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安 ,男 , 56岁, 汉族 ,山东枣庄人,现居北京。
　　1956：在农民家庭出生,
　　1964：进村头小学念书,
　　1978：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
　　1984：分配至广播器材厂工作,
　　1985：与同厂员工孙静芳结婚,
　　1986：女儿出生,
　　2006：儿子开了家饭馆,
　　2006至今：退休在家。
　　当别人问起他最怀念的一个人、一件事、一段时光时，王贵安说不出一个字。然而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人间默剧》生成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竟拥有如此多个“最”：
　　最疑惑：为什么出身大户人家的母亲要嫁给父亲做一辈子的农民？
　　最英勇：小学第一年跟同学打架，掉了第一颗牙。
　　最恐慌：三年自然灾害时最小的弟弟出生了，但不到一个月便夭折。
　　最梦想：大专时萌生写作热情，被同学称为“煎饼诗人”，但最终却与文学无缘。
　　最姻缘：因相亲对象临时有事，误结识代其传信的好友静芳，至今两人已经步入银婚。
　　最谨慎：1986年第一次做父亲，给孩子洗澡时十分慌张，生怕把胳膊碰掉了。
　　最努力：退休后爱上烹饪，报名学习班，老伴儿和儿女都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
　　最难忘：王贵安说，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我珍惜的那些回忆，太多太多了。
　　“银发经济”
　　近几年，普通人写“回忆录”悄然兴起。除了一些人自己执笔外，还出现了不少文化公司代笔撰写回忆录。据《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选择代写回忆录服务的超过90%是老人。目前，在一些大城市，这个生意越来越红火，埋单的多是老人的子女。
　　有投资者说：“人类在18世纪发现了儿童，19世纪发现了妇女，20世纪发现了老年人。”而确切的数据更加直白：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 78亿，占总人口的13. 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 19亿，占总人口的8. 87%。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而到了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2025年达到3亿，2042年老年人口比例就会超过30%，2051年达到4. 3亿的峰值。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发展，伴随着21世纪始终，成为我国不可逆转的长期人口现象。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也造就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据民政部测算，由于老年人口发展速度过快，到2050年我国的老年人市场需求是8000多亿，中国实际已经迎来了“银发经济”时代。虽然市场潜力巨大，但目前老年产业发展滞后并呈现不均衡的局面。全国老龄办城市养老服务曾做过调查：目前我国老年人总的服务需求满足率仅为15. 9%，还有84. 1%的老年人服务需求没有被满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物质需求得以满足的同时，精神需求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寻找合适的服务项目成为一个新课题。目前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领域，能够真正关注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产品屈指可数，能够针对老年人的不同特质进行产品设计和服务的机构更是寥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文化创意公司嗅到了商机。
　　“孩子的市场已经很拥挤，老年人的市场则相对比较空。而在老年人的市场中，保健、养生、旅游等传统项目这些年已经做得很多了，但是对于老年人的精神消费市场则是一片空白，没有什么公司是为满足老年人的精神世界而服务的。”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运营总监申辰对《望东方周刊》说。
　　这家文化公司成立初期曾做过市场调查，他们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在精神层面有两个需求特别突出：一是强烈的倾诉欲望。但是由于子女都特别忙，有的甚至不跟老人住在一起，因此他们很难跟子女有深层次的交流；另一个是喜欢回忆，他们总是将“想当年、从前、年轻的时候……”挂在嘴边。
　　针对老年人的这些需求，一些文化公司开辟了代写回忆录、定制个人传记、个性杂志、作品集等新型服务，其中以代写回忆录最为引人注目。
　　“很多老年人都想写回忆录，但有几个能真的动笔写？很多都是力不从心。为了满足老年人的这个愿望，2011年我们公司推出了代写回忆录的服务。”申辰说。几乎同时，同在北京的另一家文化公司也开始涉足个人出书和代写回忆录的业务。
　　据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介绍，公司成立一年多，已经为顾客制作了300多本回忆录。按照代写一本回忆录的服务费2. 5万元来计算，300本的回忆录就能给公司创造超过750万的收入。类似的公司还有时代铭语、忆步文化、蔚蓝文化、东方志联等，这些公司平均每个月能代写5本回忆录。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学军针对普通老人出回忆录的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老人都有倾诉的欲望，与代写人谈话的过程中，老人感觉自己回到当年一般，是寻求自身肯定的一种方式。虽然花上万元为自己出回忆录，尚不能为全部老人接受，但一些尝鲜的老人已经为代写公司带来了商机。而这些 文化公司正是看准“银发市场”的潜力，才涉足这一行的。
　　一本回忆录的流程
　　赵平是文化公司的访谈员，他的工作就是跟想要写回忆录的老人聊天，帮助老人回忆和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们会事先准备大量的资料和问题，但见到老人的第一面时，却是先营造轻松的谈话氛围。”赵平要先给老人讲一些自己了解到的历史大背景，“要问老人，那个时候他多大、在哪、做什么，从点滴入手，让老人展开对往事的追忆。”
　　赵平只负责代写回忆录的采访环节，而一本回忆录的制作还要经过很多道程序。
　　在开始做访谈之前，首先要填写一张固定模板的简历，包括老人的基本信息，工作情况以及兴趣爱好等。
　　然后便是挖掘工作。通过老人生活的历史背景分析推敲老人在哪一段历史事件中可能会有牵涉，哪些历史事件可能对他有影响。通过这样系统的分析，制作出一份比较详细的采访提纲。一般来说，提纲中会包括童年、求学、爱情、家庭、工作等要素。
　　“制定好采访提纲后再跟老人当面沟通，一方面看有没有什么是他不想提的部分，另一方面是根据回忆的内容让老人准备一些图文资料。”赵平说，“毕竟一本回忆录对一位老人还是很重要的，他的一辈子都在这本书里，都在讲给我们听，当然要尊重对方的意见。”
　　一般来说，一本回忆录要采访2～4次，每次2～4小时不等，访谈必须录音。结束后再由速记员将音频资料转换成文字资料，然后交由专业的编辑进行加工、润色，形成初稿。
　　此时，这本书的主人公会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回忆录，经过仔细阅读，老人会对内容和文字做一些修改。之后编辑再按照公开出版物的规定进行严格的三审三校。“我们代写的回忆录拿到出版社就直接可以出版了，连书中涉及到的敏感话题我们也会严格把关。”辰申说。
　　这些公司的员工大部分是长期从事写作工作或出版工作的专业人士，“有的是作家协会的，有的是专门写人物传记的写手，年龄在30～60岁之间。”北京时代铭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明介绍说。
　　一般来说，一本回忆录的制作需要一到四个月，价格在1万到5万元之间，根据字数和版式的不同而变化。
　　“我希望未来代写个人回忆录能做到模式化，形成一个类似于工厂的流水线，从采访、书写、设计、排版到最后成书，整个流程都有模板，那费用就可以大大降低，普通大众也就能够消费得起了。”张志明说。
　　定位普通人
　　在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回忆录这种文体。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克塞诺封写了一本书，比较完整而忠实地记载了苏格拉底的言论和经历，书名就叫《回忆录》。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以回忆录题名的一本书了。
　　在中国，撰写回忆录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儒家经典《论语》，就是一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可以看作是一篇回忆录文章。古人撰写的一些吊唁文章和墓志铭，也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后来，回忆录这种文体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人民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因此，同这些伟人共事过的、接触过的人，就撰写回忆录来表示自己的崇敬心情，同时也为后人贡献宝贵的文献资料。它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是全面研究断代史、学术成果不可缺少的资料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下，党史研究冲破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禁锢，迈上了正常研究的轨道。此后，在党内高层领导人当中出现了撰写回忆录的热潮。
　　杨尚昆、黄克诚、胡乔木、李雪峰等中央书记处成员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1991年，师哲口述的《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开创了党内大翻译撰写回忆与自述的先河。此后，李越然、冀朝铸、阎明复等都写了回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
　　这种思潮一直影响到今天，除此之外，很多影视明星、社会名流或商界领袖也都纷纷撰写个人传记或回忆书籍。
　　但即便是这样，回忆录仍然属于伟人、名人那些“大写的人”，而小人物往往在历史记录中被忽视。“不是只有伟人才能写回忆录。代写个人回忆录就是要定位于普通人，这些人生活在一个极不普通的年代，经历了很多并不普通的事。”辰申说。她们公司所代写回忆录里的主人公都是在这个起起落落的时代中前进的普通人，有离休干部、出租车司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民间艺人、会计、收藏家等。“很多老人写回忆录并非想丰碑立传，而是想记录一生和抒发人生感悟。”
　　欧阳莉莉是一名老舞蹈艺术工作者。77岁的她刚刚拿到了自己的回忆录，现在她在为送书名单的敲定而苦恼。“朋友们还说要帮我办个送书仪式，我最近在练习签名。”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值得回忆的东西，或者有想记录下来的愿望。我出书，一方面给后代，让他们知道以前有一位老人，不算是知名的舞蹈家，但是还做了贡献的，有着丰富的一生，并且一辈子都在努力。”欧阳莉莉对《望东方周刊》说。
　　看过欧阳莉莉的回忆录，我们发现了她并不简单的一生：六岁开始演话剧、拍电影；后来考上歌舞团，刚结完婚就去了西藏支援建设；在小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的时候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即使到了70多岁的年 纪还依然坚持上台表演. . . . . .“我在西藏的经历都记录在回忆录里了，这是我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个人的私人历史
　　中国人历来都讲究“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思想出自《左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鲁国大夫叔孙豹与范宣子讨论“朽不朽”的问题。叔孙豹回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对回忆录的热衷就是“不朽”情结的表现，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希望能够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思想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去，被后世所记住。
　　据代写回忆录的公司介绍，他们的顾客基本都是老年人，多生于上世纪30～40年代，集中在北京、天津及周边地区，以男性居多，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这些老年人大多经历丰富，有的人参加过解放战争，亲历新中国成立、土改和“文革”等。“他们特别希望把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写出来，因此子女都会帮助老人完成这个愿望。” 张志明对《望东方周刊》说。
　　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博士沙青青近期也关注到了这些代写公司。他认为，普通人的经历基本上无法出现在传统的历史书写中，但小人物的回忆录对于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事件有积极的作用。
　　除了代写回忆录的公司之外，还有很多平台可以满足人们回忆的意愿。比如，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栏目刊登过不少回忆性随笔，此外还有《炎黄春秋》等杂志；凤凰网专门设立“知青频道”，很多知青上传回忆文章，如《三知青姐妹夜困客车站 好心人一碗热面条铭记42年》、《知青程济威：土挂面的辛酸记忆》、《知青王宪：在草原上打狼的故事》等；依托互联网，近几年还出现了不少论坛和博客，有着共同经历的战友、老兵等形成一个圈子，以文字形式共同记录历史。
　　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人群都有讲述自己过去的权利，这是社会进步和开放的表现。可以说一本个人回忆录就是一个人的私人历史。但对于个人回忆录，尤其是代写公司所出品的回忆录其真实性和历史价值却不能过分放大。“这些代写公司只负责记录和整理的工作，并不对其内容做真实性考证。同时，老人们在回忆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规避一些他们不愿意说的东西，而这些有可能恰恰是历史需要记载的。”沙青青说。
　　代写公司也承认，个人回忆录中可能会出现史实错误，“我们的人力、物力和专业能力都无法完成对讲述者内容的考证，但因为我们所做的并不是口述史，不需要百分之百的还原历史真相。但是这么多人都在回忆自己的经历，他们的共同记忆多少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申辰说。
　　北京出版社人文社科编辑莫常红也表示：小人物或者说普通大众的个人传记或回忆录不应该过分渲染，如果要出版的话，一方面它的文学价值不大，社会价值也有待商榷，而对于出版社来说经济价值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