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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7月14日，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在这个法国人砍下自己君主头颅的纪念日，一位来自世界上最古老、庞大、腐朽的君主国的最有势力的官僚，却受到了法兰西公民们的热烈欢迎。
大清国特使李鸿章，在这一天觐见了法国总统富尔（Faure），并参加了阅兵式和塞纳河上的焰火晚会。
从7月13日到8月2日，李鸿章在法国整整停留了21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为法国报刊追踪的焦点，甚至连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法国第一大报、也是欧洲第一家日报的Le Petit Journal，也在7月20日用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李鸿章身着黄马褂的大幅彩色画像。纵览这家报纸直到1944年停刊为止的全部历史，除了欧洲的君主们以外，以个人肖像、尤其是一个东方人的个人肖像作为封面，仅此一次。
实地考察这样一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对于李鸿章、乃至他的使团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新鲜和震撼的。在李鸿章子侄辈编撰、并由其亲自审阅的《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中，记录了7月16日法国总统在爱丽舍宫（旧译一粒西宫）为李鸿章举行的欢迎晚会。大清代表团惊诧地发现总统与其本国臣民也行宾主礼，而不是臣礼，看上去自贬身价，却“人卒无敢戏渝也者，情与义交尽也”，这样的官民关系远比大清来得“鱼水情深”。
在李鸿章到访之前的7月8日，法国国会专门讨论了大清代表团的接待规格问题，最后确认采用高规格，并拨出公款为大清代表团租赁豪华宾馆。法国有媒体在事后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接待李鸿章耗费了上百万法郎的民脂民膏，是对纳税人的亵渎。法国政府无奈，只好在报章上公布了所有细帐，总价不超过8万法郎，只相当于白银2万两，这才令舆论平息。相信大清代表团应该注意到了这些争议，但历史资料没能记录下李鸿章对法国政府在民意面前如此“弱势”和谨小慎微的观感。
对于这种“目无君父”的共和国，中国人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足够的词汇去描写。但当年，有一个词却已经破天荒地开始运用：“民主”，即“民选之主”的意思，指的是那些在共和制下取代了“以君为主”的“君主”的总统们。这一词汇，运用并不长久，而终被“总统”所替代，或许因为“总统”一词更能反映强人们“为民作主”“总而统之”、而非 “民选之主”的愿望？
李鸿章在这与“共和”亲密接触的21天时间内，除了官民关系外，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法兰西与俄、德那样的君主国家有什么区别：在大清的巨大购买力前，共和国和君主国都同样对李鸿章敞开了大门，政治理念在国家利益面前，无非是个婢女而已。在李鸿章的经验中，列强所加诸在中国身上的欺凌，与列强的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毫无关系，在压榨中国方面，列强们人人平等。对于大清帝国希望提高关税这样的正当理由，法兰西共和国也和别的国家一样，一拖二赖三狡辩，在这最为重要的经贸议题上，李鸿章毫无进展。
与访问俄、德不同的是，在这21天中，李鸿章足足安排了6天时间，参观银行、报社、织绸厂、提花厂、煤矿铁矿等，是本次出访中对民生相关产业最为密集的考察。在出访其它国家时多为重点考察对象的军火企业，倒在法国之行中成为配角。有研究者认为，在李鸿章眼中，法国的军事能力实在是稀松得很，十多年前的中法战争，法国在军事上丝毫也没有占有优势。到了“民主”统治下的共和国，多看看民生产业，倒也符合共和国的定位。在与法国总理举行的会谈中，李鸿章还专门涉及了“三农”问题，对法国农民的肥田技术十分感兴趣，法国总理随即表示愿意派出农业技术人员，到中国去传经送宝。
尽管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李鸿章对法兰西那样的共和国的直接评价，但在出访前一年（1895年），李鸿章在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译作《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作序时，却极为大胆地写道：“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赢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甚至认为，“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天下大公之局。”这样的观点，显然并不符合大清帝国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却是李鸿章一生中难得表露出来的思想闪电和理论锋芒。再看看李鸿章随后在另一个共和国美国，面对新闻界所发表的大量言论，尺度相当开放，完全是一个对世界大势了然于胸的达者。梁启超日后所谓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若不是借题发挥，便是纯粹抹黑了，或者是被李鸿章的“劲气内敛”（曾国藩的评语）所蒙蔽？
李鸿章曾经离最高权力、包括成为中国第一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中俄伊犁之战时，他的好朋友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就鼓动他“黄袍加身”：“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动乱中，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再度被国内外多种势力看好，纷纷鼓动他搞独立，乃至建立共和国。梁启超分析说：“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但他认为，李鸿章并不具备“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敢于自立，并为此对李鸿章冷嘲热讽。在梁氏这样将反政府作为饭碗的人眼中，民主也好，共和也罢，归根到底还是要夺权，甚至成了夺权的手段和旗号。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 “李民主”或“李总统”，则或许在他的笔下又成了袁世凯一般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了。
甲午战争后，在左派、右派争论着中国走帝制还是共和时，最有发言分量的李鸿章，却对这个问题不争论，成为一个左右逢源或者说左右为难的实干派，真正成了孤临秋风、独舞宝剑的孤臣。
实干是艰难的。在法期间，李鸿章参观了巴黎大银行，并与银行的总办就贷款与国家信用的问题，有一段看似闲扯实则意味深长的对话。
李鸿章问：“中国借洋款，一般都被要求有抵押，如今俄国从贵银行借款，有抵押吗？”
总办说：“没有”。
李鸿章就说：“那不是对中国不信任吗？”
总办解释说：“不是我们对中国不信任，而是这样的贷款都要发行债券去筹集，法国人如不能信任，则债券无人购买，款就难以筹齐了。” 这等于说：不是银行、而是法国的投资人对大清不信任。
文献的记载是李鸿章一笑而过，这一笑，该是会心的苦笑。其实，大清所借的洋债，大部分的利息并不很高，但因为清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公务运作多是黑箱进行，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被当作国家机密，老外们实在没有信心，只好多索取抵押物。而其中，管理最为透明、且掌握在洋干部们手中的海关关税，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而诸如厘金等国内外公认的岢政，却又因被作为某些贷款的抵押品，而最后影响到了其改革。李鸿章自然是深解其中酸苦，但他除了一笑置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法国外交部宴请李鸿章的地方，选在了著名的艾菲尔铁塔。主人向李鸿章介绍，这是1889年为了纪念共和胜利一百周年而建，并邀请李鸿章可以更上一层楼。其时，该塔内已经安装电梯，上下十分便利，但李鸿章还是谢绝了，其原因已成历史之迷。或许，李鸿章这样的明白人，早已洞悉在更上一层楼之后，从这个共和国的高处，能看到自己在苦苦裱糊的大清破茅屋的将来？
大清国特使李鸿章，在这一天觐见了法国总统富尔（Faure），并参加了阅兵式和塞纳河上的焰火晚会。
从7月13日到8月2日，李鸿章在法国整整停留了21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为法国报刊追踪的焦点，甚至连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法国第一大报、也是欧洲第一家日报的Le Petit Journal，也在7月20日用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李鸿章身着黄马褂的大幅彩色画像。纵览这家报纸直到1944年停刊为止的全部历史，除了欧洲的君主们以外，以个人肖像、尤其是一个东方人的个人肖像作为封面，仅此一次。
实地考察这样一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对于李鸿章、乃至他的使团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新鲜和震撼的。在李鸿章子侄辈编撰、并由其亲自审阅的《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中，记录了7月16日法国总统在爱丽舍宫（旧译一粒西宫）为李鸿章举行的欢迎晚会。大清代表团惊诧地发现总统与其本国臣民也行宾主礼，而不是臣礼，看上去自贬身价，却“人卒无敢戏渝也者，情与义交尽也”，这样的官民关系远比大清来得“鱼水情深”。
在李鸿章到访之前的7月8日，法国国会专门讨论了大清代表团的接待规格问题，最后确认采用高规格，并拨出公款为大清代表团租赁豪华宾馆。法国有媒体在事后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接待李鸿章耗费了上百万法郎的民脂民膏，是对纳税人的亵渎。法国政府无奈，只好在报章上公布了所有细帐，总价不超过8万法郎，只相当于白银2万两，这才令舆论平息。相信大清代表团应该注意到了这些争议，但历史资料没能记录下李鸿章对法国政府在民意面前如此“弱势”和谨小慎微的观感。
对于这种“目无君父”的共和国，中国人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足够的词汇去描写。但当年，有一个词却已经破天荒地开始运用：“民主”，即“民选之主”的意思，指的是那些在共和制下取代了“以君为主”的“君主”的总统们。这一词汇，运用并不长久，而终被“总统”所替代，或许因为“总统”一词更能反映强人们“为民作主”“总而统之”、而非 “民选之主”的愿望？
李鸿章在这与“共和”亲密接触的21天时间内，除了官民关系外，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法兰西与俄、德那样的君主国家有什么区别：在大清的巨大购买力前，共和国和君主国都同样对李鸿章敞开了大门，政治理念在国家利益面前，无非是个婢女而已。在李鸿章的经验中，列强所加诸在中国身上的欺凌，与列强的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毫无关系，在压榨中国方面，列强们人人平等。对于大清帝国希望提高关税这样的正当理由，法兰西共和国也和别的国家一样，一拖二赖三狡辩，在这最为重要的经贸议题上，李鸿章毫无进展。
与访问俄、德不同的是，在这21天中，李鸿章足足安排了6天时间，参观银行、报社、织绸厂、提花厂、煤矿铁矿等，是本次出访中对民生相关产业最为密集的考察。在出访其它国家时多为重点考察对象的军火企业，倒在法国之行中成为配角。有研究者认为，在李鸿章眼中，法国的军事能力实在是稀松得很，十多年前的中法战争，法国在军事上丝毫也没有占有优势。到了“民主”统治下的共和国，多看看民生产业，倒也符合共和国的定位。在与法国总理举行的会谈中，李鸿章还专门涉及了“三农”问题，对法国农民的肥田技术十分感兴趣，法国总理随即表示愿意派出农业技术人员，到中国去传经送宝。
尽管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李鸿章对法兰西那样的共和国的直接评价，但在出访前一年（1895年），李鸿章在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译作《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作序时，却极为大胆地写道：“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赢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甚至认为，“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天下大公之局。”这样的观点，显然并不符合大清帝国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却是李鸿章一生中难得表露出来的思想闪电和理论锋芒。再看看李鸿章随后在另一个共和国美国，面对新闻界所发表的大量言论，尺度相当开放，完全是一个对世界大势了然于胸的达者。梁启超日后所谓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若不是借题发挥，便是纯粹抹黑了，或者是被李鸿章的“劲气内敛”（曾国藩的评语）所蒙蔽？
李鸿章曾经离最高权力、包括成为中国第一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中俄伊犁之战时，他的好朋友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就鼓动他“黄袍加身”：“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动乱中，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再度被国内外多种势力看好，纷纷鼓动他搞独立，乃至建立共和国。梁启超分析说：“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但他认为，李鸿章并不具备“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敢于自立，并为此对李鸿章冷嘲热讽。在梁氏这样将反政府作为饭碗的人眼中，民主也好，共和也罢，归根到底还是要夺权，甚至成了夺权的手段和旗号。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 “李民主”或“李总统”，则或许在他的笔下又成了袁世凯一般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了。
甲午战争后，在左派、右派争论着中国走帝制还是共和时，最有发言分量的李鸿章，却对这个问题不争论，成为一个左右逢源或者说左右为难的实干派，真正成了孤临秋风、独舞宝剑的孤臣。
实干是艰难的。在法期间，李鸿章参观了巴黎大银行，并与银行的总办就贷款与国家信用的问题，有一段看似闲扯实则意味深长的对话。
李鸿章问：“中国借洋款，一般都被要求有抵押，如今俄国从贵银行借款，有抵押吗？”
总办说：“没有”。
李鸿章就说：“那不是对中国不信任吗？”
总办解释说：“不是我们对中国不信任，而是这样的贷款都要发行债券去筹集，法国人如不能信任，则债券无人购买，款就难以筹齐了。” 这等于说：不是银行、而是法国的投资人对大清不信任。
文献的记载是李鸿章一笑而过，这一笑，该是会心的苦笑。其实，大清所借的洋债，大部分的利息并不很高，但因为清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公务运作多是黑箱进行，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被当作国家机密，老外们实在没有信心，只好多索取抵押物。而其中，管理最为透明、且掌握在洋干部们手中的海关关税，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而诸如厘金等国内外公认的岢政，却又因被作为某些贷款的抵押品，而最后影响到了其改革。李鸿章自然是深解其中酸苦，但他除了一笑置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法国外交部宴请李鸿章的地方，选在了著名的艾菲尔铁塔。主人向李鸿章介绍，这是1889年为了纪念共和胜利一百周年而建，并邀请李鸿章可以更上一层楼。其时，该塔内已经安装电梯，上下十分便利，但李鸿章还是谢绝了，其原因已成历史之迷。或许，李鸿章这样的明白人，早已洞悉在更上一层楼之后，从这个共和国的高处，能看到自己在苦苦裱糊的大清破茅屋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