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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大批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革”错误的力量，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革”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对老干部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林彪事件后，尽管当时党内文件仍把林彪集团的覆灭当成是“文革”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但毛泽东心里还是有数的。1971年11月20日，得知曾担任林彪警卫工作的部队觉得脸上无光时，他说：“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的‘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所谓这些‘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文革”前期一些做法的不满，并开始转向较为务实的方面，在他认为必要的范围内着手纠正某些错误，调整某些政策。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这就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
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解放军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革”方面的工作，由江青集团把持。这个互相制衡的人事安排，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覆灭后反思的结果。一方面，为了保证党、政、军工作得以继续运行，他必须任用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文革”理论和实践得以继续坚持，他又必须任用一批“文革”势力。为此，毛泽东开始着手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负责人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为“二月逆流”的错误平了反。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陈毅去世。8日，毛泽东在审阅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划掉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
1月11日，《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l版刊登通栏标题：“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这一消息给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带来解脱的希望。他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反映所受的不公正对待。据粗略统计，仅在1972年一年间，毛泽东批阅的这类来信就不下30件。对一般高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他明确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处理；而对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他则直接批交周恩来亲自处理。1972年12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家属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1968年2月以来一直被拘留审查，因监狱生活条件恶劣，身体已经很差。信里请求改变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12月18日，毛泽东批示：“这些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毛泽东这一时期解放老干部的批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邓小平的批语。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同时提出愿意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他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與刘少奇加以区别”。
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区别对待刘少奇、邓小平呢？据《王力反思录》披露，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谈话时，对邓小平作了“高度的评价”。王力写道：“他（毛泽东）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都离不开周恩来。”
周恩来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继陈毅之后，1972年3月，徐冰（统战部部长）去世。4月，陈正人（一机部部长）、曾山（内务部部长）相继去世，这极大地触动了周恩来。周恩来十分悲痛地说：“耽误了！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不顾“四人帮”的阻挠，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不少老干部后来说，正是由于这次机会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批准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针对当时落实干部政策中出现的问题，阐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政策。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1972年“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强调，“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对于有些地区和部门不敢使用老干部，周恩来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治性错误”。
为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对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做一次彻底清查。此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仅中央交办、北京市负责审理的100多人中，就有一半以上获得解放。
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解放干部问题时强调：“‘文革’期间，在抓叛徒问题上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许多冤案。要有个原则的政策界限，有利于解放干部，落实政策。”他要当时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起草《关于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决定》，主张“先放人，后结论”，“有口供，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中央、毛主席作了决定的结论暂不动，放出来再复议”。 此外，周恩来还利用各种纪念活动等，通过报纸发表名单的办法解放干部。他提出名单建议一些老干部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不少干部就这样得到了解放。当时，报纸上常常出现参加某一活动人员的长长的名单，有时几乎长达半版甚至一版。力平在《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中提到：1972年廖承志得到“解放”，但是还没有职务。在一些活动中，报纸上有名字，但未加职务，周恩来在看稿时加上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这样，就恢复了廖承志的职务。
“文革”期间到底有多少干部被正式立案审查？全国数据难以掌握。截至1972年8月，受审查未解放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有230人，党中央直属单位副部长级干部有61人。据川、鄂、陕、吉四省统计，被立案审查的属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共5557人。不难看出，“文革”后期解放干部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根据中央指示，解放干部的工作由党、政、军三个系统分工进行，中组部负责党的系统，国务院业务组负责政府的系统，总政治部负责军队的系统。
与江青集团的斗争
“文革”后期，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中央没有正式发布有关文件。主要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有关讲话、批示和中央的指示精神。1972年8月，中央指示，审查干部要根据毛泽东提倡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有逼供信的要重新审查的精神办理，做到实事求是。特别是1973年1月毛泽东讲的“各得其所。以礼相待。刀下留情”三句话，成为解放老干部的指导思想。
之后中央陆续提出：犯“走资派”错误属于好人犯错误；解放使用老干部按“先易后难”的方案，成熟一批解决一批。成熟一个解决一个；解放使用老干部按“结束审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四条原则办。
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几天讨论了党、政、军三家上报的300多人的名单。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据《叶剑英年谱》记载，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并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抒发自己当时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驼赴前敌。”这表明成批地解放干部阻力太大，进展艰难。8月2日，党、政、军三家负责人开会，对名单作了修改后正式上报中央。
周恩来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不少被解放老干部在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作为“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更是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被选举为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样一来，更多的人看到了自己获得解放的希望，开始不断地向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信，形成了继林彪事件之后又一轮较为集中的申诉。从中央的有关批示来看，这一时期解放干部的层面更加广泛。比如，批示应予解放与平反者除一般高级干部外，还包括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姚雪垠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涉及林彪一案的普通工作人员。突出的是毛泽东对“周扬案”提出了“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的处理意见。周扬在“文革”初期被错误地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因此而受到牵连。自毛泽东作出上述批示后，“周扬案”专案组不出半月就递交了处理情况报告。该报告中提到：此案被关押、监护的人员均已释放，其中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萧望东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等20人被“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
1974年年底，周恩来去长沙见过毛泽东后，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准备很快解放“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让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周恩来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恩来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专案办公室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他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待毛主席批。此后，毛泽东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恩来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
专案组的领导人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最大的障碍是江青集团的干扰。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撰写的《吴德回忆录》披露：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江青听后变了脸，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江青这么一闹，邓小平没法谈下去了。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都很着急，向周恩来请示办法。周恩来提出，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做。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了。
之后不久，江青集团又出来刁难，张春桥振振有词地提出要专案组搞出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专案组将文件提交政治局讨论时，仍因江青集团的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专案组只得又请示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周恩来说，以毛主席批的29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江青集团）就不好说什么了。文件送出，专案组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他们批不了，要请毛泽东批。汪东兴向毛泽东反映说：解放这批干部，纪、华、吴几位政治局同志批准不行。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那你批吧！汪东兴说他批也不行，谁批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批。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打电话给纪登奎、华国锋和吴德，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名单搞好后，周恩来要专案组先送一份给毛泽东，然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周恩来的这个办法，绕过了江青集团。3月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4月上旬，中央专案工作会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在北京市京西宾馆召开，中组部和专案组“一办”、“三办”、国务院政工组、总政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会议确定，于5月开始放人，明确在释放专案审查对象时，要做到不声不响、默默无闻。不要在党内外和社会上引起震动。有关省确定的安置地点，经专案组派人实地考察认可后，由专案组派人护送到安置地点，身体不好的由家属或原所在单位派人陪同。对此，时任中组部干部审查局副局长、亲历者高奇后来做了回忆：关于释放杨尚昆、薄一波，毛泽东明确指示，杨安置到山西，薄安排到河南，安置在中等城市靠医院条件较好的地方；在中央未作结论前暂送一般文件和报刊看；不限制本人活动，家属可去看望；安置后由省委负责管理。彭真安置到陕西商县干休所，李运昌安置到山西长治，刘澜波安置到山西忻县地区天桥水电站任顾问，王从吾安置到湖北孝感，等等。此项工作至1975年7月基本结束，共放出干部350多人，其中属专案组“一办”审查的有69人，专案组“三办”审查的有100余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700多人。
《李先念传》（1949—1992）中提到：到1974年底，国务院系统除少数部级干部的问题尚未解决外，其余均得到了解决。许多省市也专门召开会议，结合本地实际落实干部政策。
尽管如此，因受到江青集团的严重干扰，仍有相当多的干部未能得到解放，冤假错案没有平反，直至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得彻底解决。
（摘自《作家文摘》2012.12.28）B⑦
毛泽东对老干部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林彪事件后，尽管当时党内文件仍把林彪集团的覆灭当成是“文革”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但毛泽东心里还是有数的。1971年11月20日，得知曾担任林彪警卫工作的部队觉得脸上无光时，他说：“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的‘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所谓这些‘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文革”前期一些做法的不满，并开始转向较为务实的方面，在他认为必要的范围内着手纠正某些错误，调整某些政策。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这就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
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解放军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革”方面的工作，由江青集团把持。这个互相制衡的人事安排，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覆灭后反思的结果。一方面，为了保证党、政、军工作得以继续运行，他必须任用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文革”理论和实践得以继续坚持，他又必须任用一批“文革”势力。为此，毛泽东开始着手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负责人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为“二月逆流”的错误平了反。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陈毅去世。8日，毛泽东在审阅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划掉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
1月11日，《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l版刊登通栏标题：“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这一消息给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带来解脱的希望。他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反映所受的不公正对待。据粗略统计，仅在1972年一年间，毛泽东批阅的这类来信就不下30件。对一般高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他明确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处理；而对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他则直接批交周恩来亲自处理。1972年12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家属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1968年2月以来一直被拘留审查，因监狱生活条件恶劣，身体已经很差。信里请求改变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12月18日，毛泽东批示：“这些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毛泽东这一时期解放老干部的批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邓小平的批语。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同时提出愿意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他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與刘少奇加以区别”。
毛泽东为什么主张区别对待刘少奇、邓小平呢？据《王力反思录》披露，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谈话时，对邓小平作了“高度的评价”。王力写道：“他（毛泽东）说，他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都离不开周恩来。”
周恩来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继陈毅之后，1972年3月，徐冰（统战部部长）去世。4月，陈正人（一机部部长）、曾山（内务部部长）相继去世，这极大地触动了周恩来。周恩来十分悲痛地说：“耽误了！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不顾“四人帮”的阻挠，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不少老干部后来说，正是由于这次机会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批准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针对当时落实干部政策中出现的问题，阐明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政策。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1972年“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强调，“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对于有些地区和部门不敢使用老干部，周恩来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治性错误”。
为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对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做一次彻底清查。此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仅中央交办、北京市负责审理的100多人中，就有一半以上获得解放。
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解放干部问题时强调：“‘文革’期间，在抓叛徒问题上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许多冤案。要有个原则的政策界限，有利于解放干部，落实政策。”他要当时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起草《关于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决定》，主张“先放人，后结论”，“有口供，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中央、毛主席作了决定的结论暂不动，放出来再复议”。 此外，周恩来还利用各种纪念活动等，通过报纸发表名单的办法解放干部。他提出名单建议一些老干部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不少干部就这样得到了解放。当时，报纸上常常出现参加某一活动人员的长长的名单，有时几乎长达半版甚至一版。力平在《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中提到：1972年廖承志得到“解放”，但是还没有职务。在一些活动中，报纸上有名字，但未加职务，周恩来在看稿时加上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这样，就恢复了廖承志的职务。
“文革”期间到底有多少干部被正式立案审查？全国数据难以掌握。截至1972年8月，受审查未解放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有230人，党中央直属单位副部长级干部有61人。据川、鄂、陕、吉四省统计，被立案审查的属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共5557人。不难看出，“文革”后期解放干部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根据中央指示，解放干部的工作由党、政、军三个系统分工进行，中组部负责党的系统，国务院业务组负责政府的系统，总政治部负责军队的系统。
与江青集团的斗争
“文革”后期，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中央没有正式发布有关文件。主要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有关讲话、批示和中央的指示精神。1972年8月，中央指示，审查干部要根据毛泽东提倡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有逼供信的要重新审查的精神办理，做到实事求是。特别是1973年1月毛泽东讲的“各得其所。以礼相待。刀下留情”三句话，成为解放老干部的指导思想。
之后中央陆续提出：犯“走资派”错误属于好人犯错误；解放使用老干部按“先易后难”的方案，成熟一批解决一批。成熟一个解决一个；解放使用老干部按“结束审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四条原则办。
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几天讨论了党、政、军三家上报的300多人的名单。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据《叶剑英年谱》记载，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并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抒发自己当时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驼赴前敌。”这表明成批地解放干部阻力太大，进展艰难。8月2日，党、政、军三家负责人开会，对名单作了修改后正式上报中央。
周恩来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不少被解放老干部在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作为“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更是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被选举为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样一来，更多的人看到了自己获得解放的希望，开始不断地向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信，形成了继林彪事件之后又一轮较为集中的申诉。从中央的有关批示来看，这一时期解放干部的层面更加广泛。比如，批示应予解放与平反者除一般高级干部外，还包括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姚雪垠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涉及林彪一案的普通工作人员。突出的是毛泽东对“周扬案”提出了“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的处理意见。周扬在“文革”初期被错误地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因此而受到牵连。自毛泽东作出上述批示后，“周扬案”专案组不出半月就递交了处理情况报告。该报告中提到：此案被关押、监护的人员均已释放，其中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萧望东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等20人被“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
1974年年底，周恩来去长沙见过毛泽东后，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准备很快解放“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让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周恩来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恩来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专案办公室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他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待毛主席批。此后，毛泽东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恩来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
专案组的领导人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最大的障碍是江青集团的干扰。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撰写的《吴德回忆录》披露：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江青听后变了脸，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江青这么一闹，邓小平没法谈下去了。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都很着急，向周恩来请示办法。周恩来提出，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做。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了。
之后不久，江青集团又出来刁难，张春桥振振有词地提出要专案组搞出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专案组将文件提交政治局讨论时，仍因江青集团的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专案组只得又请示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周恩来说，以毛主席批的29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江青集团）就不好说什么了。文件送出，专案组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他们批不了，要请毛泽东批。汪东兴向毛泽东反映说：解放这批干部，纪、华、吴几位政治局同志批准不行。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那你批吧！汪东兴说他批也不行，谁批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批。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打电话给纪登奎、华国锋和吴德，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名单搞好后，周恩来要专案组先送一份给毛泽东，然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周恩来的这个办法，绕过了江青集团。3月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4月上旬，中央专案工作会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在北京市京西宾馆召开，中组部和专案组“一办”、“三办”、国务院政工组、总政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会议确定，于5月开始放人，明确在释放专案审查对象时，要做到不声不响、默默无闻。不要在党内外和社会上引起震动。有关省确定的安置地点，经专案组派人实地考察认可后，由专案组派人护送到安置地点，身体不好的由家属或原所在单位派人陪同。对此，时任中组部干部审查局副局长、亲历者高奇后来做了回忆：关于释放杨尚昆、薄一波，毛泽东明确指示，杨安置到山西，薄安排到河南，安置在中等城市靠医院条件较好的地方；在中央未作结论前暂送一般文件和报刊看；不限制本人活动，家属可去看望；安置后由省委负责管理。彭真安置到陕西商县干休所，李运昌安置到山西长治，刘澜波安置到山西忻县地区天桥水电站任顾问，王从吾安置到湖北孝感，等等。此项工作至1975年7月基本结束，共放出干部350多人，其中属专案组“一办”审查的有69人，专案组“三办”审查的有100余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700多人。
《李先念传》（1949—1992）中提到：到1974年底，国务院系统除少数部级干部的问题尚未解决外，其余均得到了解决。许多省市也专门召开会议，结合本地实际落实干部政策。
尽管如此，因受到江青集团的严重干扰，仍有相当多的干部未能得到解放，冤假错案没有平反，直至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得彻底解决。
（摘自《作家文摘》2012.12.28）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