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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农民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部分，应充分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但是当前，我国不仅面临着农民工老龄化问题，更面临着超龄农民工“老无所依”的问题，生存难、就业难、权益保障难的“三难”困境是导致他们“老无所依”的关键问题，从短期看，这些问题对养老、就业、工伤等制度提出新课题，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从长期看，既影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也会对推进共同富裕形成阻碍。为此，应统筹谋划，既要立足当前，抓住超龄农民工“三难”困境的症结，又要放眼长远，阻断未来老龄农民工可能面临的困境，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
一、超龄农民工面临“生存难”
当前，我国有近3亿农民工群体，其中50岁以上占比为26.4%，较2019年提高1.8个百分点，总规模超过7500万人。但这些第一批大规模进城的5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大多已到退休年龄而不能颐养天年，养老又养小、生存压力大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首要生存难题。
一是超龄农民工社保参与率低。截至到2020年6月底，全国只有6375万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占全体农民工的比重仅为22%，这其中，高龄、超龄农民工社保参与率更低。一方面，用工方为规避用工成本以及最大限度追逐利润和效益，很多企业选择不为农民工投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尤其是一些县乡为了招商引资，对这些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资本入驻。调研中了解到，一些乡镇的企业为了逃避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与当地政府“合作”，对有意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但并非在职的当地居民“出售”职工养老保险名额。另外，建筑行业、低端服务业由于流动性较大，用工成本占其企业运营成本较高，为员工缴纳社保的比例更低，一些建筑劳务公司仅为员工购买工地意外险，没有其他任何保险。另一方面，高龄、超龄农民工缺乏缴纳养老保险的意识，养老保险跨省转移接续成本高进一步降低缴纳养老保险意愿。一些农民工认为缴纳的养老保险，若干年后才能领取到养老金，当下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如直接发放工资更为实惠。在大城市缴纳的养老保险水平较高，但是回家后只能领取到当地相对较低水平的养老金，更不划算。调研中，在天津工作十年之久的老张反映，一直按照天津较高的水平缴纳养老保险，因为户口在老家，如果政策不变，再过几年退休后回到老家东北，只能按照老家的水平领取养老金，实在是不划算，不如当初直接领工资了。老张表示，身边有一些工友面临同样的问题。
二是超龄农民工养老保障水平低。“留不下的城市，难以回去的农村”成为大部分超龄农民工面临的养老困境。一方面，超龄农民工属于较早出去打工的一批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均相对较低，难以在城市养老。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想着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对自己的人生没有长远的规划，因而在年老后，大部分人在城市难以立足。城市的房价、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超工资上涨速度，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养老保障，使得这部分群体面临在城市难养老的困境。调研中，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陈阿姨表示“女儿从上学到工作一直在北京，自己也一直跟着在北京打工，先后做过服务员、小时工等工作，没有一技之长，工作不稳定也没有社保，收入比老家高，但是生活成本也很高，现在就等女儿孩子大点自己回老家养老”;另一方面，年老时选择回乡养老的农民工又面临农村养老机构和质量低、养老金水平低的难题。当前，我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23.8%，较城市高近8个百分点，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养老面临的经济保障、健康护理和精神关爱问题远较城市严峻。农村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市场化进程难度大，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养老功能更加弱化。调研中，处于苏北的某农村，长期在村中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40%，年过花甲的王大爷表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外打工，几年前因为岁数大加上长年累月搬砖导致身体不好，只能回家养老，每个月领取190块钱的养老金，压力很大。
三是农民工的代际传递加大超龄农民工生活压力。社会阶层流动的固化越来越明显，这种现象在农民工中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子女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概率越来越大，这些人的子女在成家立业之后，很大概率会像父辈一样将子女留在老家，外出打工，进一步加重了高龄、超龄农民工的生活压力。调研中，已经年过65的秦大爷表示“年轻时自己和老伴儿外出打工，现在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城里打工，养大儿子养孙子，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二、超齡农民工面临“就业难”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不少农民工不得不超龄服役。然而，由于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程度日渐提升，所需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叠加超龄农民工自身技能水平较低，不能较好匹配产业发展和升级所需技能，很多超龄农民工面临“就业难”。
一是超龄农民工留城就业难。由于超龄农民工普遍没有技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下降，城市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和自己能够选择的职业范围也越来也小。一方面，以前吸纳这部分群体就业的建筑业等，对超龄农民工需求在减少。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和占比不断减少，到2020年分别为5226.5万人和18.3%，较峰值减少882.6万人和4个百分点。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叠加行业用工不断规范，对超龄农民工的需求在不断减少。调研中，从事建筑行业十余年的毛先生表示，建造一幢20层的住宅楼，所需的用工数较十年前减少三分之一。建筑行业用工也在不断规范，多地发布管理用工的通知，如，今年6月，荆州市出台通知规定，对项目施工单位招录60岁以上男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的，责令停工整改。另一方面，超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新兴产业。城市新兴产业不断兴起，外卖、快递、专车等，能够吸纳大量的农民工就业，但是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对这些新软件接纳能力相对较差的超龄农民工难以融入这些行业中。调研中，年近60的刘大叔表示，虽然知道送外卖、送快递、开专车挣钱，但是自己一不会软件，二不会开车，只能干老本行瓦工。
一、超龄农民工面临“生存难”
当前，我国有近3亿农民工群体，其中50岁以上占比为26.4%，较2019年提高1.8个百分点，总规模超过7500万人。但这些第一批大规模进城的5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大多已到退休年龄而不能颐养天年，养老又养小、生存压力大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首要生存难题。
一是超龄农民工社保参与率低。截至到2020年6月底，全国只有6375万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占全体农民工的比重仅为22%，这其中，高龄、超龄农民工社保参与率更低。一方面，用工方为规避用工成本以及最大限度追逐利润和效益，很多企业选择不为农民工投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尤其是一些县乡为了招商引资，对这些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资本入驻。调研中了解到，一些乡镇的企业为了逃避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与当地政府“合作”，对有意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但并非在职的当地居民“出售”职工养老保险名额。另外，建筑行业、低端服务业由于流动性较大，用工成本占其企业运营成本较高，为员工缴纳社保的比例更低，一些建筑劳务公司仅为员工购买工地意外险，没有其他任何保险。另一方面，高龄、超龄农民工缺乏缴纳养老保险的意识，养老保险跨省转移接续成本高进一步降低缴纳养老保险意愿。一些农民工认为缴纳的养老保险，若干年后才能领取到养老金，当下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如直接发放工资更为实惠。在大城市缴纳的养老保险水平较高，但是回家后只能领取到当地相对较低水平的养老金，更不划算。调研中，在天津工作十年之久的老张反映，一直按照天津较高的水平缴纳养老保险，因为户口在老家，如果政策不变，再过几年退休后回到老家东北，只能按照老家的水平领取养老金，实在是不划算，不如当初直接领工资了。老张表示，身边有一些工友面临同样的问题。
二是超龄农民工养老保障水平低。“留不下的城市，难以回去的农村”成为大部分超龄农民工面临的养老困境。一方面，超龄农民工属于较早出去打工的一批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均相对较低，难以在城市养老。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想着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对自己的人生没有长远的规划，因而在年老后，大部分人在城市难以立足。城市的房价、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超工资上涨速度，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养老保障，使得这部分群体面临在城市难养老的困境。调研中，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陈阿姨表示“女儿从上学到工作一直在北京，自己也一直跟着在北京打工，先后做过服务员、小时工等工作，没有一技之长，工作不稳定也没有社保，收入比老家高，但是生活成本也很高，现在就等女儿孩子大点自己回老家养老”;另一方面，年老时选择回乡养老的农民工又面临农村养老机构和质量低、养老金水平低的难题。当前，我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23.8%，较城市高近8个百分点，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养老面临的经济保障、健康护理和精神关爱问题远较城市严峻。农村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市场化进程难度大，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养老功能更加弱化。调研中，处于苏北的某农村，长期在村中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40%，年过花甲的王大爷表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外打工，几年前因为岁数大加上长年累月搬砖导致身体不好，只能回家养老，每个月领取190块钱的养老金，压力很大。
三是农民工的代际传递加大超龄农民工生活压力。社会阶层流动的固化越来越明显，这种现象在农民工中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子女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概率越来越大，这些人的子女在成家立业之后，很大概率会像父辈一样将子女留在老家，外出打工，进一步加重了高龄、超龄农民工的生活压力。调研中，已经年过65的秦大爷表示“年轻时自己和老伴儿外出打工，现在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城里打工，养大儿子养孙子，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二、超齡农民工面临“就业难”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不少农民工不得不超龄服役。然而，由于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程度日渐提升，所需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叠加超龄农民工自身技能水平较低，不能较好匹配产业发展和升级所需技能，很多超龄农民工面临“就业难”。
一是超龄农民工留城就业难。由于超龄农民工普遍没有技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下降，城市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和自己能够选择的职业范围也越来也小。一方面，以前吸纳这部分群体就业的建筑业等，对超龄农民工需求在减少。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和占比不断减少，到2020年分别为5226.5万人和18.3%，较峰值减少882.6万人和4个百分点。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叠加行业用工不断规范，对超龄农民工的需求在不断减少。调研中，从事建筑行业十余年的毛先生表示，建造一幢20层的住宅楼，所需的用工数较十年前减少三分之一。建筑行业用工也在不断规范，多地发布管理用工的通知，如，今年6月，荆州市出台通知规定，对项目施工单位招录60岁以上男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的，责令停工整改。另一方面，超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新兴产业。城市新兴产业不断兴起，外卖、快递、专车等，能够吸纳大量的农民工就业，但是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对这些新软件接纳能力相对较差的超龄农民工难以融入这些行业中。调研中，年近60的刘大叔表示，虽然知道送外卖、送快递、开专车挣钱，但是自己一不会软件，二不会开车，只能干老本行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