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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三个关于送红包的小故事。
故事一：“农民的红包他也收”
王女士的母亲因患肺癌，住进了一家挺有名气的肿瘤医院，这家医院也被称作最不避讳收红包的医院。
王女士在这家医院有个“很管用”的熟人，所以她母亲很快住进了医院。母女俩刚开始整理东西，就听见同时住进来的一个病人家属急急忙忙向同病室的人打听怎么给医生送红包，送给谁？送多少？怎么送？细节问题一大串。病友们给出的价码是：给负责手术的病区主任送，２０００元到３０００元；给麻醉师送，１０００元以上；给管床的医生送，也不能低于１０００元。一句话，动一次手术，红包就得５０００元左右。
手术签字时，王女士把红包送到了主任手里。要手术的前一天，麻醉师来到病房，和病人打招呼了：“二床、四床、五床，你们明天手术，我负责麻醉哦。”听完这话，家属们就像听到命令一样，不约而同地起身，先后走到麻醉师身边，一边说着“给您添麻烦了，多关照”等客气话，一边把准备好的信封塞到麻醉师白大褂的兜里。麻醉师揣着三个信封，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开门走了。
麻醉师走后，王女士母亲邻床的一位来自农村的女病人马上打听：“送了多少？”在此之前的交谈中，王女士了解到，这对夫妻从外地赶来看病，光等住院就等了将近一个月，好不容易托人才住进了医院。就这个过程，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两天后，麻醉师来到病房，点到了农村女病人。在说话的过程中，王女士看到女病人的丈夫局促地站在病床边，忐忑地把手伸到兜里，等麻醉师走到病房门口，他赶紧迈了两步，把一个信封塞到麻醉师的白大衣兜里。
麻醉师毫不客气地走了。王女士问他们送了多少，农村女病人回答说：“一千五。”
“你们这么困难，没必要也送这么多啊！”
“我们本来就让城里人看不起，送少了，医生不更得看不起我们。”
王女士告诉记者：“这天下午，我在楼梯上遇到了那位麻醉师，只见他和同事们说说笑笑地走下楼。我不知道，他收到那个农村病人的红包以后，是什么心情。但是我总觉得，医生们不应该收农村病人的红包。农民挣点钱多不容易。”
当记者问及王女士自己送红包的感受时，她说：“能有一个门路，让我送上红包，让我母亲尽快手术，我就知足了。还有多少病人，因为找不着门路，在医院外焦急地排队等住院。看病住院太难了！”
故事二：“送了红包真管用”
刘先生从外地到一家大医院治疗，也是通过熟人住进了医院。第三天，他给科主任送了１０００元。熟人一听，对他说：“你不用送。”
刘先生回答：“你不懂，给主任送了红包，再和他商量一下，有些检查什么的，能不做就不做，不就能把费用降下来了吗？”
这句话果然应验。刘先生在住院期间，遇到管床医生要他做核磁、ＣＴ、同位素扫描等大型设备检查时，他就找到主任，问他用不用做。主任看了医嘱之后常常说：“这几项不用做了，你原来照的片子挺清楚的。我去跟管床医生说说，让他减了。”
就这样，住院两个月，在经常听到同一病房的转院病人抱怨全套检查都要重做的时候，刘先生居然一直使用着原来在当地医院的检查结果。
故事三：“医生怎么老不理我”
老杨第一次见到马大姐，是陪亲戚到医院做最后一次放疗，马大姐凑上来问：“你们给医生送红包了吗？”
起初，老杨以为这是医院或别的什么部门在暗访，就反问：“你觉得有必要吗？”
对这一问，马大姐好像很难回答。她字斟句酌地说：“我没送礼，可医生老不理我。我眼睛睁不开，问医生能不能治睁开了，医生说我真啰嗦，能不能睁开治了就知道了。你亲戚也是这位医生治，你说他不理我，是不是因为我没送红包？”
老杨不知该如何回答，就给她讲了自己的亲戚在这儿治病的事。
为让亲戚尽快治上病、治好病，老杨为他辗转找了医院的两个熟人帮忙。检查、做治疗计划期间，这位医生的态度好极了，请吃饭都不去，还说“咱们之间不存在（那事）。”头一个星期的放疗期间，老杨总是提醒亲戚：“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就跟医生说，医生人挺好的。”亲戚也说：“是挺好的。”
可两个星期下来，亲戚憋不住了，问：“是不是得给医生送红包，现在问他点事他老说没时间，老拖着。”
红包送出去了，亲戚喜笑颜开地回来说：“医生理我了，说我的病耽误了几个月，那治愈率还有百分之六七十呢，治彻底了就不会再犯了。医生还跟我交代了放疗期间要注意休息、要吃清淡点的饭菜。如果反应强烈就跟他说，他再给开点药。”
马大姐听了这些，急了：“真的得１０００块？我没工作，没劳保——”老杨只好安慰她：“其实你不送，在治疗上他也不能对你怎么样。”马大姐说：“可是他老‘骂’我。我问他眼睛疼、嗓子疼是怎么回事，他就说我娇气，别人怎么没那么多毛病？”说着，马大姐呕了一下，老杨知道这是放疗反应。老杨的亲戚送了红包后，医生就给他开了国产的止吐药，效果还不错。
红包何以屡禁不止
尽管老百姓对红包现象深恶痛绝，红包却屡禁不止，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恐怕与目前存在的对于红包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关。
一种说法是：“红包是患方自愿送的。”送红包者可能有的确实是出于感激之情，但更多的人则或是希望能以此换取手术优先，或是迫于周围人都送的压力，害怕不“表示表示”就得不到精心治疗，而不得不从众。其实不难看出，这种所谓的“自愿”中，包含着很多“不情愿”和“不得已”。
另一种说法是：“社会风气如此。”这只能说是一种遁词。一个人送过红包后，就可能受其“传染”在自己的行当里用职权牟利。从这个意义上看，红包现象就是不良风气的“加油站”，收受红包者就是在为社会不良风气推波助澜。
还有一种说法是：“医务人员待遇低，风险和收益不成比例。”医生行业“风险高、待遇低”确实不合理，但这绝对不能成为收受红包的理由。为医者选择进入这个行业时，除了学习知识、具备从医的技术技能之外，更应该作好无私奉献的精神准备，否则大可以选择风险低、收入高的行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靠收受红包来补偿绝不是正道。
再有一种说法是：“治理红包很难。”因为红包现象更多地发生在医疗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些大医院以及一些专科医院，如果对一些收受红包的技术尖子动真格，将他们“罚下场”，有可能影响医院的发展。这种看法无疑是短视的。因为如果一些技术尖子收受红包，必然会带坏一支队伍，最终影响医院的声誉，这才是医院蒙受的最大损失。名声不好，谈何发展。
也许，正是这种种模糊认识给红包披上了“合情合理”的外衣，使其屡禁不止，泛滥成灾。其实，再多的托词也抵不过一条理由，那就是红包使广大群众的利益受损，卫生系统的名声受损。治理红包很难，但千难万难我们也不能畏难。
治理红包必须下“猛药”
治理红包，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的领导和广大医务人员应共同努力。不仅要对现有的医务人员加强教育和引导，而且要把医德医风作为医学生的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
治理红包，必须要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这种机制既包括医疗行业内部的，也应吸收社会、舆论、行政、司法等多方位、多部门参与，尤其要对一些“重灾区”重点监督。总之，要让收受红包者无处遁形，要让收受红包者付出代价。
治理红包，我们还寄希望于改革。通过深化卫生改革，建立起合理的医疗服务补偿和分配机制，让水平高、贡献大的人得到与其劳动相配的薪酬，让承担高风险的人有相应的回报。同时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基层和社区卫生服务的水平，基层的水平提高了，大医院的“就医难”矛盾才能得到缓解。
故事一：“农民的红包他也收”
王女士的母亲因患肺癌，住进了一家挺有名气的肿瘤医院，这家医院也被称作最不避讳收红包的医院。
王女士在这家医院有个“很管用”的熟人，所以她母亲很快住进了医院。母女俩刚开始整理东西，就听见同时住进来的一个病人家属急急忙忙向同病室的人打听怎么给医生送红包，送给谁？送多少？怎么送？细节问题一大串。病友们给出的价码是：给负责手术的病区主任送，２０００元到３０００元；给麻醉师送，１０００元以上；给管床的医生送，也不能低于１０００元。一句话，动一次手术，红包就得５０００元左右。
手术签字时，王女士把红包送到了主任手里。要手术的前一天，麻醉师来到病房，和病人打招呼了：“二床、四床、五床，你们明天手术，我负责麻醉哦。”听完这话，家属们就像听到命令一样，不约而同地起身，先后走到麻醉师身边，一边说着“给您添麻烦了，多关照”等客气话，一边把准备好的信封塞到麻醉师白大褂的兜里。麻醉师揣着三个信封，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开门走了。
麻醉师走后，王女士母亲邻床的一位来自农村的女病人马上打听：“送了多少？”在此之前的交谈中，王女士了解到，这对夫妻从外地赶来看病，光等住院就等了将近一个月，好不容易托人才住进了医院。就这个过程，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两天后，麻醉师来到病房，点到了农村女病人。在说话的过程中，王女士看到女病人的丈夫局促地站在病床边，忐忑地把手伸到兜里，等麻醉师走到病房门口，他赶紧迈了两步，把一个信封塞到麻醉师的白大衣兜里。
麻醉师毫不客气地走了。王女士问他们送了多少，农村女病人回答说：“一千五。”
“你们这么困难，没必要也送这么多啊！”
“我们本来就让城里人看不起，送少了，医生不更得看不起我们。”
王女士告诉记者：“这天下午，我在楼梯上遇到了那位麻醉师，只见他和同事们说说笑笑地走下楼。我不知道，他收到那个农村病人的红包以后，是什么心情。但是我总觉得，医生们不应该收农村病人的红包。农民挣点钱多不容易。”
当记者问及王女士自己送红包的感受时，她说：“能有一个门路，让我送上红包，让我母亲尽快手术，我就知足了。还有多少病人，因为找不着门路，在医院外焦急地排队等住院。看病住院太难了！”
故事二：“送了红包真管用”
刘先生从外地到一家大医院治疗，也是通过熟人住进了医院。第三天，他给科主任送了１０００元。熟人一听，对他说：“你不用送。”
刘先生回答：“你不懂，给主任送了红包，再和他商量一下，有些检查什么的，能不做就不做，不就能把费用降下来了吗？”
这句话果然应验。刘先生在住院期间，遇到管床医生要他做核磁、ＣＴ、同位素扫描等大型设备检查时，他就找到主任，问他用不用做。主任看了医嘱之后常常说：“这几项不用做了，你原来照的片子挺清楚的。我去跟管床医生说说，让他减了。”
就这样，住院两个月，在经常听到同一病房的转院病人抱怨全套检查都要重做的时候，刘先生居然一直使用着原来在当地医院的检查结果。
故事三：“医生怎么老不理我”
老杨第一次见到马大姐，是陪亲戚到医院做最后一次放疗，马大姐凑上来问：“你们给医生送红包了吗？”
起初，老杨以为这是医院或别的什么部门在暗访，就反问：“你觉得有必要吗？”
对这一问，马大姐好像很难回答。她字斟句酌地说：“我没送礼，可医生老不理我。我眼睛睁不开，问医生能不能治睁开了，医生说我真啰嗦，能不能睁开治了就知道了。你亲戚也是这位医生治，你说他不理我，是不是因为我没送红包？”
老杨不知该如何回答，就给她讲了自己的亲戚在这儿治病的事。
为让亲戚尽快治上病、治好病，老杨为他辗转找了医院的两个熟人帮忙。检查、做治疗计划期间，这位医生的态度好极了，请吃饭都不去，还说“咱们之间不存在（那事）。”头一个星期的放疗期间，老杨总是提醒亲戚：“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就跟医生说，医生人挺好的。”亲戚也说：“是挺好的。”
可两个星期下来，亲戚憋不住了，问：“是不是得给医生送红包，现在问他点事他老说没时间，老拖着。”
红包送出去了，亲戚喜笑颜开地回来说：“医生理我了，说我的病耽误了几个月，那治愈率还有百分之六七十呢，治彻底了就不会再犯了。医生还跟我交代了放疗期间要注意休息、要吃清淡点的饭菜。如果反应强烈就跟他说，他再给开点药。”
马大姐听了这些，急了：“真的得１０００块？我没工作，没劳保——”老杨只好安慰她：“其实你不送，在治疗上他也不能对你怎么样。”马大姐说：“可是他老‘骂’我。我问他眼睛疼、嗓子疼是怎么回事，他就说我娇气，别人怎么没那么多毛病？”说着，马大姐呕了一下，老杨知道这是放疗反应。老杨的亲戚送了红包后，医生就给他开了国产的止吐药，效果还不错。
红包何以屡禁不止
尽管老百姓对红包现象深恶痛绝，红包却屡禁不止，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恐怕与目前存在的对于红包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关。
一种说法是：“红包是患方自愿送的。”送红包者可能有的确实是出于感激之情，但更多的人则或是希望能以此换取手术优先，或是迫于周围人都送的压力，害怕不“表示表示”就得不到精心治疗，而不得不从众。其实不难看出，这种所谓的“自愿”中，包含着很多“不情愿”和“不得已”。
另一种说法是：“社会风气如此。”这只能说是一种遁词。一个人送过红包后，就可能受其“传染”在自己的行当里用职权牟利。从这个意义上看，红包现象就是不良风气的“加油站”，收受红包者就是在为社会不良风气推波助澜。
还有一种说法是：“医务人员待遇低，风险和收益不成比例。”医生行业“风险高、待遇低”确实不合理，但这绝对不能成为收受红包的理由。为医者选择进入这个行业时，除了学习知识、具备从医的技术技能之外，更应该作好无私奉献的精神准备，否则大可以选择风险低、收入高的行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靠收受红包来补偿绝不是正道。
再有一种说法是：“治理红包很难。”因为红包现象更多地发生在医疗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些大医院以及一些专科医院，如果对一些收受红包的技术尖子动真格，将他们“罚下场”，有可能影响医院的发展。这种看法无疑是短视的。因为如果一些技术尖子收受红包，必然会带坏一支队伍，最终影响医院的声誉，这才是医院蒙受的最大损失。名声不好，谈何发展。
也许，正是这种种模糊认识给红包披上了“合情合理”的外衣，使其屡禁不止，泛滥成灾。其实，再多的托词也抵不过一条理由，那就是红包使广大群众的利益受损，卫生系统的名声受损。治理红包很难，但千难万难我们也不能畏难。
治理红包必须下“猛药”
治理红包，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的领导和广大医务人员应共同努力。不仅要对现有的医务人员加强教育和引导，而且要把医德医风作为医学生的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
治理红包，必须要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这种机制既包括医疗行业内部的，也应吸收社会、舆论、行政、司法等多方位、多部门参与，尤其要对一些“重灾区”重点监督。总之，要让收受红包者无处遁形，要让收受红包者付出代价。
治理红包，我们还寄希望于改革。通过深化卫生改革，建立起合理的医疗服务补偿和分配机制，让水平高、贡献大的人得到与其劳动相配的薪酬，让承担高风险的人有相应的回报。同时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基层和社区卫生服务的水平，基层的水平提高了，大医院的“就医难”矛盾才能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