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树立先生《两种文化间的彷徨》一文，能以如此生动、精炼的语言将近代以降的科学与人文的繁杂清晰梳理，给人以强烈印象，堪称佳作。但文中关于意识研究始于弗朗西斯·克雷克一九五三年参与DNA的双螺旋结构、揭示遗传密码而荣获诺贝尔奖的提法颇有不当。
　　弗朗西斯·克雷克，又译为克里克(见威廉·卡尔文著，杨雄里、梁培基译：《大脑如何思惟》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其名英文是FrancisHarry
　　 ComptonCrick)他与J·沃森，M·威尔金斯共获一九六二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就是测定DNA的分子结构。而该成果的获得是一九五三年。一九四九年他加入剑桥大学卡尔迪什实验室医学研究组。一九五一年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到该室。克里克接受了沃森的DNA三维结构及其在遗传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并参与建立与DNA分子已知的物理、化学性质相符的结构模型的工作。他的贡献在于：提出在此模型中，若长链分开，则每条链均可为模板，以细胞中的小分子为原料重新组成碱基序列与之互补的新长链，以及DNA分子上的碱基顺序构成遗传密码，可决定细胞特有的蛋白质的合成的观点。并于一九六一年证明了每条DNA长链中的碱基每三个构成一组(三联体)，标志着蛋白质分子中氨基酸的位置。其后，他又参与了测定正常见于蛋白质的二十种氨基酸的密码及细胞用DNA中遗传信息形成蛋白质的方式。
　　克里克与沃森等之所以能发现DNA分子结构，是基于一个信念：“证明那些显然是由于太神秘而被认为不可能由物理学或化学规律来解释的领域，事实上却能用理化规律来作解释。”因此，只要“使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概念，那么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就完全可以应用精确的术语来思考。”当他们这样做了，他们获得了成功。克里克挟获诺贝尔奖的雄风便转向“意识”的研究。力图通过脑生物学或分子生物学突破他称之为的“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分界线”。其结果尽管发表了《使人震惊的假说》，但却被霍根认为不如将“使人震惊的”改为“令人沮丧的”“假说”。实际上，原本从事水雷研究的克里克之所以决定“使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概念”来思考生物学，主要是受了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当克里克和沃森完成了其对DNA结构的描述并将文章寄给这位精神导师之后，这位提出用波动方程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理论，并以其方程奠基量子力学，最早试图用量子物理来阐明遗传结构稳定性的先驱，却对其开创的这个新思路失去了兴趣，竟然未对克里克等的热情作任何回复(参见洛伊斯·N·玛格纳著，李难等译，《生命科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