对照组社区进行调查，通过第一手数据资料揭示大型园区这类开发项目对原住居民带来的影响，发现存在的若干社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调查方案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选取研究对象为传统居住空间中的人口输出地，尽量避免调查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根据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本研究选取了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调查地点。为更清晰地得出开发园区对原住居民家庭的影响，本研究设置了实验组、城镇对照组、乡村对照组三类调查样本。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采用结构式问卷，问题涉及社区人口、群体、阶层、文化、功能、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问题设计上考虑了前后联系与问题之间的相互印证，力求全面展现出社区体系要素的真实状况。本研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几个大型园区的原住居民，年龄分布广泛，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所选调查地区均为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所以老年人居多也是我们调研的困难之一，但也使得原住居民的数据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代表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群体。
考虑到受访者存在明显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本调查采用结构式访谈的形式进行，虽然调查速度较慢，但所获数据更真实可靠，并可以在访谈过程中真切了解受访者的心理变化。
二、大型园区开发对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影响
大型园区开发项目直接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不仅对所在农村社区产生了冲击性的社会影响，而且使得社区原住居民处于“半城市化”的生存状态，导致了若干社会问题，其中社会组织机构问题最为直接和显著，首先受到直接冲击的是社区基层党组织。在原村委会改为居委会后，为便于服务管理和开发社区资源，撤销原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同时建立以社区为管理对象的基层党组织，比如社区党组织、街道行政组织以及政府下派在社区承担相关管理职能的组织等[1]。
在实地问卷调查过程中，很多社区居民对于政府是否下派社区党政组织等一无所知，在询问到社区是否有组织学习政府文件政策、组织党员和群众参加社区建设等，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不曾听说或者未有耳闻。分析数据也可知，拆迁实验组有76.6%的受访者表示不曾参加过政策学习、街道选举大会等会议；虽然有28.4%受访者表示知道或熟悉街道办事处的主任或者干部，但是仍有部分受访者表示就算知道街道办事处，但是 “小事总拖沓、大事不解决”，不能切实做到为人民群众服务，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功能。相比于未拆迁前的农村社区，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都是一种面子工程，其建设和功能薄弱，远远不如之前村委会的党政组织切实可行，真正为群众服务。
三、大型园区开发对社区自治组织的影响
从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实验组社区与对照组社区相比，也有着差距。表2是受访者对各类社区管理人员熟悉的人数比例，实验组对社区干部的熟悉比例远低于对照组。相反，对街道干部和片区警察的熟悉程度却较高，显现出实验组社区的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功能的薄弱，且对不同组组织熟悉程度的高低也反映了社区居委会未能与基层政府组织达到相互联系、配合协调、支持帮助的合作共赢关系。而大多数实验组拆迁社区，除了必需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其他群众自治性组织如居民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等明显缺乏。
即使对于仅有的社区居委会，实验组受访者中认为“与以前相比，社区在政治工作（选举/政策执行等）方面比较专制或专制”的比例远高于对照组。据此，我们推测，实验组社区居委员威信低于对照组的原因是实验组社区从乡村建制转变城镇建制，社区管理事务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社区管理者并没有能适应这种变化，在管理方法与手段可能显得较为粗暴、简单和专制，降低了居民的信任度。调查中，实验组有不少受访者抱怨，当时拆迁时村干部获得的补偿高于普通村民，现在的社区老人中心等公共设施是“表面工程”，只有上级检查时才做做样子，平时租给商家做生意，甚至有许多居民不知道社区还有这样的公共设施。这些信息也验证了上述推测（见下页表4）。
另外，一组有关邻里矛盾、家庭矛盾寻求帮助对象的问题统计数据也验证这一点，实验组受访者寻求“公安派出所”帮助的比例分别为31.2%、21.7%，而城镇对照组的比例为13%和2.3%，乡村对照组的比例为6.5%和0%。而虽然对于社区服务工作有59.3%受访者表示和拆迁前相比差不多，但是由于拆迁前后的政策经济环境的不同，社区服务水平仍是拆迁十几年前、原地踏步的水平，也从侧面很明显反映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水平低下，不能很好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无法真正满足居民与时俱进的日常需求。同时，我们也有一个额外的发现，对于家庭矛盾，实验组受访者中只有39.1%表示会寻求亲友帮助，而城镇对照组和乡村对照组这一比例达到65.9%和86.2%。这也说明，项目冲击下实验组所造成社区空间分异，也带来了社区家庭社会网络关系的破坏。 四、大型园区开发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
社区社会组织类型多样，活动范围覆盖了社区救助、社区教育、社区医疗保健、社区环境保护等领域。因此，在调查中我们将社区组织按功能分为四类：一是文化健身娱乐类组织，如书画社、歌舞协会、健身晨练队等；二是社会服务类组织，如志愿者队伍、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学校、医疗义诊、社区治安队等；三是社区维权类组织，如妇联、残联、老年协会等；四是慈善救助类组织，如福利院、敬老院、儿童基金会等[2]。
社区社会组织调查统计数据（见表5）。从中可以观察到，实验组受访者对社区维权组织的感知比例高于对照组，而对照组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现象与实验组社区在拆迁安置中经常发生社会矛盾和纠纷存在密切关系。乡村对照组居民感受到的慈善求助类组织比例多于城镇社区（包括实驗组和城镇对照组），显现社会给予农村困难家庭更多的关怀和救济，与现实情况相吻合。实验组与城镇对照组的社会服务类组织比例基本相同，且显著高于乡村对照组，这一点也与现实情况基本一致。但是，实验组社区的文化健身娱乐类民间组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项目开发对社区社会网络和社区资本发生了较严重的冲击性影响，特别是临时性外来人口涌入和部分原住民迁出，极大地破坏了社区的凝聚力。
通过表6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数据比较也可以发现，社区志愿者队伍、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治安队等比例远低于对照组，不难发现这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合作互助未能好好进行，也反映了实验组社区民间组织与官方组织管理分离，并不能做到互相扶持、合作共赢。
五、建议
1.拆迁安置社区的组织机构转型应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不能一味生搬硬套城市社区组织管理，盲从遵循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和路径，而是应该面对传统村治的“制度遗产”，在村治制度运行习惯和村庄组织运作惯性社会基础上，探索创新出一条适合“村改居”转型社区和“通往共治之路”的组织重构路径[3]。
2.现有的城市化社区的共同特征也制约影响了原住民社区组织结构的发展，“家长式”的管理模式使得大多数社区过于依赖政府指派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各种自治组织成为摆设，而这也带来了诸多不便与问题。因街道办事处常需分管多个社区，分身乏术，不能全面到位解决好每一个社区的事宜。因此，建议削弱社区组织中政府角色的地位，只负责监督指导、协调控制，适当放权给社区各种组织，让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合作共赢，建立起多元互动、纵横结合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3]。
3.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执政能力，加强政治作为，增强为居民服务能力，比如“村改居”社区，要找准社区党建工作的切入点，把原住民在适应新环境、就业工作、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帮助协调好邻里关系、加强原住居民与外来居住者之间的交流，真正做到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同时，要能够与居民交朋友，使居民群众与你熟悉了解，不能只是知道基层党组织的存在而未能真正接触过，有效提升社区服务能力[1]。
4.重点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帮助居委会等自治组织提升能力，避免过于依赖官方组织，比如可以通过各种宣传会议增强居民参与自治意识，以及社区实行事务公开透明化等保证居民意见和建议等等[1]。
5.增强社区其他组织服务功能，以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特别对于受到项目影响拆迁安置的“村改居”社区，其社区各种组织的功能必须要俱全，比如社区要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保障，完善卫生医疗安保等基础设施以及健身休闲娱乐设施等，才能更好保障原住民生活生产的基本需求得到满意，使得原住民更快适应城市化生活，避免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生活状态[1]。
结语
城市化进程节奏的加快无疑是不可阻挡的，但是显然原住居民通过拆迁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步伐也是显得极不协调的，社区原住居民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生存状态，也引发导致了若干社会问题。一方面，因为原住居民的传统价值观、生活方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被打破；另一方面，在新的现代化社区的组织管理模式下，原住居民无法适应接受新的社区模式，导致了各种管理服务上的问题。实地调查中，很多受访者都表示怀念以前农村社区，觉得之前入户走访的村支书比如今只通过公告栏发布消息的居委会更加有“人情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强调，城镇化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原则，更应关注被拆迁居民对“大社区”生活方式的适应情况与满意程度。这就要求要注重区别“村改居”社区与普通城市社区的不同，针对原住居民的特殊情况构建合适的组织管理体系，促使社区各种组织机构多元化发展，满足原住居民基本需求，提高幸福指数。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调查时大部分受访者为50～70岁老年人，年龄分布不均，数据处理分析尚有欠缺。另外，对生活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时轻视了原住居民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修正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曹姮钥，康之国.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7）：85-89.
[2] 赵丽奇.大型工程开发对社区演变的影响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项目管理研究所，2015.
[3] 田鹏.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68-73.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house demoli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large-scale park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first-hand data obtained from Nanjing，The existence of a number of social problems，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urbanization；large-scale park development；demolition；aboriginal Residents；community organizations
[责任编辑 刘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