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思想、文化界名人对祖国传统医学——中医药多有质疑、反对之声，从近代的俞樾到现代的鲁迅、胡适都曾是著名的废中医人士。
　　鲁迅出之以惯常的犀利之言：“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胡适也曾断言：“中医之学不是‘赛先生’，不足信也。”后来，鲁迅病逝于日本庸医之手，而胡适却幸遇良医免于病难。
　　1920年，胡适患上糖尿病、肾病，在北京协和医院被判了死刑：西医治不好。经家人和友人劝说，他接受了中医陆仲安的治疗。第二年，胡适在《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上题书500余字，叙述了治病经过：“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持废除中医观点的还有陈独秀。他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而梁漱溟则更为偏激。此公曰：“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今天看来，这些近现代名人对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有鉴识不足、议论偏颇之嫌。
　　“中医”之称谓，始于清末民初。其时，将外来的教育称为“西学”，将中国自己的称为“国学”，由此推及，将外来的医学称为“西医”，将中国自己的医学称为“国医”，后来亦称之为“中医”。
　　中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中庸医学”、“调和医学”，这是就中医的本质而言。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自身以及人与自然、与社会都应该和谐，太过与不及皆为病；“不偏为中，不变为庸”，“庸者，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是故，中医通过医师的“辨证论治”、药物的“补偏救弊”，使“有疾者”重新恢复到“无太过、无不及”的原本的平衡运行状态。
　　谈到中医，不能不提及《黄帝内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比较完整的医学著作，其成就之一，是引入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建立整体观念。
　　春秋时代的医学家，已将社会上流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思想引入医学领域，以此解释和论述人体的生理、解剖、病理和诊断治疗原则。到《黄帝内经》成书之时，该理论与医学的结合已是精博入微，人体体表、内脏、人与疾病、人与自然环境、人与气候季节，以及对疾病的认识、处治原则等，无不渗透着天人相应与阴阳五行学说。例如，人体体表为阳，体内为阴；心肝脾肺肾五脏为阴，胃、大肠、小肠、膀胱、胆、三焦六腑为阳。对脏腑除了分辨其阴阳外，还要辨别五行关系，肺属金，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脾属土，相生相克，互为因果。与此同时，还要关注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情志影响等。
　　由此看来，整体观念是历代中医学家的一大治疗法宝，助其克服许多局限性、片面性。重视综合分析疾病与人体体质不同的关系，与地域、气候不同的关系，与暑湿风寒等自然界变异的关系，与季节不同的关系等，正是这些观点使之比单纯注重分析入微的医学思想方法高出一筹。
　　古往今来的探索和研究表明，中医与其他各文明医学有着深刻的不同，它既是中国古代之科学史，又是哲学史。它的哲学意味使中医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从生命探索人生、从哲学探索生命的道路。
　　关于人的生成、运动、变化及死亡，关于人的本质、人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医理论中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给予了某种确定的回答。
　　在中医理论中，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大自然的延伸与精华。人与宇宙交感的基础就在于人是宇宙的精微，“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阴阳五行论正是把宇宙和人的关系作为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关系来把握，小宇宙作为大宇宙的精确副本，使得人们对大宇宙的认知成为可能。
　　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服从着宇宙的同一法则——道。天道即是人道；人道依存天道，天道服从于人道。天道与人道这种整体和谐的理论与实践，正是迄今为止中医相对于西医的最大意义——
　　西医将人看作解剖的器官，将疾病与患者的生命相分离，而中医则始终把病人当作一个与环境、宇宙相关的整体，将人的生命与健康当作其理论的中心与目的。而这种整体观念正是“人的医学”的一种体现，也是未来全世界医学的目标。
　　为此，当代科学泰斗钱学森发表精赅之论——
　　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发展到中医的整体论。
　　在网络力量空前强大的今朝，且听一些国民对中医的评语——
　　这几千年来，中国只有中医，中国人是怎么活过来的？
　　奇怪了，外国人也没把中医当垃圾，怎么中国人倒是很勤快啊！
　　牛顿力学解释不了相对论，难道就是相对论不正确吗？西医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医，难道就是中医不科学吗？
　　那些攻击中医的朋友们，当你们仅凭道听途说和坊间谣传所形成对中医的偏见，那么你们不妨先静下心来，读一读关于中医理论方面的书，再发言难道不更有说服力吗？
　　当然，今日的中医也并非臻于完美，也确有弱点。
　　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太玄奥，缺少“现代化”的解释。比如，中医只求治好病，药方五花八门，看起来不规范，医师各人各方，又见人下菜（或许这是针对性强，按西医理论无法理解）；中医过分注意偏方、奇方的私密化，影响到交流和共同提高；中医界医师水平良莠不齐，又有无医德的江湖郎中四处骗人。中医的这些缺陷，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医学发展的成功经验，通过改革做调整，拟古而不复古，兴利除弊，优化创新，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
　　先哲老子曰：道法自然，大道至简。一繁一简，变化可寻，中医亦然。
　　今天，在“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时代，我们可以因循中医之道，以建设性的提议，解除其发展之障碍，消弭其业态之弊端。 　　比如，从政策的层面，向国务院建议在全国选择几个省市和地区作为中医药特区，特事特办，积累经验，再组织推广；将中药审批权、中医行医执照发放权收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使中医能把自己的汤药制成丸散膏丹，使合格的民间中医都有行医权；将中医药教育权收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利用中医带徒、卫校培养、民办中医学院等办法，尽快为农村和城市社区培养一大批能临床的中医，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比如，从法律的角度，尽快出台中医药法；制定中医医师法，不拘一格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中医应该而且必须进入疾控中心；允许中医自制丸散膏丹；执业医师不应限制执业地点
　　如此，才能在遵循中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法规政策的制度保障，确立中医的长盛久运。
　　人之好我，以其嘉禾。既睦邦交，以绥四方。
　　20多年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曾怀着虔敬之心谆谆告知中国同胞——
　　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收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的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收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在国内，对中医的复兴也有指导性的时代强音。
　　张德江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曾指出：“广东要做中医强省，就要做到3个思想转变：转变用西医药管理方式管理中医药；转变用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转变用西医药的统计方法统计中医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视察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时，就曾慨然言之：“我认为，要让整个社会更加接受中医，应该选择某些疾病，而且用中医确实治好了。因为这些病是西医没有办法的，只有中医可以治好，所以中医的地位可能就会逐渐提高。”
　　今日，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憧憬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之梦，不再蹒跚西学，昂首铿锵前行。
　　民族复兴，必先文化复兴。
　　凤凰涅，破茧成蝶，世间之美誉。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创文化，犹如潜龙在渊的中医，欣逢其时，振兴可待。
　　注：本文引用资料部分源自《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优势特色的政策研究（总报告）》及专家、学者的观点和著述，不妥之处，尚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