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担心机器抢人饭碗的人，可能骨子里都是乐观主义者。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他们只看机器可能取代某些目前由人来完成的工作的说法，却不会在意，那些说法都是有前提的。比如：某报告总结了一些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作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具有可预见性。举例：户外伐木工作的可预见性，就低于装配生产线上的工作，后者很显然就是不断重复，几乎每套动作都做得一模一样；因此，盡管同属体力活儿，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作就有78%的概率会被机器取代，而户外伐木的工作只有25%的概率会被取代。别问这两个数是怎么来的，反正我们的专家算出来了。
　　对人类的能力感到乐观，也是对作为人类一员的自己感觉良好。这样的人好像一直都不缺。比如：在人工智能这个术语出现几年后，就有科学家写过聊天机器人程序，名为Eliza，其中一个“人设”是Doctor，原理是先确定一套规则，让机器按规则根据用户输入的句子作出回应，造成用户听得懂的假象。之所以说是假象，是因为科学家自己也说了，它其实没听懂，而是通过反馈一些开放而含糊的话，设法让用户以为它真的在倾听。
　　像这样——
　　用户：“最近觉得很不开心。”
　　机器：“你常常觉得很不开心吗？”
　　用户：“是的，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开心起来。”
　　机器：“为什么你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开心起来？”
　　用户：“你能给我说说吗？”
　　机器：“那我就来说说。”
　　用户：“跟我说说吧。”
　　机器：“你能说具体一点吗？”
　　用户：“不能，我就是觉得不开心。也许我是在担心什么事情。”
　　机器：“你这样担心有多久了？”
　　用户：“两星期。”
　　机器：“说下去。”
　　用户：“我需要你的帮助。”
　　机器：“为什么你会需要我的帮助？”
　　如果看英文原文，你会更清楚地看到，这台机器怎样抓住一些重点词进行重复，变成它的回应。
　　但就是这么简单的设计，却得到大量的好评。许多用户坚信自己就是在跟人类医生说话，并且，跟这位“医生”聊完，自己的状况大有好转。
　　最终，这套程序不仅带上“人工智能”和“聊天机器人”这样一些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标签传世，还多了一个跨界标签，就是“Eliza效应”，用于描述下意识地将机器行为与人类行为等同起来的倾向。
　　这就成了俄罗斯套娃，因为Eliza这名字源于另一个故事，里面也有一个效应，这就是萧伯纳的名作《皮格马利翁》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科学家说他的聊天机器人就像女主角Eliza——出身下层社会的卖花女，可以通过接受语言学家的训练而掌握上层社会的言谈风度，谁也看不出破绽。而萧伯纳的灵感又源于希腊神话，说的是国王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精心雕刻的少女雕像，爱得很入迷，最终感动了天神，决定赋予少女生命，二人得以喜结良缘。从那时就有了皮格马利翁效应，用以描述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自己喜欢、钦佩、信任和崇拜的人的影響和暗示，“说你行，你就行。”
　　这个故事就变成，先是科学家将自己设计的聊天机器人命名为Eliza，“拔高”这个设计，因为这台机器并不能像戏中女主角那样，从语言学家那儿学会另一套说话方式；同时，在用户这边，好像与科学家心有灵犀一般，也出现了“拔高”的印象，用户愿意相信这台机器就是听得懂他们的话，尽管它其实听不懂，并且科学家也把程序公开发表了。
　　有没有可能，他们愿意“高看”的，其实是人类的能力。他们期待人类尽快达成目标，从而作为人类的一员也与有荣焉？
　　如果这还不算乐观，我还有第二个理由：人类迈向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也被他们选择性地无视了。
　　我们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有多严峻？外国有报告说，从2010年到2050年，在我国，每100位适龄劳动者要分担扶养的老人和小孩总数，从36人变成63人。
　　看完这组数据，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先来100台机器人。让那宝贵的100个人类劳动者指挥这些机器人，于是劳动者的总数加倍，变成200，这样看起来才比较“正常”，不那么令人倍感压力。
　　因为我不是乐观主义者。
　　反过来，能在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发达和人类已经加速迈向老龄化这两个现实条件的夹击之下，依然担心机器抢人饭碗的人，可不就是乐观主义者吗？他们相信人类能尽快造出机器人，然后一切继续尽在掌握。
　　（飘 雪摘自《文汇报》2017年7月6日，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