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冲击了此前以政治事件划分文学史分界的文学史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提出的打通近、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思路激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肯定与质疑声随之而至。本文在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内核的基础上，以现代文学的主心骨——鲁迅——为原点，以鲁迅研究脉络（1913—1989）为主线，以学界质疑的政治背景和世界性为切口，探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内部建构的合理性。
关键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文学史观 鲁迅研究 内部建构
前言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上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其后，《读书》杂志连载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酝酿、阐发过程，一个新的文学史观念由此产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位学者提出要“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a。该文学史论述所颠覆的是以往文学史追随政治史——以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共产党建立政权到当下——的文学切割模式，建构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以近代为开端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模式。
基于新文学史命题的提出和基本构想的具体论述，学界在为之振奋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质疑声音，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质疑该文学史论述的时间划分，并认为该命题内部存在新的隔膜。王富仁先生就曾对此表示过疑义，他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将新文化与新文学起点前移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与“五四”文學革命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因而也模糊了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本质差别。b以戊戌变法为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地位凸显程度由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变为20世纪中国文学里的一座高峰。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打通体系里，“五四”和“新时期”作为两座高峰，将“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的地位挤压，在文化内部形成了新的隔膜。c二是质疑该命题回避或虚化政治背景。日本学者丸山升质疑提出者为何回避社会主义 ，d王瑶先生认为此命题忽视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等政治形势的影响。e三是质疑该命题存在的保守或泛化倾向。谭桂林指出“对百年文学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横向关联注意不够”、逐渐向保守方向发展，f刘俊归纳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由于历史局限所包含的三个“中心主义”—— “大陆文学中心主义”“精英（雅）文学中心主义”和“新文学中心主义”g，王瑶先生提出此观念有“世界主义”倾向 。h
本文将鲁迅的前期求学和文学贡献、鲁迅研究（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发展趋势和起伏状态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始与延伸进行比对，在确认该参照样本——鲁迅及鲁迅研究——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以“政治-文学”背景下迂回曲折的鲁迅研究为参照，探析该命题是否存在政治性缺漏以及文学是否构成自足本体，再以鲁迅及其研究史所涵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为视点，重审该命题中是否存在保守或泛化趋势。
一、 文学坐标和回环救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鲁迅节奏
鲁迅，1881年生，1898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入江南矿路学堂，开始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i的人生路程，这恰恰是近代中国被列强欺凌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启戊戌变法的历史帷幕、选择“变”的一大时间节点，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新开端的时间点。其后，鲁迅赴日本留学（1902—1909），注意到国人精神麻木状况，果断弃医从文，其间他介绍欧洲新文艺思潮，致力于翻译域外小说，许寿裳誉其为“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个人”！ 0。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在伊始之际，便被打上了浓厚的鲁迅印记和文化借鉴标识。回国后辗转杭州绍兴教书（1909—1911），后经许寿裳介绍，受蔡元培青睐，鲁迅赴北平工作（1912—1926）。钱理群先生将1908年至1918年称为鲁迅的十年沉默期，他在思考国民性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时，产生了“历史中间物”的新的自我定位，鲁迅的思想积淀期也正是国内思想和政治革命力量快速发展和重新组合的时期。
鲁迅之与北京文学界，恰如新鲜血液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1918年，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开端即巅峰的小说印记。此后，鲁迅作文自命为“听将令”，为《新青年》的旗手们摇旗呐喊，为新文学的发展鞠躬尽瘁。在北京大学等学校教书时，鲁迅根据自己整理的中国小说史传授知识，学生慕名而来；在北师大女子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鲁迅更是以人道的立场坚决维护学生的诉求。可以说，鲁迅的文学功绩擢升了“五四”文学的高度，其精神操守和“幼者本位”思想积淀了“五四”文学的人文情怀。
自近代至“五四”时期，鲁迅的求学道路和文学生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脉相伴相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巅峰之一的“五四”文学，鲁迅堪称是主心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第一次拯救了中国文学。鲁迅在政治变革的混乱时代中保持独立清醒的思考，他也始终立于反抗权威的立场上，为各种受压抑的思想争取着表达的空间！ 1，作为研究主体的鲁迅并不是政治的附庸，他所拥有的独立精神和怀疑特性使他成为文学最纯粹的符号。因此鲁迅研究可看作是对思考人生的文学的解读，符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性指向。
自“五四”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衰落同气连枝，王富仁先生更是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鲁迅研究的价值——鲁迅第二次拯救了中国文化。由此看来，鲁迅及其精神的后世影响与“五四”文化的错综繁荣同出一脉，鲁迅地位和被解读的空间是随着20世纪政治话语的收缩程度而不断变化，以鲁迅及鲁迅研究来观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既可以基于鲁迅这个“五四”文化坐标，寻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源头，理解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五四精神”和现代文人种种文化坚守的“五四气象”，又避免了学界担心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去政治化”现象的存在——鲁迅在20世纪已经数次被规划为政治旗帜出现。因此，以鲁迅研究的兴盛衰弱来诊断20世纪中国文学的脉搏具有合理性和契合性。 对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鲁迅在《拿来主义》（《且介亭杂文》）一文中予以详细的思考和指导，基于近代中国被西洋炮火轰开国门的史实和20世纪初文化对话的现状，鲁迅先生不卑不亢地直面中国固有的“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和“送来主义”，在文化沟通不对等的情况下，鲁迅先生更是直呼“拿来主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 4从他国文化中汲取有营养、有助益的成分，保持清醒地吸收运用，这是鲁迅所希望看到的，同样也是他所身体力行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他国的长处，鲁迅不因中国文学处于弱势民族地位而徘徊，以蹈死不顾的精神闯开文学的壁垒，自身先予以分析和实践，以累累的文学创作成就向铁屋子里面的人展示“拿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鲁迅自己在总结创作经验时也曾说：“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 5他以父亲的使命“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6，不仅在文学创作的教导上如此，育人和立人上亦如此。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提出：“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7鲁迅提倡青年多读外国书，并不是全盘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而是一方面想让当时一头扎进“整理国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青年关注现实，远离腐朽的思想，另一方面想开启民智，从青年身上看到行动的朝气。
世界主义之于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些带有永恒的普遍意义的主题、为文学创作提供超越特定的民族/国别的美学形式，提供广阔视野，使批评家得以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评价特定的文学现象以及作家和作品。！ 8鲁迅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引起过鲁迅研究界的关注。鲁迅作为翻译和引进外国文艺的先驱，从俄罗斯、德国、日本文学中获益良多。鲁迅在借鉴果戈理的艺术手法之余，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的现状，采用日记体和第一人称的手法，创作出《狂人日记》这部振聋发聩之作。与鲁迅创作的世界经验相应的，世界主义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20世纪50年代时，冯雪峰就以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写作了《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1981年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文作为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唯一挑选出的非出席代表的文章，在学术界一鸣惊人。20世纪80代的文化还原期里，国外诸多理论引进中国，产生了从心理学、信息学、叙事学等角度研究鲁迅的热潮。
可以说，鲁迅的自身创作、“拿来主义”的倡导以及鲁迅研究理论的外部引入，在走向上是中国文学世界化的进程，相对应的，也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时质疑者所说的世界主义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是一个单一的平面，他在接受外国文艺理论时，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且不说他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公认受俄罗斯文学影响下创作的《狂人日记》中，也存在《儒林外史》等传统讽刺艺术的影响。鲁迅在倡导青年学生少读中国书时，并不是要他们全都不读，鲁迅也以戒酒来阐释自己的指引倾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鲁迅作为兼具中国文学和西方艺术的伟大文学符号，在当下文艺相互贯通的时代，中国学者可以研究中国文学中包含的世界性，他国学者也可以研究世界文化中蕴含的中国性，所以鲁迅文化不仅是外国文艺在中國有所影响的标志，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深厚载体。以此类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世纪的眼光存在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那世界文学也可以通过新提出的文学史概念认识中国文化从封建体制走向现代文明的开天辟地的发展经过。
四、 结语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距今已有二十余年，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自由、学科开放的时代氛围中，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先生提出了这个石破天惊的文学史构想，随后涌起的学界讨论更是此起彼伏，赞同与质疑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检阅并丰富了此概念的内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个包罗近、现、当代时期一切文化现象和文学存在的概念，提出者的宏大文学视野和解读者的具体指认分析的环节存在空间不对等。在此情况下，鲁迅研究既存在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类似的一面——内在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又具备具体探讨和逻辑思考优势，以此来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内部秩序是更加具体明晰的。
疾风骤雨下的20世纪80年代，三位学者提出如此宏大的文学命题，难免出现疏漏之处。钱理群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时，表示这个概念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当然还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正常的”！ 9，但在90年代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思想的复杂程度超乎意料，这令提出者也陷入沉思。陈平原先生在后来的访谈中也提到，“在80年代，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现在不一样，应该认真反省当初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毛病 ”@ 0。
值得强调的是，三位先生提出该文学史的立足点在于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提出的构想框架是三位学者站在80年代这一特定时间背景下更为具体的阐释和尝试性的总结，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文学新质势必产生，复杂多变的90年代更是孕育文学的特殊时期。因此，研究者不应拘泥于八十年代的拟行方案而逐字考量，结合具体的时期背景，从最初文学整体的构想精神上来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就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了。
a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b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c 崔宗超：《作为一种话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dh t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1页，第131页，第132页。
关键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文学史观 鲁迅研究 内部建构
前言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在《文学评论》第五期上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其后，《读书》杂志连载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酝酿、阐发过程，一个新的文学史观念由此产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位学者提出要“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a。该文学史论述所颠覆的是以往文学史追随政治史——以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共产党建立政权到当下——的文学切割模式，建构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以近代为开端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模式。
基于新文学史命题的提出和基本构想的具体论述，学界在为之振奋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质疑声音，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质疑该文学史论述的时间划分，并认为该命题内部存在新的隔膜。王富仁先生就曾对此表示过疑义，他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将新文化与新文学起点前移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与“五四”文學革命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因而也模糊了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本质差别。b以戊戌变法为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地位凸显程度由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变为20世纪中国文学里的一座高峰。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打通体系里，“五四”和“新时期”作为两座高峰，将“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的地位挤压，在文化内部形成了新的隔膜。c二是质疑该命题回避或虚化政治背景。日本学者丸山升质疑提出者为何回避社会主义 ，d王瑶先生认为此命题忽视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等政治形势的影响。e三是质疑该命题存在的保守或泛化倾向。谭桂林指出“对百年文学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横向关联注意不够”、逐渐向保守方向发展，f刘俊归纳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由于历史局限所包含的三个“中心主义”—— “大陆文学中心主义”“精英（雅）文学中心主义”和“新文学中心主义”g，王瑶先生提出此观念有“世界主义”倾向 。h
本文将鲁迅的前期求学和文学贡献、鲁迅研究（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发展趋势和起伏状态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始与延伸进行比对，在确认该参照样本——鲁迅及鲁迅研究——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以“政治-文学”背景下迂回曲折的鲁迅研究为参照，探析该命题是否存在政治性缺漏以及文学是否构成自足本体，再以鲁迅及其研究史所涵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为视点，重审该命题中是否存在保守或泛化趋势。
一、 文学坐标和回环救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鲁迅节奏
鲁迅，1881年生，1898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入江南矿路学堂，开始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i的人生路程，这恰恰是近代中国被列强欺凌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启戊戌变法的历史帷幕、选择“变”的一大时间节点，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新开端的时间点。其后，鲁迅赴日本留学（1902—1909），注意到国人精神麻木状况，果断弃医从文，其间他介绍欧洲新文艺思潮，致力于翻译域外小说，许寿裳誉其为“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个人”！ 0。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在伊始之际，便被打上了浓厚的鲁迅印记和文化借鉴标识。回国后辗转杭州绍兴教书（1909—1911），后经许寿裳介绍，受蔡元培青睐，鲁迅赴北平工作（1912—1926）。钱理群先生将1908年至1918年称为鲁迅的十年沉默期，他在思考国民性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时，产生了“历史中间物”的新的自我定位，鲁迅的思想积淀期也正是国内思想和政治革命力量快速发展和重新组合的时期。
鲁迅之与北京文学界，恰如新鲜血液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1918年，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开端即巅峰的小说印记。此后，鲁迅作文自命为“听将令”，为《新青年》的旗手们摇旗呐喊，为新文学的发展鞠躬尽瘁。在北京大学等学校教书时，鲁迅根据自己整理的中国小说史传授知识，学生慕名而来；在北师大女子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鲁迅更是以人道的立场坚决维护学生的诉求。可以说，鲁迅的文学功绩擢升了“五四”文学的高度，其精神操守和“幼者本位”思想积淀了“五四”文学的人文情怀。
自近代至“五四”时期，鲁迅的求学道路和文学生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脉相伴相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巅峰之一的“五四”文学，鲁迅堪称是主心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第一次拯救了中国文学。鲁迅在政治变革的混乱时代中保持独立清醒的思考，他也始终立于反抗权威的立场上，为各种受压抑的思想争取着表达的空间！ 1，作为研究主体的鲁迅并不是政治的附庸，他所拥有的独立精神和怀疑特性使他成为文学最纯粹的符号。因此鲁迅研究可看作是对思考人生的文学的解读，符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性指向。
自“五四”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衰落同气连枝，王富仁先生更是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鲁迅研究的价值——鲁迅第二次拯救了中国文化。由此看来，鲁迅及其精神的后世影响与“五四”文化的错综繁荣同出一脉，鲁迅地位和被解读的空间是随着20世纪政治话语的收缩程度而不断变化，以鲁迅及鲁迅研究来观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既可以基于鲁迅这个“五四”文化坐标，寻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源头，理解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五四精神”和现代文人种种文化坚守的“五四气象”，又避免了学界担心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去政治化”现象的存在——鲁迅在20世纪已经数次被规划为政治旗帜出现。因此，以鲁迅研究的兴盛衰弱来诊断20世纪中国文学的脉搏具有合理性和契合性。 对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鲁迅在《拿来主义》（《且介亭杂文》）一文中予以详细的思考和指导，基于近代中国被西洋炮火轰开国门的史实和20世纪初文化对话的现状，鲁迅先生不卑不亢地直面中国固有的“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和“送来主义”，在文化沟通不对等的情况下，鲁迅先生更是直呼“拿来主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 4从他国文化中汲取有营养、有助益的成分，保持清醒地吸收运用，这是鲁迅所希望看到的，同样也是他所身体力行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他国的长处，鲁迅不因中国文学处于弱势民族地位而徘徊，以蹈死不顾的精神闯开文学的壁垒，自身先予以分析和实践，以累累的文学创作成就向铁屋子里面的人展示“拿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鲁迅自己在总结创作经验时也曾说：“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 5他以父亲的使命“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6，不仅在文学创作的教导上如此，育人和立人上亦如此。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提出：“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7鲁迅提倡青年多读外国书，并不是全盘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而是一方面想让当时一头扎进“整理国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青年关注现实，远离腐朽的思想，另一方面想开启民智，从青年身上看到行动的朝气。
世界主义之于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些带有永恒的普遍意义的主题、为文学创作提供超越特定的民族/国别的美学形式，提供广阔视野，使批评家得以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评价特定的文学现象以及作家和作品。！ 8鲁迅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引起过鲁迅研究界的关注。鲁迅作为翻译和引进外国文艺的先驱，从俄罗斯、德国、日本文学中获益良多。鲁迅在借鉴果戈理的艺术手法之余，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的现状，采用日记体和第一人称的手法，创作出《狂人日记》这部振聋发聩之作。与鲁迅创作的世界经验相应的，世界主义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20世纪50年代时，冯雪峰就以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写作了《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1981年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文作为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唯一挑选出的非出席代表的文章，在学术界一鸣惊人。20世纪80代的文化还原期里，国外诸多理论引进中国，产生了从心理学、信息学、叙事学等角度研究鲁迅的热潮。
可以说，鲁迅的自身创作、“拿来主义”的倡导以及鲁迅研究理论的外部引入，在走向上是中国文学世界化的进程，相对应的，也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时质疑者所说的世界主义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是一个单一的平面，他在接受外国文艺理论时，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且不说他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公认受俄罗斯文学影响下创作的《狂人日记》中，也存在《儒林外史》等传统讽刺艺术的影响。鲁迅在倡导青年学生少读中国书时，并不是要他们全都不读，鲁迅也以戒酒来阐释自己的指引倾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鲁迅作为兼具中国文学和西方艺术的伟大文学符号，在当下文艺相互贯通的时代，中国学者可以研究中国文学中包含的世界性，他国学者也可以研究世界文化中蕴含的中国性，所以鲁迅文化不仅是外国文艺在中國有所影响的标志，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深厚载体。以此类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世纪的眼光存在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那世界文学也可以通过新提出的文学史概念认识中国文化从封建体制走向现代文明的开天辟地的发展经过。
四、 结语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距今已有二十余年，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自由、学科开放的时代氛围中，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先生提出了这个石破天惊的文学史构想，随后涌起的学界讨论更是此起彼伏，赞同与质疑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检阅并丰富了此概念的内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个包罗近、现、当代时期一切文化现象和文学存在的概念，提出者的宏大文学视野和解读者的具体指认分析的环节存在空间不对等。在此情况下，鲁迅研究既存在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类似的一面——内在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又具备具体探讨和逻辑思考优势，以此来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内部秩序是更加具体明晰的。
疾风骤雨下的20世纪80年代，三位学者提出如此宏大的文学命题，难免出现疏漏之处。钱理群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时，表示这个概念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当然还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正常的”！ 9，但在90年代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思想的复杂程度超乎意料，这令提出者也陷入沉思。陈平原先生在后来的访谈中也提到，“在80年代，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现在不一样，应该认真反省当初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毛病 ”@ 0。
值得强调的是，三位先生提出该文学史的立足点在于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提出的构想框架是三位学者站在80年代这一特定时间背景下更为具体的阐释和尝试性的总结，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文学新质势必产生，复杂多变的90年代更是孕育文学的特殊时期。因此，研究者不应拘泥于八十年代的拟行方案而逐字考量，结合具体的时期背景，从最初文学整体的构想精神上来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就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了。
a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b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c 崔宗超：《作为一种话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dh t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1页，第131页，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