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逍遥游》里，庄子讲到了四种不同的人生境界。
　　“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是第一种，这些人都是有权有势、有德有能的“人上人”，属于社会的精英。他们凭借个人的才能和德行，春风得意，因而自视甚高，自认为很“逍遥”。然而，在庄子看来，这也不过是学鸠、斥鷃之类罢了，他们目光短浅，功利世俗，只看到眼前和表面的自在、风光，属于“小知”。
　　宋荣子属于第二类人，这类人能“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对社会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独到的见解，独立的思想，不追求世俗的名利，“虽然，犹有未树也”，庄子认为他还没有达到“逍遥”。
　　列子属于第三类人，他能“御风而行”，仿佛完全脱离世俗，几近成仙，这确实很了不起了，“逍遥”了，但是庄子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还要有所凭借——风，即“有所待”，因而没能真正达到“逍遥”。
　　第四类人就是“至人”、“神人”、“圣人”，他们能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外无所凭；他们“无己”、“无功”、“无名”，内已“无我”，所以他们真正达到了“逍遥”的境界。
　　以上四种人生，只有第四种人达到了“逍遥”的最高境地，同时它也是一个标准，衡量着一个人是否真正达到“逍遥”的境界。在前三类人中，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没有能达到“逍遥”的境界，比较好理解，而第二类人宋荣子的不“逍遥”该作何认识？
　　要认识这个问题，先要弄清“逍遥”的真正内涵。通观《逍遥游》，我们发现庄子是从内外两方面在阐述这个问题——“内”即精神上的完全超脱、自由，“外”即身体上完全摆脱羁绊和依凭，只有这样，才算达到“逍遥”的境界了。文章也阐述了如何达到“逍遥游”的问题——要“厚积”，要修炼。举列子的例子是从 “外”的角度在谈，举宋荣子的例子是从“内”的角度在谈。当然，“内”和“外”是紧密联系、相伴相生、统一于一体的。
　　再来看看宋荣子是何许人。史料中没有更多的记载，有材料说他与庄子是同时代的人，又叫宋钘，宋国贤士。他曾与尹文合创“宋尹学派”，主张破除成见，认识真理，以及“均平寡欲”，反对诸侯间的战争。庄子在有限文字中给予了他较高的评价：“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定乎内外之分”，是说他在“物”与“我”之间有着准确的定位，分清了“物”与“我”的界限，自己的内在需求和价值不被外物左右；“辩乎荣辱之境”，是说他对于人世间什么叫做真正的荣耀，什么叫做真正的耻辱，能够冷静区分，淡定看待，不因现实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咋一看，他可算是“无功”“无名”的人了，这种境界已远超第一类人，可庄子为什么还说他“犹未有树”呢？
　　尽管宋荣子有着特立独行的修养，其思想不受任何现实与环境等外物影响，但其精神上并没有完全超脱于现实。因为他虽然认清了“自我”与“外物”的分际，却没有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虽然辨明了荣辱的境界，但还没有真正做到荣辱俱无地步。
　　何以见得？首先，看他对第一类人的态度，是“犹然笑之”。犹然，“犹，笑貌。”（陆德明《释文》）宋荣子的“犹然笑”，应该带有轻蔑的含意，是对那些汲汲追求功名之人的嘲笑。在他那轻蔑一笑的背后，似乎隐含着这样的画外音：“这些人太世俗了，太热衷于功名利禄成败了。哪有我淡泊名利而真正洒脱呢？”他对那些人是不屑一顾的。其实，这正恰恰说明宋荣子犹没有真正地超脱这个现实的社会。“名利”二字，虽然他没有孜孜以求，但他心目中依然还有着“名利”的痕迹，心灵没有达到完全的空灵，还没有彻底从自己的心灵中删除这个概念，还是心有挂碍的，所以他并没真正彻底地做到“无名”、“无功”。所以庄子认为他“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不能达到逍遥的境界。
　　由此看来，宋荣子还只是囿于自己一片天地的人，他看透了世事，超越了世俗，但远没物我两忘，离庄子所说的“至人”、“神人”和“圣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庄子自然会说他“犹有未树也”。当然，宋荣子也好，列子也好，真人也好，虚构的也罢，在庄子笔下，他们都只是带有某种寓意的人物，甚至是一种符号，其目的还是为了形象地阐释自己的思想主张。
　　侯新会，樊延青，教师，现居广东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