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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本期始，我刊将开设“哈佛随笔”专栏。由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为哈佛大学英语系高级研究学者的郭英剑教授记述哈佛大学中“人与书”的故事。
2013年1月18日中午12点半，国航CA981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将我带向美国波士顿。我此次行程的目的是到哈佛大学英语系做高级研究学者。
众所周知，哈佛是美国的顶尖高校。于我个人而言，无论是在我所从事的美国文学、比较文学等领域，还是我近几年来特别感兴趣的高等教育等领域，哈佛都成就卓越，堪称世界风向标。
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我把自己的目光放在“哈佛人”与“哈佛书”上——我想通过观察哈佛的学者，从而进入到他们的学术世界，或者通过其学术著作与成就，反观其一流学者的风范，进而试着从一个侧面，去深入了解哈佛之所以在370余年的历史中独领风骚的原因。
这文章，我想从一位百岁教授说起，他叫丹尼尔·埃隆（Daniel Aaron）。
说起这位世纪老人，不能不提香港城市大学的著名学者张隆溪教授。在知道我即将要到哈佛来之前，早年博士毕业于哈佛的张教授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等到了哈佛，你一定要去拜访埃隆教授——那是哈佛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应该去向他表示敬意。他虽然年过一百，但仍然还在工作。
说到机缘巧合，我还得提一个人——吉什·任（Gish Jen）女士，她是一位有中国血统的美国著名女作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她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数度被选入年度美国最佳小说。
在我2月28日与她的邮件联系中，她告诉我第二天自己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有个讲座，在征求该院意见后，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也邀请我参加。
就这样，在我还未正式去拜访埃隆教授之前，就有了一次难得的与这位百岁老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走在已经进入3月、略有几分春意的剑桥大街上，我头脑中闪现的是由文字组成的一位名教授形象。埃隆，一位作家和学者，出生于1912年8月4日，今年已经101岁了。他早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之后进入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在初次到哈佛的1933年之后的几年间，他曾经改过当时还是本科生的、后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英文作业。1937年，埃隆教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第一个美国文明（American Civilization）专业的博士学位。
从哈佛毕业之后，他到了同在麻省的一所著名的文理学院，也是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任教，在这里一教就是30年。在他任教期间，从史密斯学院走出来的优秀女性众多，包括后来的里根夫人（Nancy Reagan），著名女作家与女权主义者弗里丹（Betty Friedan）、著名女作家普拉斯（Sylvia Plath）和著名女作家、女权主义者斯坦内（Gloria Steinem）等。
1971年，埃隆转到哈佛任教，在英文系工作，其研究领域包括美国文艺复兴、美国内战以及美国的进步作家等。1983年正式退休。据说，时任哈佛校长说：只要埃隆教授在世，哈佛就会为他留一间办公室。因此，他迄今还是哈佛大学英美文学荣誉教授。在英文系的所在地巴克中心大楼，也依然有他一间办公室。
11：30分——正是我们约定的时间，站在马路对面的我，看到通向巴克中心大楼的后门慢慢地被从里面拉开了，随后，从里面走出一位推着老人使用的手推车的老人。出来之后，他扶着手推车停在那里，向外仰望着。
他看上去顶多不过七八十岁的样子，身着一件泛白的米黄色风衣，里面是正式的西服。虽然已经进入了3月份，但波士顿的天气，依旧还是带有寒意。他就那样站着等候。我想，他应该就是埃隆教授了。
我走过去打招呼：“请问您是埃隆教授吗？”
他说是的。
我说我是吉什·任的朋友，也要一同去参加会议的。
他听说我来自中国后，立刻告诉我，他正在看一本书，作者是位中国知名学者。于是，我们针对这个学者及其著作聊了起来。
正聊得起劲，吉什·任女士驾车过来，停在了我们身边。
下车后，大家互相问候。说话间，旁边一个中年美国人走过来跟埃隆教授打招呼，先自我介绍，然后说自己的女儿在哈佛，对他非常崇拜，自己也非常尊敬他，希望将来能跟他聊聊。他问：您有电子邮件吗？埃隆教授回答说，我没有电子邮件。但你可以随时到我办公室来。
那人说好的，特意走近来拉了拉埃隆教授的手以示敬意。这温馨的一幕，让我看到了人们对埃隆教授的敬意。
吉什照顾埃隆教授，慢慢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我把手推车推到车后，然后把它折起放在车上。
上车后，吉什·任问，看你们聊得很热闹，有什么共同的话题？
还未等我接话，埃隆教授说道，我们在谈一位学者。但他没有就这个话题说下去，而是接着问我是否认识另外一个人。很遗憾，我不太认识。他就跟我们两个讲了些这位学者的情况。
埃隆教授在讲述的时候，我的思想开了小差。想到这位令人敬仰的百岁老人，在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了，而在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从哈佛大学的教职上光荣退休，但他却退而不休，一直在不断地工作，不禁令我十分感慨。
埃隆教授是研究美国诗人茵曼（Arthur Crew Inman，1895-1963）的专家，编辑了诗人从1919-1963年长达1700万字的日记。他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代表作为《左翼作家》（Writers on the Left，1961），这是一本深入研究美国文学左派思想及其作家的作品。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在评论中说，虽然埃隆教授并不认同这些作家的观点，但他却从不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弃之不顾，因为他很清楚，这些作家深为关切的是人类的痛苦。我倒认为，与其说埃隆教授是以其博学与热情对这些有争议的作家做了客观的分析和探讨，倒不如说，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去研究那些红色作家，更多表现出的是一位学者的勇气和深远的学术视野。该书在当时轰动一时，还占据了《纽约时报》评论的排行榜。后来，该书连续再版13次，成为一部经典之作。除此之外，他还一直是《纽约书评》的撰稿人。正是由于他为学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1973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后，又于1977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院士。 讲座的地点安排在一楼一个圆桌型的会议室。吉什·任作为主讲嘉宾，与过来过去的人寒暄问候。埃隆教授坐在那里跟我继续聊天。
他问我：你知道钱锺书么？——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听清楚他的发音（外国人发中国人的名字总是如此），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后来，他一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还写小说，写评论，在中国很有名。我突然知道他说的是谁了。我说：哦知道了，您说的是钱锺书。他笑笑说：对，就是他。我在北京的时候见过他。正说话间，一位前来参会的哈佛教授过来跟他打招呼，然后两位老友聊了起来，不时还哈哈大笑。
望着眼前这位亲切和蔼的老人，我在想，如果不是提前知道，或许没有人会把他与一位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联在一起。
埃隆教授最为人称道的贡献之一，是在1979年帮助创建了名为“美国文库”（Library of America）、主要出版经典的美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迄今为止，这一“文库”已经出版了200多卷的美国文学经典之作，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美国经典作品的权威版本。从那个时候到1985年，他一直担任该文库的主席和董事会成员，到目前为止，也还是董事会的荣誉成员。而且，在2007年，他还出版了《研究美国的学者》（The Americanist，2007）一书。
2010年，埃隆教授荣获美国人文勋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ist），这项美国的最高荣誉表彰了他对美国文学与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颁奖词说，“作为美国文库的发起人，他以权威版本的方式，出版了美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从而帮助我们保留了这个国家的传统。”
演讲大厅中，人们陆续到齐。吉什·任的演讲开始了。她的演讲主要谈东西方差异，主要谈中国，也介绍自己最新的两本。讲座很精彩，讨论很热烈。我特别注意到，坐在我身边听讲的这位百岁老人，在讲座的过程中，始终精神抖擞，认真聆听。虽然他没有提问和讲话，但他专注的神情，我不会忘记。
精彩总是显得短暂。仿佛在恍惚之间，讲座以及讨论就结束了。大家在自由交流。这个时候，坐在我身边的埃隆教授又饶有兴趣地跟我聊天。他问我：中国有畅销书吗？它们是如何变为畅销书的？靠广告吗？你看不看中国的当代作品？如果看，你获取它们的渠道是什么？作品那么多，如何知道哪些作品应该读、哪些作品不值得读？中国有没有非常重要的批评家？他/她推荐的书目是否会成为畅销书？
可惜，时间真的是一晃就过去了。大厅里已经差不多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我们同来的三个人，请人为我们照了一张颇具纪念意义的照片。然后，我们慢慢地往外走。
在路上，埃隆教授跟我说，欢迎你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看看。我问他，我怎么才能找到您，他说：我写给你吧。说着，他就在旁边的沙发上缓缓坐下。我拿出自己的笔记本，递上一支笔，他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
吉什·任女士把我们两个送到巴克中心。由于是单行道，车不得不停到中心的对面。下车之后，吉什嘱咐我，把老人送过马路。我照做了，在过马路的时候，扶了他一把，但老头扭头对我说：“你不用扶我。我每天都路过这里的。”我笑笑说：只是跟您一起过马路而已。
过了马路，他对我说：回头来找我。
我说一定，挥挥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仿佛是在瞬间，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一位百岁老人，他思路清楚、反应敏捷、口齿伶俐（对这样一位老人来说，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关键是，他一点也没有给人他已年过耄耋的感觉。单看外貌，你会觉得他是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交谈中你又会觉得，他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像！有时候，聊到一个人名，他想不起来了，会仰起头、咂吧一下嘴说，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然后静默几秒钟，接着往下说。他说话的时候，神态安详自然，但思维敏捷。谈着谈着，你会随着他慢慢进入到了一种学术的对话当中，早已忘记了他是位老人，更不要说是位百岁老人了！
2012年，在埃隆教授100岁生日到来之际的8月3日，哈佛的校报《哈佛深红色》（Harvard Crimson）专门为他做了篇报道说，这位百岁老人，创造了很多奇迹。全球百岁老人大约有50万，但其中只有一位是哈佛的教授。而就是这位老人，他从1929年至今，一直笔耕不辍，到现在为止，他每天还都到办公室去，有时候周末也去。
回头望去，隐约还能看到他的侧影，虽然推着手推车显得步履蹒跚，但他的脚步又是那样坚定而有力。
埃隆教授，就是哈佛的脊梁。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2013年1月18日中午12点半，国航CA981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将我带向美国波士顿。我此次行程的目的是到哈佛大学英语系做高级研究学者。
众所周知，哈佛是美国的顶尖高校。于我个人而言，无论是在我所从事的美国文学、比较文学等领域，还是我近几年来特别感兴趣的高等教育等领域，哈佛都成就卓越，堪称世界风向标。
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我把自己的目光放在“哈佛人”与“哈佛书”上——我想通过观察哈佛的学者，从而进入到他们的学术世界，或者通过其学术著作与成就，反观其一流学者的风范，进而试着从一个侧面，去深入了解哈佛之所以在370余年的历史中独领风骚的原因。
这文章，我想从一位百岁教授说起，他叫丹尼尔·埃隆（Daniel Aaron）。
说起这位世纪老人，不能不提香港城市大学的著名学者张隆溪教授。在知道我即将要到哈佛来之前，早年博士毕业于哈佛的张教授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等到了哈佛，你一定要去拜访埃隆教授——那是哈佛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应该去向他表示敬意。他虽然年过一百，但仍然还在工作。
说到机缘巧合，我还得提一个人——吉什·任（Gish Jen）女士，她是一位有中国血统的美国著名女作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她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数度被选入年度美国最佳小说。
在我2月28日与她的邮件联系中，她告诉我第二天自己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有个讲座，在征求该院意见后，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也邀请我参加。
就这样，在我还未正式去拜访埃隆教授之前，就有了一次难得的与这位百岁老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走在已经进入3月、略有几分春意的剑桥大街上，我头脑中闪现的是由文字组成的一位名教授形象。埃隆，一位作家和学者，出生于1912年8月4日，今年已经101岁了。他早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之后进入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在初次到哈佛的1933年之后的几年间，他曾经改过当时还是本科生的、后来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英文作业。1937年，埃隆教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第一个美国文明（American Civilization）专业的博士学位。
从哈佛毕业之后，他到了同在麻省的一所著名的文理学院，也是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任教，在这里一教就是30年。在他任教期间，从史密斯学院走出来的优秀女性众多，包括后来的里根夫人（Nancy Reagan），著名女作家与女权主义者弗里丹（Betty Friedan）、著名女作家普拉斯（Sylvia Plath）和著名女作家、女权主义者斯坦内（Gloria Steinem）等。
1971年，埃隆转到哈佛任教，在英文系工作，其研究领域包括美国文艺复兴、美国内战以及美国的进步作家等。1983年正式退休。据说，时任哈佛校长说：只要埃隆教授在世，哈佛就会为他留一间办公室。因此，他迄今还是哈佛大学英美文学荣誉教授。在英文系的所在地巴克中心大楼，也依然有他一间办公室。
11：30分——正是我们约定的时间，站在马路对面的我，看到通向巴克中心大楼的后门慢慢地被从里面拉开了，随后，从里面走出一位推着老人使用的手推车的老人。出来之后，他扶着手推车停在那里，向外仰望着。
他看上去顶多不过七八十岁的样子，身着一件泛白的米黄色风衣，里面是正式的西服。虽然已经进入了3月份，但波士顿的天气，依旧还是带有寒意。他就那样站着等候。我想，他应该就是埃隆教授了。
我走过去打招呼：“请问您是埃隆教授吗？”
他说是的。
我说我是吉什·任的朋友，也要一同去参加会议的。
他听说我来自中国后，立刻告诉我，他正在看一本书，作者是位中国知名学者。于是，我们针对这个学者及其著作聊了起来。
正聊得起劲，吉什·任女士驾车过来，停在了我们身边。
下车后，大家互相问候。说话间，旁边一个中年美国人走过来跟埃隆教授打招呼，先自我介绍，然后说自己的女儿在哈佛，对他非常崇拜，自己也非常尊敬他，希望将来能跟他聊聊。他问：您有电子邮件吗？埃隆教授回答说，我没有电子邮件。但你可以随时到我办公室来。
那人说好的，特意走近来拉了拉埃隆教授的手以示敬意。这温馨的一幕，让我看到了人们对埃隆教授的敬意。
吉什照顾埃隆教授，慢慢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我把手推车推到车后，然后把它折起放在车上。
上车后，吉什·任问，看你们聊得很热闹，有什么共同的话题？
还未等我接话，埃隆教授说道，我们在谈一位学者。但他没有就这个话题说下去，而是接着问我是否认识另外一个人。很遗憾，我不太认识。他就跟我们两个讲了些这位学者的情况。
埃隆教授在讲述的时候，我的思想开了小差。想到这位令人敬仰的百岁老人，在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了，而在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从哈佛大学的教职上光荣退休，但他却退而不休，一直在不断地工作，不禁令我十分感慨。
埃隆教授是研究美国诗人茵曼（Arthur Crew Inman，1895-1963）的专家，编辑了诗人从1919-1963年长达1700万字的日记。他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代表作为《左翼作家》（Writers on the Left，1961），这是一本深入研究美国文学左派思想及其作家的作品。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在评论中说，虽然埃隆教授并不认同这些作家的观点，但他却从不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弃之不顾，因为他很清楚，这些作家深为关切的是人类的痛苦。我倒认为，与其说埃隆教授是以其博学与热情对这些有争议的作家做了客观的分析和探讨，倒不如说，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样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去研究那些红色作家，更多表现出的是一位学者的勇气和深远的学术视野。该书在当时轰动一时，还占据了《纽约时报》评论的排行榜。后来，该书连续再版13次，成为一部经典之作。除此之外，他还一直是《纽约书评》的撰稿人。正是由于他为学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1973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后，又于1977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院士。 讲座的地点安排在一楼一个圆桌型的会议室。吉什·任作为主讲嘉宾，与过来过去的人寒暄问候。埃隆教授坐在那里跟我继续聊天。
他问我：你知道钱锺书么？——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听清楚他的发音（外国人发中国人的名字总是如此），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后来，他一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还写小说，写评论，在中国很有名。我突然知道他说的是谁了。我说：哦知道了，您说的是钱锺书。他笑笑说：对，就是他。我在北京的时候见过他。正说话间，一位前来参会的哈佛教授过来跟他打招呼，然后两位老友聊了起来，不时还哈哈大笑。
望着眼前这位亲切和蔼的老人，我在想，如果不是提前知道，或许没有人会把他与一位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联在一起。
埃隆教授最为人称道的贡献之一，是在1979年帮助创建了名为“美国文库”（Library of America）、主要出版经典的美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迄今为止，这一“文库”已经出版了200多卷的美国文学经典之作，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美国经典作品的权威版本。从那个时候到1985年，他一直担任该文库的主席和董事会成员，到目前为止，也还是董事会的荣誉成员。而且，在2007年，他还出版了《研究美国的学者》（The Americanist，2007）一书。
2010年，埃隆教授荣获美国人文勋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ist），这项美国的最高荣誉表彰了他对美国文学与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颁奖词说，“作为美国文库的发起人，他以权威版本的方式，出版了美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从而帮助我们保留了这个国家的传统。”
演讲大厅中，人们陆续到齐。吉什·任的演讲开始了。她的演讲主要谈东西方差异，主要谈中国，也介绍自己最新的两本。讲座很精彩，讨论很热烈。我特别注意到，坐在我身边听讲的这位百岁老人，在讲座的过程中，始终精神抖擞，认真聆听。虽然他没有提问和讲话，但他专注的神情，我不会忘记。
精彩总是显得短暂。仿佛在恍惚之间，讲座以及讨论就结束了。大家在自由交流。这个时候，坐在我身边的埃隆教授又饶有兴趣地跟我聊天。他问我：中国有畅销书吗？它们是如何变为畅销书的？靠广告吗？你看不看中国的当代作品？如果看，你获取它们的渠道是什么？作品那么多，如何知道哪些作品应该读、哪些作品不值得读？中国有没有非常重要的批评家？他/她推荐的书目是否会成为畅销书？
可惜，时间真的是一晃就过去了。大厅里已经差不多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我们同来的三个人，请人为我们照了一张颇具纪念意义的照片。然后，我们慢慢地往外走。
在路上，埃隆教授跟我说，欢迎你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看看。我问他，我怎么才能找到您，他说：我写给你吧。说着，他就在旁边的沙发上缓缓坐下。我拿出自己的笔记本，递上一支笔，他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
吉什·任女士把我们两个送到巴克中心。由于是单行道，车不得不停到中心的对面。下车之后，吉什嘱咐我，把老人送过马路。我照做了，在过马路的时候，扶了他一把，但老头扭头对我说：“你不用扶我。我每天都路过这里的。”我笑笑说：只是跟您一起过马路而已。
过了马路，他对我说：回头来找我。
我说一定，挥挥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仿佛是在瞬间，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一位百岁老人，他思路清楚、反应敏捷、口齿伶俐（对这样一位老人来说，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关键是，他一点也没有给人他已年过耄耋的感觉。单看外貌，你会觉得他是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交谈中你又会觉得，他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像！有时候，聊到一个人名，他想不起来了，会仰起头、咂吧一下嘴说，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然后静默几秒钟，接着往下说。他说话的时候，神态安详自然，但思维敏捷。谈着谈着，你会随着他慢慢进入到了一种学术的对话当中，早已忘记了他是位老人，更不要说是位百岁老人了！
2012年，在埃隆教授100岁生日到来之际的8月3日，哈佛的校报《哈佛深红色》（Harvard Crimson）专门为他做了篇报道说，这位百岁老人，创造了很多奇迹。全球百岁老人大约有50万，但其中只有一位是哈佛的教授。而就是这位老人，他从1929年至今，一直笔耕不辍，到现在为止，他每天还都到办公室去，有时候周末也去。
回头望去，隐约还能看到他的侧影，虽然推着手推车显得步履蹒跚，但他的脚步又是那样坚定而有力。
埃隆教授，就是哈佛的脊梁。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