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采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
　　其次，充分利用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19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
　　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致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抢占东北。但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但私下应允，已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
　　
　　“天津教案”的隐喻
　　作者：雷颐来源：经济观察报
　　
　　 1870年“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但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而醇郡王奕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了一种 “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其实，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 “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成为她的替罪羊。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正义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众情绪、行为将更趋极端，“极端”必然引起严重后果。因为清政府终将对外谈判、妥协，此时便要控制甚至镇压失控的民众。如此一来，民众则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认为其软弱无能、投降卖国。如此反复，清政府的威望必然一次次降低，这本是清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避免的悲剧。而民众似乎也总是忘记，清政府终归是要“议结”的，它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那些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煽风点火的官员，则会尽可能保护。这样的历史悲剧，民众真不应忘却。
　　
　　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标志
　　作者：刘魁立 来源：《文汇报》
　　
　　我们的传统节日同其他一些国家以宗教纪念日为核心的节日体系有极大的不同。这种历史积淀的群体性的庆祝活动，其核心功能在于认识自然、亲近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家庭和睦、亲族团结、社会和谐，培育人们美好情操、发扬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
　　这些节日在一年的周期中具有严整的分布，循环往替，成为错落有致的体系，而且内涵丰富、多彩多姿。无论是在植物符号方面(春节的梅花、水仙，清明的柳枝，端午的菖蒲、艾蒿，中秋的丹桂，重阳的菊花……)，食物符号方面(春节的饺子、年糕，上元的元宵，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以及居室装饰和衣物配饰符号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在不同节日里还伴随着各自特有的色彩纷呈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诸多竞技和游艺项目(旱船、秧歌、龙灯、高跷、拔河、划龙舟……)。严整的体系，丰富的内涵和无与伦比的多姿多彩，使得具有悠久历史而延续至今的民族传统节日历久而常新，装点着、美化着我们的生活，是广大民众心中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欢乐之歌。
　　出生在同一个地方，操同一种方言，我们就彼此认同为“同乡”，就多了一层亲近感。具有相同的民族成分、相同的国籍、相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彼此认同为“同胞”。特别是在异文化的环境中，同胞之间就会有强烈的亲近感，认同感。作为中华民族的子民，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有共同的价值观。看见红颜色，我们想到喜庆；听到锣鼓声，我们就激昂振奋；中秋时节，举头望月，就会在内心里油然产生对亲人和故土的拳拳思念。这些情感是其他民族的人们所没有的。这里包含着我们群体的价值观，这也是我们民族认同的标志，它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使我们在情感上产生一种向心力。传统节日尤其具有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其他民族看来，我们的传统节日也是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标志。在国外许多城市的唐人街，每逢佳节，海外侨胞都要举行庆祝活动，体现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这时节通过这些仪式和活动，我们民族的文化身份就会鲜明地显现出来，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昭示于其他民众。
　　
　　清仁宗与拿破仑
　　作者：朱维铮 来源：FT中文网
　　
　　科西嘉平民出身的拿破仑，于1795年得法国国民公会赏识而崭露头角，同年乾隆帝立第十五子为储君。次年拿破仑成为捍卫法国革命的将军，而满清君位“内禅”，继乾隆而立的清朝五世皇帝，改年号嘉庆。1799年，清朝的太上皇乾隆帝死了，嘉庆帝亲政，迅即发动政变，以反贪腐名义打掉专权的和珅集团；同年拿破仑在法国成为第一执政。亲政后的嘉庆帝，握有全球最大最富的帝国全权，却旋即将“咸与维新”的许诺，化作以我为核心的掩饰。而地球那一面的法兰西，拿破仑虽也追求独裁，却一直诉诸民意。1802年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两年后又成为皇帝，都通过公民投票，就是说他改共和国为帝国，本人成为帝国君主，仍然尊重共和国的民意。
　　正因如此，拿破仑在法国实行君主制“复辟”，似乎回到18世纪路易王朝的局面。“名者实之宾也”，真正重要的是体制。拿破仑追求独裁，个人动机是卑劣的，但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不自觉地充当欧洲史上空前的民主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即使走向君主独裁，仍然不断诉诸民意。较诸大清帝国的嘉庆皇帝，君权至高无上，财权由朝廷垄断，文官体制早由皇帝及其代理人说了算，而支持满洲征服地位的军权，尽管早因八旗腐败而丧失作用，仍不许“汉儿”，特别是南国士绅染指。
　　用不着重申清朝在嘉庆、道光间仍是全球首富。但国富未必兵强，养兵的数量未必等于质量。18世纪的雍正、乾隆二朝，国富程度达到全球极致。在总将国力等同于国家财富及其相应的养兵能力的拿破仑看来，那个高度集权并垄断国家财富的中华帝国的“沉睡”状态，当然有利于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崛起并称霸世界的取向。
　　年号嘉庆的满洲五世大君，于君临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死了。他比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惨败之后，统治多过五年，而且在表象上稳定——虽曾两度遭遇刺杀或夺宫，却都有惊无险，较诸拿破仑大起大落的生涯，可谓运气好极。但他们在东西两半球留下的历史遗产呢？恰好相反。单说拿破仑法典，就开创了普世性法治社会体制。而嘉庆帝的统治，却使富甲全球的中国，“内囊里将尽”，以致在他死后，庙号为“仁”，只是对所谓孔孟“仁术”的最大讽刺，因为不到二十年，中国民众便成为满洲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不断赔款割地的直接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