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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薄熙來主政重慶後，“紅二代”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引人注目地進入到政治生活和政治話語中，十八大後更是具有了影響全域的能力。“紅二代”進入了自己最輝煌的黃金時期，但也可能是紅色後代的最後輝煌。他們的歷史作為和歷史地位取決於他們如何利用目前的這個黃金時期，即，是把父輩的事業當做自己事業的起點，還是當做自己事業的終點。
從“紅二代”的主流看，他們把自己看成是紅色江山的堅決捍衛者，也就是把父輩的事業當成自己事業的終點。他們在不同場合都表明了對過去20多年裡國家政治偏離正統的不滿和恢復紅色江山的決心，但與此同時也給出了自己的歷史定格——“紅二代”將是紅色江山的最後捍衛者。
紅色江山的紅色是一個意識形態概念，它的內涵不僅僅是中共一黨執政，更是指中共歷史上形成的思想資源，包括它早期歷史中的某些傳統、尤其是長征和延安時期的一些傳統，以及這些傳統所包含的理想，也包括毛時代的執政方式和執政觀念。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即官方宣稱的“鄧小平理論”並不能算作是紅色資源，雖然它也已成為黨絕對正統的思想資源。純正的紅色應當源自於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共歷史，打上了黨的第一代領袖毛澤東具有鮮明個性的烙印，他要把一個世俗政權建立在超物質的精神基礎上，把世俗之人改造成為具有革命英雄主義和大公無私精神的新人，與其烏托邦藍圖相伴隨的則是恣意的、現實的和嚴酷的思想改造：打倒牛鬼蛇神，打擊思想犯罪，割資本主義尾巴。
“紅二代”對當前現實政治的不滿是公開的，這種不滿主要來自對普遍貪污腐敗和官二代的不滿。雖然從一般意義上“紅二代”也是“官二代”，但他們顯然要把自己同“官二代”劃清界限，兩者的明顯區別是，“紅二代”是創立紅色江山、在新政權成立初期擔任高級領導職務的一代人的子女，他們認為自己是紅色江山的當然繼承人，而“官二代”的父輩們對建立紅色江山沒有尺寸之功，只不過是一批分食者，他們坐享紅色江山的成果，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子女謀取權力，正是這些人的腐敗糟蹋了黨的事業，敗壞了黨的形象，使紅色江山處於危機之中。在對腐敗和“官二代”現象痛恨這一點上，“紅二代”與社會情緒有相通的地方，但對導致腐敗的原因的理解上，他們則與公眾完全不同，他們絕不認為腐敗是制度造成的，相反他們堅信父輩創立的那個制度是最先進的，是人類社會最理想的制度，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他們對此是充滿自信的（至少在口頭上是如此），只要加強反腐力度，毫不手軟地懲治腐敗，就能使紅色江山穩固如初。他們覺得自己的最大責任，就是傳承並努力去實現父輩的社會主義理想。反腐敗是“紅二代”的共識。他們痛恨腐敗，卻熱愛這個制度，儘管從情感上我們可以理解父輩打下的江山對子女所具有的特殊意義，但我們作為局外人無法理解他們是如何能夠把腐敗與制度進行切割的，好像所有的腐敗不是產生在制度實現之中，而是產生在制度之外的虛空世界。
無論是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中，還是在中國歷史上，“紅二代”都是一個獨特的現象。社會主義蘇聯由於斯大林對黨的高層反復進行清洗，“紅一代”都已七零八落，不要說他們的後代了。至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它們本來就是二戰期間蘇聯紅軍向西推進的產物，且存續時間不長，沒有等到“官二代”出場就已然瓦解。朝鮮則建立了金氏家族的世襲制。中國王朝時代是非常忌諱出現“官二代”的，劉邦在當上皇帝後為了兌現打天下時的承諾分封了一批異姓王，但他們始終都是皇帝的一大心病，直到隨後將其一一剷除。朱元璋對功臣的清洗更是以殘酷無情著稱。王朝用科舉考試制度杜絕了出現“官二代”的可能。對“官二代”的限制有利於政權的穩定，杜絕了官二代實際上就杜絕了皇室之外的家族利益形成和坐大。中國“紅二代”的出現並不是理所當然，它是同下面的事實聯繫起來的，即黨內和國內第一家庭的權力繼承人殞命朝鮮戰場，毛澤東臨終前把最高權力傳給了家族之外的華國鋒。一方面，這一先例的確立使得此後黨內再沒有人能夠把權力直接交給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毛澤東之後的元老們集體掌權形成的利益共享機制為他們的下一代全面進入權力高層鋪平了道路。
據說元老們決定讓自己的孩子掌權是因為他們相信紅色江山只有由自己的子女繼承才不會變色，因為兒子不會反對自己的老子。這種寄託好像是可靠的，有家庭倫理做依靠，有血緣感情做保證。但從權力的穩定性看，集體繼承權力是毫無保障的。在民主制度之外，由一個家族繼承權力的君主制就是最具穩定性的體制，它儘量縮小了最高權力繼承的範圍，不但最有利於集權，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權力繼承的各種不確定的風險因素，保證江山的連續傳遞。最高權力的交接總是最容易發生變故的環節。中國的皇位由嫡系長子繼承的規則就更加具體，確定的目標獨一無二，就是為了排除和減少一切不確定因素，最常見的不穩定因素便是兄弟鬩牆。集體繼承權力即使在家族之內都是極不穩定的，周朝的封建制度是造成無休止的戰爭的根源，本是同根同源的諸侯各國發展為相互為敵，攻伐不止，周天子則名存實亡。
“紅二代”不是一個有機的集體或整體，他們的聯繫是鬆散的，主要是在他們的父輩的共同事業上，他們能找到一些共同的語言。開國功臣的子弟身份和優越感也是他們認同的基礎。長征是他們共同的勵志故事，延安是他們共同的精神聖地。他們固守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但他們遠不是親如兄弟，他們的父輩也有齟齬和宿怨。
他們有共同的特點。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在讀中學、上大學的時候，就表現出紅色事業接班人舍我其誰的氣概，這既有高幹家庭自然帶給他們的那種不凡，也有初生牛犢的那種闖勁。其後歲月的磨練、世事的變化，他們中的多數人歸於平凡和平淡，現在又基本上已經退休賦閑，加入養生黨的行列了。但他們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也終於迎來了“紅二代”掌握國家大權的時期，雖然掌權的人數不多，但對於更多的“紅二代”，可以期待通過不同的方式和途徑使自己的意見達於最高層，在十八大前夕，部分“紅二代”就集體上書中央闡明自己對未來政治的改革意見。他們捍衛紅色江山的理想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要接近現實。 但事實證明他們自身的局限性太大。他們是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是文革的一代，沒有受過系統的人文教育，對非常豐富的人類思想和制度文明缺少認識，只接受過一種以蘇聯為底本的紅色教育，在思想定型的青少年時期，他們不但從未接觸過真正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人道主義思想，相反，在那個年代民主自由和人道主義一概都當做虛偽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加以批判。他們經歷了瘋狂的個人崇拜和濫施暴力的年代，毛澤東主義深入到他們的細胞組織中，無產階級專政是他們最熟悉的制度形態。即使是對父輩的革命歷史，他們也未必有充分瞭解，他們學習和瞭解的革命史是經過了精心的修改和粉飾，與其說是革命歷史，還不如說是革命神話。他們的父輩遠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有農民革命家固有的局限，容易盲從，癡迷權力，封建等級觀念根深蒂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的父輩們過於陌生、晦澀和遙遠，其文化水平和認識水平只能吸收被黨內莫斯科派稱之為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對父輩革命偉業的仰慕，使他們難以站到父輩的肩膀上去獲得更廣闊的的視野，而是生活在其高大的身影之下，他們沒有超越父輩的雄心和眼界，而只是想辦法謹守紅色祖業。
第一個讓紅色退色的黨內大人物是鄧小平。秉承實用主義的鄧小平褪去毛氏紅是必然的，他讓世俗政權回到本來的世俗性質上，國家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也不允許繼續革命和繼續採取浪漫主義的治國方式，而必須使國家管理關注起碼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用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抓革命促生產作為基本國策。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立即成為席捲全民的強大動力，在不長的時間內，從官場到市場，物質至上主義就佔領了制高點。在完全沒有法治的基礎上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了權貴和資本的天堂，國家治理變為對GDP指標的狂熱追逐，道德和教育，公平和正義，環境和健康，都是它們的犧牲品，這也是實用主義治國的必然後果。
“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構成了黨內共同的等量齊觀的精神源頭，他們的權力繼承人必須加以守護，既不能以毛澤東思想否定鄧小平理論，也不能以鄧小平理論否定毛澤東思想，對於“紅二代”捍衛紅色江山的理想，毛澤東無疑是更加需要重視和強調的源頭。“紅二代”的精神源頭在毛澤東，而不是鄧小平。無論是出於個人情感，還是出於英雄崇拜的心理情結，“紅二代”都更親近毛澤東。毛澤東身上具有鄧小平所不具備的英雄魅力。
“紅二代”恢復紅色江山的純潔性的努力必定會遇到他們不可克服的困難，這些困難在性質上是時勢所致，具有不可抗拒性，這決定了它們是“紅二代”無法逾越的。
困難之一，時代鴻溝。“紅二代”開始全面發力距離毛澤東時代已經30多年，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期間不但多數過來人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年輕一代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後者對紅色缺乏感覺。當精神上依然還生活在30年前的一些“紅二代”向當代社會喊話時，他們發現自己處於絕對少數派、同社會格格不入的尷尬地位。有報道說，一位“紅二代”在一次大會上朗誦自己創作的政治言志詩《一個共產黨員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輕人的哄笑，另一次他為老一輩革命家“鼓與呼”的講話被人形容為神經病。這種時代溝壑是無法填平的。由於時代溝壑，“紅二代”找不到政治工具和方式來完成自己的夙願，他們的話語如今聽者寥寥。他們一味地沉浸在紅色記憶中，“唱紅”是他們的一種表達記憶方式，它的娛樂效果遠多於政治效果。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直言道：“紅二代無足輕重。”
困難之二，理論匱乏。在主流“紅二代”看來，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和黨內貪污腐敗是對紅色江山造成致命威脅的兩大敵人。在民主價值觀已經獲得社會大眾的廣泛認同並深入到民眾的內心世界時，反對民主就需要更加強大的理論旗幟，用來吸引和凝聚大眾。在我們的想像所及的地方，不論宣講何種理論和提倡何種核心價值觀，如果是對自由和平等的否定，都不可能收穫人心。否定了自由和平等，就只能是專制和奴役。所有為專制和奴役辯護的理論，直接的、間接的和改頭換面的，都已沒有市場。為了紅色事業的需要而決心同自由和民主進行較量，實質上是對紅色事業的否定，說明紅色事業同民主和自由也就是同民眾的內心需求是不相容的。世界上誰不喜歡自由？無權的大眾誰會拒絕民主權利？誰會愚蠢到反對法律面前的平等？
困難之三來自於制度。新的中央加強了反腐力度為有目共睹，但不是因為採取了新的制度性措施，而是使用以前的方式方法，而以前的方式方法被反復證明不能遏制腐敗。假設以前一年打5只大老虎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那麼現在一年打20只大老虎也同樣不能解決。毛澤東曾以他橫掃千軍的權威和氣勢向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向特權官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面開戰，但只是打倒一批老當權派，同時又扶植一批新當權派，最後不得不重新依賴更有能力的、被他打倒的老當權派，他的文革偉業也同他的生命一道終止了。離開民主制度的建設，離開對權力的制約，靠反腐的決心和力度是消除不了腐敗的，道理是如此顯而易見，稍有常識和現實感的中國人都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此外，在現行制度下，“紅二代”在今後幾年裡對中國的實際影響力還需觀察。紅色後代的權力只限於頂級層面，掌握省級和省級以下廣泛權力的人都不是“紅二代”，雖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措施強化集權，加強“紅二代”的權力分量，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已非一日，表像背後是一種已經固化的政治結構，從壞的方面看，它是中國當代官場尾大不掉的頑疾，從好的方面看，它是地方權力發揮更多的主動性和能動性的結果，不是實施一兩次小手術就能扭轉的。
困難之四，或許也是最現實的困難，就是紅色後代在“紅二代”之後當政的機會——幾乎為零。紅色江山只能由紅色後代來捍衛的預設是，只有紅色後代才能捍衛紅色江山。“紅三代”不可能像“紅二代”那樣集體顯赫，“紅二代”規模化進入政治高層完全是在父輩全面掌權的時代作出的安排，“紅三代”失去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優越條件。歲月的流逝使赫赫權貴之家快速地淪為舊時王謝。當下最著名的“紅三代”是毛澤東的唯一嫡孫毛新宇，他與普通人僅有的區別就是他爺爺的姓名。他的言談開口閉口都是“我爺爺”，他的眼界囿於對爺爺的研究。如果沒有一場政治體制的變革，不難預見，在“紅二代”離開政治舞臺之後，用不了多久就將是“官二代”進行全面的權力接班，“紅二代”既是紅色事業最大的繼承人，也是最後的繼承人，紅色後代將永久退出政治江湖，告別他們的紅色江山。
這其實也不是“紅二代”唯一的命運。我們探討“紅二代”另一種可能的命運，那就是他們不是把父輩的事業當做終點，而是當做起點，當做新的開端，這樣，展開在他們面前的就將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前景。按照黑格爾的被馬克思所繼承的辯證法觀點，事物的發展是一個否定的揚棄過程，新事物對舊事物的否定性揚棄既是繼承也是發展。“紅二代”繼承父輩事業的最佳方式就是推進父輩事業，發展被其父輩一度提倡但取得政權後又放棄了的民主事業，使紅色事業最終融入民主事業。“紅一代”在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的鬥爭中所使用的武器就有民主理論，民主理論的全部精髓都可以在中共文獻中找到，其民主理想可以在黨史中完整發掘出來。民主與黨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共產主義社會也絕不可能與民主對立的社會。黨放棄對權力的壟斷而接受權力的競爭，在競爭中鍛煉黨的肌體，使之保持活力，是挽救父輩創立的黨和黨的事業的唯一選擇。這樣，“紅二代”才能真正光大了他們父輩的事業，書寫屬？自己的歷史。
上述的另一種命運選擇不是基於對現實因素的分析，它不是一種現實的可能性，而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紅色後代在“紅二代”之後退出權力是既定事實，如何退出權力或許還有選擇，他們如果讓歲月來決定他們的退場，然後消失，那他們所能改變的東西極少。
從“紅二代”的主流看，他們把自己看成是紅色江山的堅決捍衛者，也就是把父輩的事業當成自己事業的終點。他們在不同場合都表明了對過去20多年裡國家政治偏離正統的不滿和恢復紅色江山的決心，但與此同時也給出了自己的歷史定格——“紅二代”將是紅色江山的最後捍衛者。
紅色江山的紅色是一個意識形態概念，它的內涵不僅僅是中共一黨執政，更是指中共歷史上形成的思想資源，包括它早期歷史中的某些傳統、尤其是長征和延安時期的一些傳統，以及這些傳統所包含的理想，也包括毛時代的執政方式和執政觀念。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即官方宣稱的“鄧小平理論”並不能算作是紅色資源，雖然它也已成為黨絕對正統的思想資源。純正的紅色應當源自於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共歷史，打上了黨的第一代領袖毛澤東具有鮮明個性的烙印，他要把一個世俗政權建立在超物質的精神基礎上，把世俗之人改造成為具有革命英雄主義和大公無私精神的新人，與其烏托邦藍圖相伴隨的則是恣意的、現實的和嚴酷的思想改造：打倒牛鬼蛇神，打擊思想犯罪，割資本主義尾巴。
“紅二代”對當前現實政治的不滿是公開的，這種不滿主要來自對普遍貪污腐敗和官二代的不滿。雖然從一般意義上“紅二代”也是“官二代”，但他們顯然要把自己同“官二代”劃清界限，兩者的明顯區別是，“紅二代”是創立紅色江山、在新政權成立初期擔任高級領導職務的一代人的子女，他們認為自己是紅色江山的當然繼承人，而“官二代”的父輩們對建立紅色江山沒有尺寸之功，只不過是一批分食者，他們坐享紅色江山的成果，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子女謀取權力，正是這些人的腐敗糟蹋了黨的事業，敗壞了黨的形象，使紅色江山處於危機之中。在對腐敗和“官二代”現象痛恨這一點上，“紅二代”與社會情緒有相通的地方，但對導致腐敗的原因的理解上，他們則與公眾完全不同，他們絕不認為腐敗是制度造成的，相反他們堅信父輩創立的那個制度是最先進的，是人類社會最理想的制度，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他們對此是充滿自信的（至少在口頭上是如此），只要加強反腐力度，毫不手軟地懲治腐敗，就能使紅色江山穩固如初。他們覺得自己的最大責任，就是傳承並努力去實現父輩的社會主義理想。反腐敗是“紅二代”的共識。他們痛恨腐敗，卻熱愛這個制度，儘管從情感上我們可以理解父輩打下的江山對子女所具有的特殊意義，但我們作為局外人無法理解他們是如何能夠把腐敗與制度進行切割的，好像所有的腐敗不是產生在制度實現之中，而是產生在制度之外的虛空世界。
無論是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中，還是在中國歷史上，“紅二代”都是一個獨特的現象。社會主義蘇聯由於斯大林對黨的高層反復進行清洗，“紅一代”都已七零八落，不要說他們的後代了。至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它們本來就是二戰期間蘇聯紅軍向西推進的產物，且存續時間不長，沒有等到“官二代”出場就已然瓦解。朝鮮則建立了金氏家族的世襲制。中國王朝時代是非常忌諱出現“官二代”的，劉邦在當上皇帝後為了兌現打天下時的承諾分封了一批異姓王，但他們始終都是皇帝的一大心病，直到隨後將其一一剷除。朱元璋對功臣的清洗更是以殘酷無情著稱。王朝用科舉考試制度杜絕了出現“官二代”的可能。對“官二代”的限制有利於政權的穩定，杜絕了官二代實際上就杜絕了皇室之外的家族利益形成和坐大。中國“紅二代”的出現並不是理所當然，它是同下面的事實聯繫起來的，即黨內和國內第一家庭的權力繼承人殞命朝鮮戰場，毛澤東臨終前把最高權力傳給了家族之外的華國鋒。一方面，這一先例的確立使得此後黨內再沒有人能夠把權力直接交給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毛澤東之後的元老們集體掌權形成的利益共享機制為他們的下一代全面進入權力高層鋪平了道路。
據說元老們決定讓自己的孩子掌權是因為他們相信紅色江山只有由自己的子女繼承才不會變色，因為兒子不會反對自己的老子。這種寄託好像是可靠的，有家庭倫理做依靠，有血緣感情做保證。但從權力的穩定性看，集體繼承權力是毫無保障的。在民主制度之外，由一個家族繼承權力的君主制就是最具穩定性的體制，它儘量縮小了最高權力繼承的範圍，不但最有利於集權，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權力繼承的各種不確定的風險因素，保證江山的連續傳遞。最高權力的交接總是最容易發生變故的環節。中國的皇位由嫡系長子繼承的規則就更加具體，確定的目標獨一無二，就是為了排除和減少一切不確定因素，最常見的不穩定因素便是兄弟鬩牆。集體繼承權力即使在家族之內都是極不穩定的，周朝的封建制度是造成無休止的戰爭的根源，本是同根同源的諸侯各國發展為相互為敵，攻伐不止，周天子則名存實亡。
“紅二代”不是一個有機的集體或整體，他們的聯繫是鬆散的，主要是在他們的父輩的共同事業上，他們能找到一些共同的語言。開國功臣的子弟身份和優越感也是他們認同的基礎。長征是他們共同的勵志故事，延安是他們共同的精神聖地。他們固守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但他們遠不是親如兄弟，他們的父輩也有齟齬和宿怨。
他們有共同的特點。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在讀中學、上大學的時候，就表現出紅色事業接班人舍我其誰的氣概，這既有高幹家庭自然帶給他們的那種不凡，也有初生牛犢的那種闖勁。其後歲月的磨練、世事的變化，他們中的多數人歸於平凡和平淡，現在又基本上已經退休賦閑，加入養生黨的行列了。但他們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也終於迎來了“紅二代”掌握國家大權的時期，雖然掌權的人數不多，但對於更多的“紅二代”，可以期待通過不同的方式和途徑使自己的意見達於最高層，在十八大前夕，部分“紅二代”就集體上書中央闡明自己對未來政治的改革意見。他們捍衛紅色江山的理想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要接近現實。 但事實證明他們自身的局限性太大。他們是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是文革的一代，沒有受過系統的人文教育，對非常豐富的人類思想和制度文明缺少認識，只接受過一種以蘇聯為底本的紅色教育，在思想定型的青少年時期，他們不但從未接觸過真正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人道主義思想，相反，在那個年代民主自由和人道主義一概都當做虛偽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加以批判。他們經歷了瘋狂的個人崇拜和濫施暴力的年代，毛澤東主義深入到他們的細胞組織中，無產階級專政是他們最熟悉的制度形態。即使是對父輩的革命歷史，他們也未必有充分瞭解，他們學習和瞭解的革命史是經過了精心的修改和粉飾，與其說是革命歷史，還不如說是革命神話。他們的父輩遠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有農民革命家固有的局限，容易盲從，癡迷權力，封建等級觀念根深蒂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的父輩們過於陌生、晦澀和遙遠，其文化水平和認識水平只能吸收被黨內莫斯科派稱之為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對父輩革命偉業的仰慕，使他們難以站到父輩的肩膀上去獲得更廣闊的的視野，而是生活在其高大的身影之下，他們沒有超越父輩的雄心和眼界，而只是想辦法謹守紅色祖業。
第一個讓紅色退色的黨內大人物是鄧小平。秉承實用主義的鄧小平褪去毛氏紅是必然的，他讓世俗政權回到本來的世俗性質上，國家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也不允許繼續革命和繼續採取浪漫主義的治國方式，而必須使國家管理關注起碼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用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抓革命促生產作為基本國策。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立即成為席捲全民的強大動力，在不長的時間內，從官場到市場，物質至上主義就佔領了制高點。在完全沒有法治的基礎上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了權貴和資本的天堂，國家治理變為對GDP指標的狂熱追逐，道德和教育，公平和正義，環境和健康，都是它們的犧牲品，這也是實用主義治國的必然後果。
“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構成了黨內共同的等量齊觀的精神源頭，他們的權力繼承人必須加以守護，既不能以毛澤東思想否定鄧小平理論，也不能以鄧小平理論否定毛澤東思想，對於“紅二代”捍衛紅色江山的理想，毛澤東無疑是更加需要重視和強調的源頭。“紅二代”的精神源頭在毛澤東，而不是鄧小平。無論是出於個人情感，還是出於英雄崇拜的心理情結，“紅二代”都更親近毛澤東。毛澤東身上具有鄧小平所不具備的英雄魅力。
“紅二代”恢復紅色江山的純潔性的努力必定會遇到他們不可克服的困難，這些困難在性質上是時勢所致，具有不可抗拒性，這決定了它們是“紅二代”無法逾越的。
困難之一，時代鴻溝。“紅二代”開始全面發力距離毛澤東時代已經30多年，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期間不但多數過來人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年輕一代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後者對紅色缺乏感覺。當精神上依然還生活在30年前的一些“紅二代”向當代社會喊話時，他們發現自己處於絕對少數派、同社會格格不入的尷尬地位。有報道說，一位“紅二代”在一次大會上朗誦自己創作的政治言志詩《一個共產黨員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輕人的哄笑，另一次他為老一輩革命家“鼓與呼”的講話被人形容為神經病。這種時代溝壑是無法填平的。由於時代溝壑，“紅二代”找不到政治工具和方式來完成自己的夙願，他們的話語如今聽者寥寥。他們一味地沉浸在紅色記憶中，“唱紅”是他們的一種表達記憶方式，它的娛樂效果遠多於政治效果。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直言道：“紅二代無足輕重。”
困難之二，理論匱乏。在主流“紅二代”看來，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和黨內貪污腐敗是對紅色江山造成致命威脅的兩大敵人。在民主價值觀已經獲得社會大眾的廣泛認同並深入到民眾的內心世界時，反對民主就需要更加強大的理論旗幟，用來吸引和凝聚大眾。在我們的想像所及的地方，不論宣講何種理論和提倡何種核心價值觀，如果是對自由和平等的否定，都不可能收穫人心。否定了自由和平等，就只能是專制和奴役。所有為專制和奴役辯護的理論，直接的、間接的和改頭換面的，都已沒有市場。為了紅色事業的需要而決心同自由和民主進行較量，實質上是對紅色事業的否定，說明紅色事業同民主和自由也就是同民眾的內心需求是不相容的。世界上誰不喜歡自由？無權的大眾誰會拒絕民主權利？誰會愚蠢到反對法律面前的平等？
困難之三來自於制度。新的中央加強了反腐力度為有目共睹，但不是因為採取了新的制度性措施，而是使用以前的方式方法，而以前的方式方法被反復證明不能遏制腐敗。假設以前一年打5只大老虎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那麼現在一年打20只大老虎也同樣不能解決。毛澤東曾以他橫掃千軍的權威和氣勢向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向特權官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面開戰，但只是打倒一批老當權派，同時又扶植一批新當權派，最後不得不重新依賴更有能力的、被他打倒的老當權派，他的文革偉業也同他的生命一道終止了。離開民主制度的建設，離開對權力的制約，靠反腐的決心和力度是消除不了腐敗的，道理是如此顯而易見，稍有常識和現實感的中國人都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此外，在現行制度下，“紅二代”在今後幾年裡對中國的實際影響力還需觀察。紅色後代的權力只限於頂級層面，掌握省級和省級以下廣泛權力的人都不是“紅二代”，雖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措施強化集權，加強“紅二代”的權力分量，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已非一日，表像背後是一種已經固化的政治結構，從壞的方面看，它是中國當代官場尾大不掉的頑疾，從好的方面看，它是地方權力發揮更多的主動性和能動性的結果，不是實施一兩次小手術就能扭轉的。
困難之四，或許也是最現實的困難，就是紅色後代在“紅二代”之後當政的機會——幾乎為零。紅色江山只能由紅色後代來捍衛的預設是，只有紅色後代才能捍衛紅色江山。“紅三代”不可能像“紅二代”那樣集體顯赫，“紅二代”規模化進入政治高層完全是在父輩全面掌權的時代作出的安排，“紅三代”失去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優越條件。歲月的流逝使赫赫權貴之家快速地淪為舊時王謝。當下最著名的“紅三代”是毛澤東的唯一嫡孫毛新宇，他與普通人僅有的區別就是他爺爺的姓名。他的言談開口閉口都是“我爺爺”，他的眼界囿於對爺爺的研究。如果沒有一場政治體制的變革，不難預見，在“紅二代”離開政治舞臺之後，用不了多久就將是“官二代”進行全面的權力接班，“紅二代”既是紅色事業最大的繼承人，也是最後的繼承人，紅色後代將永久退出政治江湖，告別他們的紅色江山。
這其實也不是“紅二代”唯一的命運。我們探討“紅二代”另一種可能的命運，那就是他們不是把父輩的事業當做終點，而是當做起點，當做新的開端，這樣，展開在他們面前的就將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前景。按照黑格爾的被馬克思所繼承的辯證法觀點，事物的發展是一個否定的揚棄過程，新事物對舊事物的否定性揚棄既是繼承也是發展。“紅二代”繼承父輩事業的最佳方式就是推進父輩事業，發展被其父輩一度提倡但取得政權後又放棄了的民主事業，使紅色事業最終融入民主事業。“紅一代”在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的鬥爭中所使用的武器就有民主理論，民主理論的全部精髓都可以在中共文獻中找到，其民主理想可以在黨史中完整發掘出來。民主與黨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共產主義社會也絕不可能與民主對立的社會。黨放棄對權力的壟斷而接受權力的競爭，在競爭中鍛煉黨的肌體，使之保持活力，是挽救父輩創立的黨和黨的事業的唯一選擇。這樣，“紅二代”才能真正光大了他們父輩的事業，書寫屬？自己的歷史。
上述的另一種命運選擇不是基於對現實因素的分析，它不是一種現實的可能性，而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紅色後代在“紅二代”之後退出權力是既定事實，如何退出權力或許還有選擇，他們如果讓歲月來決定他們的退場，然後消失，那他們所能改變的東西極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