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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闯入了原本上帝所掌握的禁区，尝试用自己的意志去干涉自己的生殖与繁衍，同样也没解释清楚什么才是“父母”，就已经匆忙上路了。这次公众反应相当强烈，恐怕也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焦虑与困惑吧。
近日，英国下院表决通过一个法案，允许将一项新的人工生殖技术用于临床实验。而这个法案立即引发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很多媒体都将其说成是“一个宝宝，三个父母”。那么，这项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又会引起哪些伦理上的问题呢？
换块电板？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遗传物质DNA，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最初的那个受精卵当然就来自“1个精子 1个卵子”。而这项新技术就有点复杂了，简单地说，就是“1个精子 1个卵子中的遗传物质 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实际上是一个剔除了DNA的卵子，它来自所谓的“第三个父母”（也就是这个卵子的捐赠者）。
那么，为啥要这么干呢？因为在极少数女性的卵子中，带有一种遗传性的缺陷，如果传给下一代，则这个孩子罹患糖尿病、心脏病的风险比常人高出很多，甚至可能出现一种叫做肌无力的症状（患者会逐渐丧失一切行动能力，哪怕抬手给自己挠痒都做不到，最终因为呼吸麻痹而死）。
幸运的是，这种缺陷只存在于线粒体中，可以与人类的遗传信息彻底剥离开来。所以这项新技术，就是用一个健康女性的线粒体，代替母亲卵细胞中有缺陷的线粒体，但又不会影响到父母双方的DNA遗传给下一代。
所以，将这种新技术培养出来的宝宝说成“有三个父母”并不确切，这个孩子和普通人一样，依然只有一个生物学上的父亲，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而那位捐赠了“剔除了DNA的卵子”的女士，只算是帮助他们获得健康后代的支持者。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精子就像是SIM卡，卵子就像是手机，装在一起就是具有完整功能的手机（受精卵，会发育成胚胎，最终形成一个新生儿）。不过，这个手机的电池板（线粒体）有故障，用不了几分钟就发烫，影响了整机的性能。于是，这项新技术就给换它了一块新的电板，但SIM卡和手机都还是原来的那个，手机的功能并没有受到实际影响。
实际上，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上，人类早已遭遇过真正的“三体问题”。
比如，通过“精子银行”，即利用丈夫之外的男性捐赠的精子来完成受孕、生育的过程，如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当然也只有一个生物学上的父亲（捐精者），但还拥有另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父亲，是货真价实的“三个父母”了。
类似的，使用他人捐赠的卵子来完成生育的过程，也会出现生物学母亲和法律上的母亲不一致的情况。
更进一步说，国外已经有些地方，允许妇女代替她人怀孕，即将一个受精卵通过外科手术，植入到另一名女性的子宫中，让这名女性代替受精卵的生物学上的母亲完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至少拥有三个父母（生物学父亲、生物学母亲、代孕的母亲）；如果精子或卵子的来源并非其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则会更加乱套，最多可能同时拥有四个父母！
如此说来，即便这种新技术真的可能带来“三个父母”的疑问，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问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伦理边界
然而，人类之所以从动物中区别开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社会性，其中就包含了对于社会伦理的遵从。而涉及到人类的生殖繁衍的科学技术，就更是要经受诸多伦理上的考量。
曾几何时，“生育”被认为一件神秘而神圣的事情，甚至是属于上帝管辖的范围；因此，连口服避孕药、安全套这些在今天被视为再自然不过的东西，都经历了种种非议乃至责难。比如，著名的“艾森斯塔德诉贝尔德案”（Eisenstadt v. Baird），现在看起来简直滑稽可笑：
威廉姆·贝尔德在波士顿大学做了一个有关计划生育的演讲，讲完后就顺手给一个听众送了一盒安全套，结果就被指控犯有“妨碍贞洁罪”。因为当时的麻省法律规定，安全套只能由医生或药师发放，而且只能交给已婚人士——那位听众当时19岁，尚未结婚。麻省立法者们的逻辑，大概是认为安全套会鼓励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妨碍人类的正常生育，但却忽略了成年的“人”应当拥有的性自主权。幸好，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1的压倒性优势，裁决这条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中“平等保护”的原则，予以废止，这才结束了未婚人士买个安全套还得偷偷摸摸的历史。
在人工体外受精技术（IVF）的发明过程中，更是经历了许多波折：一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最后一刻叫停了手下科学家的尝试；另一个印度医生虽然完成实验，却被当地政府勒令不准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然而，这个技术在今天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帮助了许多原本不孕不育的夫妻完成了生育宝宝的梦想，或者说，让人类的自由意志得以更好的实现，是有益于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的，必然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
同样，英国的这项新技术，其出发点是尽量降低婴儿带有先天缺陷的风险，其技术手段也没有妨碍社会的公序良俗，在伦理学上并无问题。实际上，即便是公开反对该技术的英国教会，理由也只是“因为该技术中需要摧毁一个卵子/胚胎，所以必须先对其收益和可能的副作用充分评估，再运用到人身上”。而这种声音，只是技术层面的质疑而已，比当年对IVF乃至安全套的批评已经轻柔太多了。
所以，无论是技术上还是伦理学上，英国的这项新技术目前看来都没什么障碍，运气好的话应该能够得到英国上院的批准，从而很快推广开来。
然而，这项新技术依然带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惑：当DNA还是来自一男一女的时候，即便卵细胞是第三人的，我们依然认为这个孩子生理学上的父母只有两个；但倘若某一天，连DNA都不止两个来源，而是几个人的基因片段组合而成的；或者是先分别对父母的DNA进行了改造（比如，剔除那些容易导致疾病的基因）再形成受精卵，那谁才算是这个孩子生理学上的父母呢？
哲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忒修斯之船”问题：在一艘古老的船上，有些船板腐朽、破损了，就需要用新的木板去替换它；年深日久，当这条船上所有的船板都已经被替换了一遍之后，它还是原来的那条船吗？如果不是，它又是什么？
很多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但似乎都很难让人信服，因为谁也说不清什么才是“原来的那条船”。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闯入了原本上帝所掌握的禁区，尝试用自己的意志去干涉自己的生殖与繁衍，同样也没解释清楚什么才是“父母”，就已经匆忙上路了。这次公众反应相当强烈，恐怕也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焦虑与困惑吧。
或许，很多很多年后，人类能够坦然的回答这个问题；而那时的人类和今天的我们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呢？
近日，英国下院表决通过一个法案，允许将一项新的人工生殖技术用于临床实验。而这个法案立即引发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很多媒体都将其说成是“一个宝宝，三个父母”。那么，这项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又会引起哪些伦理上的问题呢？
换块电板？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遗传物质DNA，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最初的那个受精卵当然就来自“1个精子 1个卵子”。而这项新技术就有点复杂了，简单地说，就是“1个精子 1个卵子中的遗传物质 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实际上是一个剔除了DNA的卵子，它来自所谓的“第三个父母”（也就是这个卵子的捐赠者）。
那么，为啥要这么干呢？因为在极少数女性的卵子中，带有一种遗传性的缺陷，如果传给下一代，则这个孩子罹患糖尿病、心脏病的风险比常人高出很多，甚至可能出现一种叫做肌无力的症状（患者会逐渐丧失一切行动能力，哪怕抬手给自己挠痒都做不到，最终因为呼吸麻痹而死）。
幸运的是，这种缺陷只存在于线粒体中，可以与人类的遗传信息彻底剥离开来。所以这项新技术，就是用一个健康女性的线粒体，代替母亲卵细胞中有缺陷的线粒体，但又不会影响到父母双方的DNA遗传给下一代。
所以，将这种新技术培养出来的宝宝说成“有三个父母”并不确切，这个孩子和普通人一样，依然只有一个生物学上的父亲，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而那位捐赠了“剔除了DNA的卵子”的女士，只算是帮助他们获得健康后代的支持者。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精子就像是SIM卡，卵子就像是手机，装在一起就是具有完整功能的手机（受精卵，会发育成胚胎，最终形成一个新生儿）。不过，这个手机的电池板（线粒体）有故障，用不了几分钟就发烫，影响了整机的性能。于是，这项新技术就给换它了一块新的电板，但SIM卡和手机都还是原来的那个，手机的功能并没有受到实际影响。
实际上，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上，人类早已遭遇过真正的“三体问题”。
比如，通过“精子银行”，即利用丈夫之外的男性捐赠的精子来完成受孕、生育的过程，如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当然也只有一个生物学上的父亲（捐精者），但还拥有另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父亲，是货真价实的“三个父母”了。
类似的，使用他人捐赠的卵子来完成生育的过程，也会出现生物学母亲和法律上的母亲不一致的情况。
更进一步说，国外已经有些地方，允许妇女代替她人怀孕，即将一个受精卵通过外科手术，植入到另一名女性的子宫中，让这名女性代替受精卵的生物学上的母亲完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至少拥有三个父母（生物学父亲、生物学母亲、代孕的母亲）；如果精子或卵子的来源并非其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则会更加乱套，最多可能同时拥有四个父母！
如此说来，即便这种新技术真的可能带来“三个父母”的疑问，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问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伦理边界
然而，人类之所以从动物中区别开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社会性，其中就包含了对于社会伦理的遵从。而涉及到人类的生殖繁衍的科学技术，就更是要经受诸多伦理上的考量。
曾几何时，“生育”被认为一件神秘而神圣的事情，甚至是属于上帝管辖的范围；因此，连口服避孕药、安全套这些在今天被视为再自然不过的东西，都经历了种种非议乃至责难。比如，著名的“艾森斯塔德诉贝尔德案”（Eisenstadt v. Baird），现在看起来简直滑稽可笑：
威廉姆·贝尔德在波士顿大学做了一个有关计划生育的演讲，讲完后就顺手给一个听众送了一盒安全套，结果就被指控犯有“妨碍贞洁罪”。因为当时的麻省法律规定，安全套只能由医生或药师发放，而且只能交给已婚人士——那位听众当时19岁，尚未结婚。麻省立法者们的逻辑，大概是认为安全套会鼓励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妨碍人类的正常生育，但却忽略了成年的“人”应当拥有的性自主权。幸好，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1的压倒性优势，裁决这条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中“平等保护”的原则，予以废止，这才结束了未婚人士买个安全套还得偷偷摸摸的历史。
在人工体外受精技术（IVF）的发明过程中，更是经历了许多波折：一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最后一刻叫停了手下科学家的尝试；另一个印度医生虽然完成实验，却被当地政府勒令不准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然而，这个技术在今天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帮助了许多原本不孕不育的夫妻完成了生育宝宝的梦想，或者说，让人类的自由意志得以更好的实现，是有益于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的，必然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
同样，英国的这项新技术，其出发点是尽量降低婴儿带有先天缺陷的风险，其技术手段也没有妨碍社会的公序良俗，在伦理学上并无问题。实际上，即便是公开反对该技术的英国教会，理由也只是“因为该技术中需要摧毁一个卵子/胚胎，所以必须先对其收益和可能的副作用充分评估，再运用到人身上”。而这种声音，只是技术层面的质疑而已，比当年对IVF乃至安全套的批评已经轻柔太多了。
所以，无论是技术上还是伦理学上，英国的这项新技术目前看来都没什么障碍，运气好的话应该能够得到英国上院的批准，从而很快推广开来。
然而，这项新技术依然带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惑：当DNA还是来自一男一女的时候，即便卵细胞是第三人的，我们依然认为这个孩子生理学上的父母只有两个；但倘若某一天，连DNA都不止两个来源，而是几个人的基因片段组合而成的；或者是先分别对父母的DNA进行了改造（比如，剔除那些容易导致疾病的基因）再形成受精卵，那谁才算是这个孩子生理学上的父母呢？
哲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忒修斯之船”问题：在一艘古老的船上，有些船板腐朽、破损了，就需要用新的木板去替换它；年深日久，当这条船上所有的船板都已经被替换了一遍之后，它还是原来的那条船吗？如果不是，它又是什么？
很多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但似乎都很难让人信服，因为谁也说不清什么才是“原来的那条船”。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闯入了原本上帝所掌握的禁区，尝试用自己的意志去干涉自己的生殖与繁衍，同样也没解释清楚什么才是“父母”，就已经匆忙上路了。这次公众反应相当强烈，恐怕也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焦虑与困惑吧。
或许，很多很多年后，人类能够坦然的回答这个问题；而那时的人类和今天的我们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