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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都渴望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关注健康、投资健康，讲求长寿的方法和经验。在长寿老人中有那么一批特殊的人群——文史馆馆员，虽然他们生活跌宕起伏，道路充满荆棘，但他们各有延年益寿的本领。在这个群体中，“八十不稀奇，九十平常事”。为此本刊从今年第一期始，推出新设栏目“长寿人生”，陆续向读者介绍他们的养生之法和长寿之道。
——编者
周退密先生生于1914年9月，用他的话说是“不知不觉地已经活了九十五个年头”，至今仍眼不花，耳不聋。写字，犹笔力苍劲，作诗为文，则思潮如涌。但周老从小体弱多病，到了三十岁左右，身体也不见佳，打针吃药是常事。他生下来是平脚，上小学时跑步比赛总是倒数第一，所以从小不爱好运动，缺乏锻炼。他有三个哥哥一位二姐，他们都会骑自行车。他胆小，怕痛，看他们边学边摔下车来，害怕不敢尝试，所以到老也不会。现在看到邻居几位老人经常以自行车代步，在马路上悠闲地“按辔缓行”，常常为之羡慕不已。
可是人们却羡慕他的健康长寿。那么，他有怎样的养生之道呢？
恒常的文化追求
周老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得名师指点，在私塾打下扎实的古诗文基础后，1931年春，他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攻读中医，后退学回到宁波，拜名医为师，边读医书边侍诊。1932年他考入震旦大学预科，开始接受现代教育。1940年夏，周老毕业于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又到震旦“比较法学研究所”读了两年国际私法，同时还在高中部当外国史教师。这年冬他从重庆国民政府司法部领到了律师证书并加入上海律师公会，由于不愿与汪伪政权合作，他曾到一所小学当教务主任，再转到中法私立法商学院担任法学教授。与此同时，他又进了中国通用化学公司当职员，后兼银行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与人合作又开始第二次律师生涯。1948年秋，他又应大同大学校长之邀去教大一国文，直至解放后，加入教育工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56年，周老应聘去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任教，在那里呆了8个年头，至1964年从黑龙江大学西语系奉调至上海外国语学院。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上外”，周老和许多教师都成为批判对象，至1972年才从靠边和打杂的环境中被重新起用，调到“法汉辞典组”参加编写工作。经过8年努力，这本四百万字的《法汉辞典》终于完成。之后，他又被借至上海第二医学院上课和做研究工作，直至1980年68岁时退休。
无论何时何地，周老对读书写作从不怠懈，他把向实践学习和向书本学习结合起来。自六岁上学识字开始，就和书结下深深的缘份。说是缘份，是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或者虽有条件并非都有这个兴趣。比如买书、读书、乃至晒书、修补书籍等繁琐的事情，只有对书有兴趣、有缘份的人才肯做。周老的三个哥哥，除了大哥较早离家远赴福州工作外，二哥三哥一样生活在这个富有藏书的家庭里，上中学读书却对晒书、修补书籍这类事一点也不感兴趣。而小时的周老将这些琐事看作是一份“清福”。他在《我的书缘》一文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份童年时代就养成的雅好：
记得童年时代放晚学回家，就向母亲要了书楼钥匙，独自一人上楼开启书橱，有时不是为了看书求知识而是想闻闻从古籍中间散发出来的一种絪缊香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书香”了。这时我会把书抽出来看看翻翻，又立即把它放回原处。有时只是打开橱门，立着看看书的标签，摸摸刻本的书根，也会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真可谓之爱书爱到发痴的程度了。
喜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周老，自然爱好线装书。当年上海出的线装书，周老是逢出必买，偶有未购得的，也在旧书摊上留意寻觅。他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买本古籍回来以供日久怀念之用。买回来后认真研读，并将心得体会写在空白处。周老原先老家就有不少碑帖，以后又从上海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买回大量珂罗版、石印的碑帖，凡是他们出版的碑帖，他几乎十有八九。解放后，他仍乐此不疲，继续购进碑帖拓本。他对这些碑帖细心琢磨、赏析、临摹，取法乎上，使自己的书法造诣不断提高，行书和隶书尤为精到。退休后借书法消遣，笔力不减当年。有人对他说，书画家长寿的多，你老一百岁没问题。对此，周老认为，写字只是轻微的体力劳动，借此习静，对于心身都会有益处。至于寿命长短，还得看他本人的体质，以及如何讲究养生之道来决定。画家中有长寿的齐白石，也有短命的陈师曾。可见书画本身并不决定人之寿命长短。
恬淡的生活方式
古人说“食色性也”。食欲和性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大欲，也是健康生活不可缺少的。但是都要讲求适度，符合客观规律，不宜率性而为，更不能恣意妄为。前人以“慎言语，节饮食”为养生之道。周老家境甚好，从小衣食无忧，但并不挥霍浪费，不大吃大喝。进入老年，他每天早餐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午、晚餐各一小碗米饭。菜肴则粗细不论，从不挑剔。蔬菜在必吃之列，水果也不缺乏。晚年患上痛风之后，好些东西都不能吃，如海鲜、豆制品、菌类植物等等都在禁吃之列。烟、酒之类，更是不碰。特别是从1933年起，他和猪肉断了缘份。按照中医理论：“猪为寒水之畜”，吃猪肉会生湿生痰。周老一生除了伤风咳嗽会有吐痰现象，平时从没这种毛病。他认为可能就是不吃猪肉的好处。其次，《内经》上还有一句名言：“膏粱厚味足生大丁（疔）”。意思是说：饮烈性酒和吃肥肉极有可能引发疮毒。过去他有过好几位亲友都因爱喝烈性酒和吃大口的肥肉而患上了癌症。书上说的“大丁”可能就是今天熟知的肠癌或胃癌。周老说，这只是他个人的体会，并无科学根据，如果有些可信之处，不妨提供给病理学家作为参考。周老童年时代受父亲影响，曾经接触过一些中医经典，从中懂得一些养生之道，如《内经》说的“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这句话，他结婚后一直奉为信条。
达观的精神状态
古稀不稀，期颐可期。周老认为，生命只此一次，人活在世上总得为自己、为社会留下点什么去报答国家和社会。只有这样，活着才有意义。他感到自己要做的工作不少，可是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大有孔老夫子“假我数年以学易”的迫切愿望。他说：“长寿不是目的，长寿只为工作。”退休后，他去街道办的老年书画班当书法指导，又到区老年大学做书法教师。1988年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更是积极参加文史馆各项活动。为了防止老年痴呆，他每天从事脑力劳动，通过写作诗词活跃思维。有时一天写数首诗，几年内已出版了7本诗词集。可以说环顾当今海上，如此高龄仍能勤奋写作者，无出其右。何以能如此，他说，这主要应归功于社会的安定，医药的进步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同时也与老伴和小辈的护理、关怀分不开。当然，更与他达观的生活态度分不开。周老年轻时曾用过“半盦”的笔名，并请人刻了印章。人问为何不要“全”而要“半”，他答：凡百事情，难得其全，能得其半，已属不易。譬如人生百岁，百不获一，苟得其半，则五十亦不为夭。古人半耕半读，今人半工半读，半以养生，半以怡情。我自幼好书，覆枕卧读，置书半床，便于翻阅。凡此种种，可谓无往而不半也。
佛教倡导“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对自身存在则讲“超脱”。对佛学颇有研究的周老，2005年写过一首题为《买钟》的诗，读来诙谐而有趣。诗曰：
世人多忌讳，送物不以钟。
有生必有死，有始定有终。
徒以谐音故，美事变为凶。
习惯成势力，思之笑煞侬。
吾钟用之久，机械失玲珑。
走走复停停，老态现龙锺。
两针失功用，时时为所蒙。
晨起抬头望，错指在日中。
有钟诚如此，非易不为功。
自易非人送，讳避吉斯从。
能用三五年，足以伴老翁。
人寿何能必，一笑对长空。
作者在诗后还加了个注，说白居易的《就花枝》诗中有“自量气力与心情，三五年间犹得在”句，“我今年九十又二，三年为九十五，五年为九十七岁，能活如许之久，亦可心满意足矣”。
如此云水胸襟旷达精神，焉能不长寿？！
——编者
周退密先生生于1914年9月，用他的话说是“不知不觉地已经活了九十五个年头”，至今仍眼不花，耳不聋。写字，犹笔力苍劲，作诗为文，则思潮如涌。但周老从小体弱多病，到了三十岁左右，身体也不见佳，打针吃药是常事。他生下来是平脚，上小学时跑步比赛总是倒数第一，所以从小不爱好运动，缺乏锻炼。他有三个哥哥一位二姐，他们都会骑自行车。他胆小，怕痛，看他们边学边摔下车来，害怕不敢尝试，所以到老也不会。现在看到邻居几位老人经常以自行车代步，在马路上悠闲地“按辔缓行”，常常为之羡慕不已。
可是人们却羡慕他的健康长寿。那么，他有怎样的养生之道呢？
恒常的文化追求
周老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得名师指点，在私塾打下扎实的古诗文基础后，1931年春，他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攻读中医，后退学回到宁波，拜名医为师，边读医书边侍诊。1932年他考入震旦大学预科，开始接受现代教育。1940年夏，周老毕业于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又到震旦“比较法学研究所”读了两年国际私法，同时还在高中部当外国史教师。这年冬他从重庆国民政府司法部领到了律师证书并加入上海律师公会，由于不愿与汪伪政权合作，他曾到一所小学当教务主任，再转到中法私立法商学院担任法学教授。与此同时，他又进了中国通用化学公司当职员，后兼银行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与人合作又开始第二次律师生涯。1948年秋，他又应大同大学校长之邀去教大一国文，直至解放后，加入教育工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1956年，周老应聘去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任教，在那里呆了8个年头，至1964年从黑龙江大学西语系奉调至上海外国语学院。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上外”，周老和许多教师都成为批判对象，至1972年才从靠边和打杂的环境中被重新起用，调到“法汉辞典组”参加编写工作。经过8年努力，这本四百万字的《法汉辞典》终于完成。之后，他又被借至上海第二医学院上课和做研究工作，直至1980年68岁时退休。
无论何时何地，周老对读书写作从不怠懈，他把向实践学习和向书本学习结合起来。自六岁上学识字开始，就和书结下深深的缘份。说是缘份，是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或者虽有条件并非都有这个兴趣。比如买书、读书、乃至晒书、修补书籍等繁琐的事情，只有对书有兴趣、有缘份的人才肯做。周老的三个哥哥，除了大哥较早离家远赴福州工作外，二哥三哥一样生活在这个富有藏书的家庭里，上中学读书却对晒书、修补书籍这类事一点也不感兴趣。而小时的周老将这些琐事看作是一份“清福”。他在《我的书缘》一文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份童年时代就养成的雅好：
记得童年时代放晚学回家，就向母亲要了书楼钥匙，独自一人上楼开启书橱，有时不是为了看书求知识而是想闻闻从古籍中间散发出来的一种絪缊香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书香”了。这时我会把书抽出来看看翻翻，又立即把它放回原处。有时只是打开橱门，立着看看书的标签，摸摸刻本的书根，也会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真可谓之爱书爱到发痴的程度了。
喜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周老，自然爱好线装书。当年上海出的线装书，周老是逢出必买，偶有未购得的，也在旧书摊上留意寻觅。他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买本古籍回来以供日久怀念之用。买回来后认真研读，并将心得体会写在空白处。周老原先老家就有不少碑帖，以后又从上海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买回大量珂罗版、石印的碑帖，凡是他们出版的碑帖，他几乎十有八九。解放后，他仍乐此不疲，继续购进碑帖拓本。他对这些碑帖细心琢磨、赏析、临摹，取法乎上，使自己的书法造诣不断提高，行书和隶书尤为精到。退休后借书法消遣，笔力不减当年。有人对他说，书画家长寿的多，你老一百岁没问题。对此，周老认为，写字只是轻微的体力劳动，借此习静，对于心身都会有益处。至于寿命长短，还得看他本人的体质，以及如何讲究养生之道来决定。画家中有长寿的齐白石，也有短命的陈师曾。可见书画本身并不决定人之寿命长短。
恬淡的生活方式
古人说“食色性也”。食欲和性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大欲，也是健康生活不可缺少的。但是都要讲求适度，符合客观规律，不宜率性而为，更不能恣意妄为。前人以“慎言语，节饮食”为养生之道。周老家境甚好，从小衣食无忧，但并不挥霍浪费，不大吃大喝。进入老年，他每天早餐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午、晚餐各一小碗米饭。菜肴则粗细不论，从不挑剔。蔬菜在必吃之列，水果也不缺乏。晚年患上痛风之后，好些东西都不能吃，如海鲜、豆制品、菌类植物等等都在禁吃之列。烟、酒之类，更是不碰。特别是从1933年起，他和猪肉断了缘份。按照中医理论：“猪为寒水之畜”，吃猪肉会生湿生痰。周老一生除了伤风咳嗽会有吐痰现象，平时从没这种毛病。他认为可能就是不吃猪肉的好处。其次，《内经》上还有一句名言：“膏粱厚味足生大丁（疔）”。意思是说：饮烈性酒和吃肥肉极有可能引发疮毒。过去他有过好几位亲友都因爱喝烈性酒和吃大口的肥肉而患上了癌症。书上说的“大丁”可能就是今天熟知的肠癌或胃癌。周老说，这只是他个人的体会，并无科学根据，如果有些可信之处，不妨提供给病理学家作为参考。周老童年时代受父亲影响，曾经接触过一些中医经典，从中懂得一些养生之道，如《内经》说的“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这句话，他结婚后一直奉为信条。
达观的精神状态
古稀不稀，期颐可期。周老认为，生命只此一次，人活在世上总得为自己、为社会留下点什么去报答国家和社会。只有这样，活着才有意义。他感到自己要做的工作不少，可是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大有孔老夫子“假我数年以学易”的迫切愿望。他说：“长寿不是目的，长寿只为工作。”退休后，他去街道办的老年书画班当书法指导，又到区老年大学做书法教师。1988年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更是积极参加文史馆各项活动。为了防止老年痴呆，他每天从事脑力劳动，通过写作诗词活跃思维。有时一天写数首诗，几年内已出版了7本诗词集。可以说环顾当今海上，如此高龄仍能勤奋写作者，无出其右。何以能如此，他说，这主要应归功于社会的安定，医药的进步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同时也与老伴和小辈的护理、关怀分不开。当然，更与他达观的生活态度分不开。周老年轻时曾用过“半盦”的笔名，并请人刻了印章。人问为何不要“全”而要“半”，他答：凡百事情，难得其全，能得其半，已属不易。譬如人生百岁，百不获一，苟得其半，则五十亦不为夭。古人半耕半读，今人半工半读，半以养生，半以怡情。我自幼好书，覆枕卧读，置书半床，便于翻阅。凡此种种，可谓无往而不半也。
佛教倡导“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对自身存在则讲“超脱”。对佛学颇有研究的周老，2005年写过一首题为《买钟》的诗，读来诙谐而有趣。诗曰：
世人多忌讳，送物不以钟。
有生必有死，有始定有终。
徒以谐音故，美事变为凶。
习惯成势力，思之笑煞侬。
吾钟用之久，机械失玲珑。
走走复停停，老态现龙锺。
两针失功用，时时为所蒙。
晨起抬头望，错指在日中。
有钟诚如此，非易不为功。
自易非人送，讳避吉斯从。
能用三五年，足以伴老翁。
人寿何能必，一笑对长空。
作者在诗后还加了个注，说白居易的《就花枝》诗中有“自量气力与心情，三五年间犹得在”句，“我今年九十又二，三年为九十五，五年为九十七岁，能活如许之久，亦可心满意足矣”。
如此云水胸襟旷达精神，焉能不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