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3年12月31日，新年前夜，一列火车缓缓停靠在伦敦市中心的利物浦大街站。
一位身材颀长的日耳曼人走出了车厢，他头发中分，留着精练的小胡子，目光犀利，衣领高而笔挺，走路姿态略显僵硬。此时，他惊喜地发现，前来迎接的竟然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而这位日耳曼人就是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兼货币局长亚尔马·沙赫特。沙赫特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德意志帝国银行新设的子银行——黄金贴现银行向英格兰银行请求帮助。
行址设在瑞士边境小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不仅交通便利，且恰好位于法德边境。
在月台上，诺曼满面春风地拥抱了沙赫特，并直言道，“我真心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仅经过一天的权衡，诺曼就答应了以5%的利率给予德国央行2500万美元的贷款。沙赫特如愿以偿，而他与诺曼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也从此开启。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改变了世界对德国金融前景的判断，也打开了通向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融资大门。
一战后的欧洲，经济凋敝、人口锐减。虽然《凡尔赛和约》规定英、法等国可以向德国索要战争赔偿，但同时也要偿还欠美国的高达103.4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而战后的德国，财力枯竭，根本无力支付高达1320亿金马克（合315亿美元）的战争赔款。
于是，英国提议，协约国赔款委员会于1923年11月增设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研究平衡德国预算和稳定德国金融之方法 ，一个调查德国资本外流情况并设计引回的方法。两个专门委员由美国银行家C.G.道威斯担任主席，由法、比 、意、英、 美五国代表组成的国际专家委员会12月赴德调查 ，研究德国赔款问题。
1924年4月，道威斯拟定了一项解决赔款问题的计划，史称“道威斯计划”，该计划遵循“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基本原则，试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实际的操作是：让美元从美国以贷款的形式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归还战债的形式流回美国，由此组成一个闭环。
从1924年起，德国第一年赔付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总共赔付58年。然而，《凡尔赛和约》中的有关赔款规定，早已大大超过了德国的偿还能力。战争过后，德国的中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还不起债务的穷苦平民哀鸿遍野。到1928年，赔款增至每年赔付25亿金马克时，德国声称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无力赔款，并希望重新确定赔款总额和偿付年限。美国同意了德国的要求，无奈之下道威斯计划被迫中断。
次年，由美国银行家欧文·杨主持制定的杨格计划取代了之前的道威斯计划，并将德国经济政策的决定权交还给柏林。为执行“杨格计划”，协约国决定建立国际清算银行以取代原来的赔款委员会，执行对德国赔款的分配和监督德国财政。
1924年9月至1931年7月，德国从美、英等国得到的贷款约为210亿金马克（约合50亿美元），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约合27亿美元），然而，美国也同时从各协约国那里收回了约20亿美元的战债本息。
鉴于当时脆弱的国际金融体系，在需要一家银行来管理德国赔款的问题上，美、英、法、德等国达成共识。“成立这样一家银行，能够促进战败国和战胜国之间的金融合作，谋求共同的利益，以增加双方之间的互信和理解，从而推動并确保和平。”沙赫特在海牙会议上的阐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诺曼和沙赫特，两位深谋远虑而又备受争议的银行家成为这一“伟大的发明”的主要设计者。
在诺曼和沙赫特的构想中，这家新成立的银行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央行的清算所，它持有央行的黄金，并接受可兑换货币的存款。这些存款可以直接用于国际支付，而不必把黄金在各央行之间搬来搬去，也不需要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某个币种。新银行只提供财务管理，不介入任何政治也不受政治控制，它将是一个能让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跨境金融体系，一部“永恒的货币机器”，一个“央行的央行”以及一个中央银行家的“惬意俱乐部”。
1930年1月20日，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和瑞士政府签署文件，世界上最具特权且受到法律保护的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得以创建，行址设在瑞士的边境小城巴塞尔，不仅交通便利，且恰好位于法德边境。
从表面上看，BIS是根据杨格计划成立的一家中立银行，只负责拨付德国的战败赔款，作为受托人管理杨格计划下的贷款，推动德国履行国际偿债义务。但章程规定的BIS职责要宽泛得多：促进央行之间的合作，提供国际金融运作的额外设施，根据各方约定充当履行国际金融清算职责的受托人或代理人。
实际上，这是一家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和特权的“央行的央行”。BIS成为20世纪30年代央行行长们的神秘集会之地，诺曼和沙赫特是其核心成员。沙赫特很愿意把BIS说成是“我的银行”。在BIS的帮助下，德国得以重建。
但遗憾的是，期望通过BIS来化解国际政治经济危机，实现持久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
二战期间，BIS成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左膀右臂，帮助纳粹储藏抢掠来的黄金并为纳粹德国从事外汇交易。这既使它在战争期间能够获得生存，也成为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的实质本是美国要利用它作为掌握德国财政的手段，并将欧洲债务国清偿美国债务问题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1944年，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决议，国际清算银行的使命已经完成，应予以解散，但美国仍把它保留了下来，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
好在BIS有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历经二战、布雷顿森林协定、冷战、IMF和世界银行的创立，多次金融危机等环境剧变。BIS把握住了德国战后赔款、央行间清算、外汇储备管理、货币政策协调、监管标准制定等适应特定历史时期需要的核心业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陆续成为BIS的成员国，更加广泛地参与央行多边合作和BIS事务，使BIS的全球代表性大幅提升。迄今，BIS已经拥有60个央行成员。自加入时起，中国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的作用逐渐提升，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参与度更加深入。
曾在2003-2008年间任BIS总经理的马尔科姆·奈特所言，“目睹这家银行穿越历史轮回、历经沧海桑田而大获成功，同时又仍然保持其浓缩、柔韧而不受政治干预的本色，着实令人备感鼓舞。这家久经考验的银行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一位身材颀长的日耳曼人走出了车厢，他头发中分，留着精练的小胡子，目光犀利，衣领高而笔挺，走路姿态略显僵硬。此时，他惊喜地发现，前来迎接的竟然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而这位日耳曼人就是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兼货币局长亚尔马·沙赫特。沙赫特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德意志帝国银行新设的子银行——黄金贴现银行向英格兰银行请求帮助。
在月台上，诺曼满面春风地拥抱了沙赫特，并直言道，“我真心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仅经过一天的权衡，诺曼就答应了以5%的利率给予德国央行2500万美元的贷款。沙赫特如愿以偿，而他与诺曼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也从此开启。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改变了世界对德国金融前景的判断，也打开了通向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融资大门。
“伟大的发明”
一战后的欧洲，经济凋敝、人口锐减。虽然《凡尔赛和约》规定英、法等国可以向德国索要战争赔偿，但同时也要偿还欠美国的高达103.4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而战后的德国，财力枯竭，根本无力支付高达1320亿金马克（合315亿美元）的战争赔款。
于是，英国提议，协约国赔款委员会于1923年11月增设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研究平衡德国预算和稳定德国金融之方法 ，一个调查德国资本外流情况并设计引回的方法。两个专门委员由美国银行家C.G.道威斯担任主席，由法、比 、意、英、 美五国代表组成的国际专家委员会12月赴德调查 ，研究德国赔款问题。
1924年4月，道威斯拟定了一项解决赔款问题的计划，史称“道威斯计划”，该计划遵循“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基本原则，试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实际的操作是：让美元从美国以贷款的形式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归还战债的形式流回美国，由此组成一个闭环。
从1924年起，德国第一年赔付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总共赔付58年。然而，《凡尔赛和约》中的有关赔款规定，早已大大超过了德国的偿还能力。战争过后，德国的中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还不起债务的穷苦平民哀鸿遍野。到1928年，赔款增至每年赔付25亿金马克时，德国声称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无力赔款，并希望重新确定赔款总额和偿付年限。美国同意了德国的要求，无奈之下道威斯计划被迫中断。
次年，由美国银行家欧文·杨主持制定的杨格计划取代了之前的道威斯计划，并将德国经济政策的决定权交还给柏林。为执行“杨格计划”，协约国决定建立国际清算银行以取代原来的赔款委员会，执行对德国赔款的分配和监督德国财政。
1924年9月至1931年7月，德国从美、英等国得到的贷款约为210亿金马克（约合50亿美元），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约合27亿美元），然而，美国也同时从各协约国那里收回了约20亿美元的战债本息。
鉴于当时脆弱的国际金融体系，在需要一家银行来管理德国赔款的问题上，美、英、法、德等国达成共识。“成立这样一家银行，能够促进战败国和战胜国之间的金融合作，谋求共同的利益，以增加双方之间的互信和理解，从而推動并确保和平。”沙赫特在海牙会议上的阐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诺曼和沙赫特，两位深谋远虑而又备受争议的银行家成为这一“伟大的发明”的主要设计者。
“央行的央行”
在诺曼和沙赫特的构想中，这家新成立的银行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央行的清算所，它持有央行的黄金，并接受可兑换货币的存款。这些存款可以直接用于国际支付，而不必把黄金在各央行之间搬来搬去，也不需要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某个币种。新银行只提供财务管理，不介入任何政治也不受政治控制，它将是一个能让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跨境金融体系，一部“永恒的货币机器”，一个“央行的央行”以及一个中央银行家的“惬意俱乐部”。
1930年1月20日，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和瑞士政府签署文件，世界上最具特权且受到法律保护的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得以创建，行址设在瑞士的边境小城巴塞尔，不仅交通便利，且恰好位于法德边境。
从表面上看，BIS是根据杨格计划成立的一家中立银行，只负责拨付德国的战败赔款，作为受托人管理杨格计划下的贷款，推动德国履行国际偿债义务。但章程规定的BIS职责要宽泛得多：促进央行之间的合作，提供国际金融运作的额外设施，根据各方约定充当履行国际金融清算职责的受托人或代理人。
实际上，这是一家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和特权的“央行的央行”。BIS成为20世纪30年代央行行长们的神秘集会之地，诺曼和沙赫特是其核心成员。沙赫特很愿意把BIS说成是“我的银行”。在BIS的帮助下，德国得以重建。
但遗憾的是，期望通过BIS来化解国际政治经济危机，实现持久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
二战期间，BIS成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左膀右臂，帮助纳粹储藏抢掠来的黄金并为纳粹德国从事外汇交易。这既使它在战争期间能够获得生存，也成为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的实质本是美国要利用它作为掌握德国财政的手段，并将欧洲债务国清偿美国债务问题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1944年，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决议，国际清算银行的使命已经完成，应予以解散，但美国仍把它保留了下来，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
好在BIS有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历经二战、布雷顿森林协定、冷战、IMF和世界银行的创立，多次金融危机等环境剧变。BIS把握住了德国战后赔款、央行间清算、外汇储备管理、货币政策协调、监管标准制定等适应特定历史时期需要的核心业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陆续成为BIS的成员国，更加广泛地参与央行多边合作和BIS事务，使BIS的全球代表性大幅提升。迄今，BIS已经拥有60个央行成员。自加入时起，中国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的作用逐渐提升，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参与度更加深入。
曾在2003-2008年间任BIS总经理的马尔科姆·奈特所言，“目睹这家银行穿越历史轮回、历经沧海桑田而大获成功，同时又仍然保持其浓缩、柔韧而不受政治干预的本色，着实令人备感鼓舞。这家久经考验的银行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