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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稍微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州“旧城改造”的人，都知道魏可英这个名字。从东福新村、闽都新村、玉融花园、东辉花园到榕城花园，福州城市面貌的改变，一砖一瓦地砌垒，一步一步地开拓，都和魏可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你知道五一广场那两匹马的来历吗？
福州五一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两侧，各有一匹奔马雕塑，一匹低着头，奋力向前，另一匹则高昂头颅，举蹄向上。
说起这两匹马，不得不回到上世纪末。
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动荡，当时刚刚升温的华侨投资热像温度计掉进了冰窖，直线下降。福州的侨资地产公司纷纷撤资，走得只剩几家，其中一家就是魏可英的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魏可英不信改革开放经不起风浪，他坚持留了下来。不仅要留下来，他还要用行动告诉那些准备撤资的外资企业，撤资的决定是错误的。
他马上按原计划宣布成立香港东安代理有限公司福州办事处，不仅如此，他还注册成立了福建东建地产有限公司，他赌上了所有，坚定不移地开始情系八闽的二十载岁月。
1990年1月，东建的开业典礼被政府隆重安排到于山堂举行。于山堂至今仍是福州市政府高规格接待处，一个外资企业的开业典礼被安排在这里，可见魏可英这个举措的重大影响。
当时电视台、电台及各家报纸，本地的、外地的，市级、省级乃至中央级的，各路新闻媒体都派了记者，一时间，“魏可英逆势而为，别人撤资他投资”的新闻，广为传播。这件事不但在福州，甚至在全中国，都是极其罕见的，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用现在的话说，魏可英制造了正能量。
在魏可英的现身说法下，许多华侨和境外企业再次回福建投资。为了奖掖魏可英的表率行为，当时福州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诚邀魏可英作为五一广场上两匹白马雕塑的捐助人，这才有了现在的那两匹奔马雕塑。
靠真诚和实力立足日本
1938年农历九月初八，魏可英出生在福清市三山镇鳌头村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父亲旅居日本，母亲娘家亲属旅居印度尼西亚。但是和普通的华侨家庭不同，父亲去了日本后音讯全无，家里没有任何侨汇的支撑，贫困和饥饿成为魏可英童年最深的记忆。
那时候的魏家，一天只能煮一顿饭，魏可英看着别人家的黄牛在吃草，而且吃得肚子圆溜溜，心生羡慕，对母亲说：“娘，人要是能像牛一样吃草多好呀。”在魏可英儿时的记忆里，番薯粥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为了贴补家用，上高中的魏可英第一次做起了“二盘商”，卖的是驱风油，一瓶赚一毛钱的差价。可别小看这一毛钱，要知道，当时馒头只卖三分钱，一斤猪肉也就七角六，卖出三瓶就可以从“黑市”买回一斤大米。
互通有无，放在现在，实属寻常。可是那是在1959年到1962年之间，搁当时，往大里说，就是“资本主义”行为，一旦被抓住，至少戴上一个“投机倒把”的帽子，然后被抓去批斗、游街，甚至会被判刑。为了家里，魏可英只好铤而走险。
1971年秋，魏可英借去日本投奔父亲的机遇，成为第一批出国寻亲的华侨子弟，从此改写了命运。
当时中日还没建交，前往日本的中国人要先到香港中转等签证。魏可英到香港时，身上只有数十元港币，他不仅要解决自己等待签证期间的生活费，还得赚到前往日本的所有费用。所以他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工。
1972年初，魏可英偶然结识了一位做寿山石、象牙雕刻艺术品生意的陈大哥。当时，这位陈大哥指着一只巴掌大的寿山石雕熊说：“像这样的一只熊，能卖到1500多港币呢。”
魏可英迅速换算了一下，1500多元港币等于45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他当老师的16个月工资！
在香港等了半年左右，魏可英终于盼到了签证。到了日本，他发现那里的二手衣很多，质地好，样式好，才七八成新就被淘汰了。那时国人对便宜又时尚的二手衣趋之若鹜，于是魏可英开始做起了日本二手衣及尿素袋子的“二盘商”。
考虑到艺术品的利润比较高，魏可英对日本市场进行考察后，他发现日本人喜欢象牙雕。于是他努力说服陈大哥，以给他赊账的方式来开拓日本市场，并获得了对方的信任和支持。
1974年夏天，妻子带着三个儿子到香港定居，此时魏可英已把日本的艺术品市场摸索得八九不离十了，于是夫妻俩一个在日本，一个在香港，一个负责出货，一个负责进货，把象牙雕和玉雕艺术品及中药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魏可英从来不用各种手段忽悠人，靠的是自己的真诚和实力。仅用了2年，魏可英就打开了旅日华侨界的市场，不仅在华人圈子里站住了脚跟，而且在日本朋友里也有小有名气。
在日本的华人圈，能让人认可、受到拥戴和敬重的人，靠的都是诚实的人品和过人的才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做人、做事都做得好。
魏可英那时包装雕刻艺术品很到家，特别是象牙雕，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卖家是用放大镜看货品的，稍微有一点裂纹，价钱就会大打折扣。魏可英用日本产的非常柔软的带空气颗粒的塑料纸，一层层地将象牙雕缠绕起来，细微处更是缠绕得缜密细致。
他做象牙生意头尾12年，货品从来没有出现闪失。客户一听到是魏可英的货，就立刻全部买光。魏可英每回从香港进货，一到日本的拍卖场上，象牙的货包一打开，就全部被抢抢购一空了。
长子魏文生曾经问过父亲做生意有什么诀窍，魏可英的回答，魏文生现在仍记得清清楚楚。魏可英说：“奸商没有回头客，做生意讲究的是两个字，诚信。有了诚信口碑，客户就会成为朋友。朋友遍天下，做生意就相对容易了。”
诚实做人、诚信做事，一直是魏可英的座右铭，也正是这样的做人做事风格，让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自己的人生巅峰。
福州城的美容师
魏可英刚到日本的时候，因为许多旅日华侨想知道家乡的消息，所以魏可英经常跟华侨们聚餐，跟他们讲家乡的变化。
中国1972年才与日本建交，之前两国互不往来，所以很多在日本出生的“侨二代”都没回过中国老家。他们只听父辈讲起过老家，那些记忆，遥远又朦胧。在魏可英的讲述中，家乡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魏可英口才不错，新老华侨们都爱听他演讲，特别是老华侨们，都兴奋地流下眼泪。在魏可英的讲述中，他们看见了魂牵梦绕的家乡的变化。家乡的亲人谋生也不用像之前那么艰辛了，说不定也能像魏可英一样，来到日本与他们团聚。
一传十、十传百，来听魏可英演讲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日本人。
某天，魏可英正向一屋子的亲朋好友传达祖国建设的新成就，讲到热血沸腾之际，魏可英说：“我们中国人只要继续努力，再过50年，就能赶上日本！”突然，有个日本人一脸不屑，叽里咕噜讲了一串话。魏可英问了身边的华侨，才知道那个日本人压根不信中国能赶得上日本。
为此，魏可英还跟他闹了不愉快。祖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自己能说它不好，但却不容许别人说它一点儿坏话。魏可英自己也明白祖国并没有那么强大，可他不允许外人轻视自己的祖国。在那以后，魏可英明白，只有国家强大了，富裕了，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他把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慢，嵌在脑海中，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正因为那件事对魏可英的刺激很大，所以魏可英后来发家致富，也不在日本落户，而是选择在香港落脚;也正是受了这个日本人的刺激，改革开放后，魏可英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投资，并扛起当时非常难做的结合旧城改造的房地产项目。
改革开放后不久，魏可英受当时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的邀请，回福建考察。他一回到家乡，感受到家乡人洋溢在脸上的乡情，突然有了这样的感觉：自己的下半辈子，可能要香港、福建、日本三地跑了。魏可英想回福建的想法由来已久，这一次考察，各级领导对华侨的重视、对引进外资的看重，都让魏可英明白，回来的时机到了。
魏可英见识过香港、东京等大都市，回到老家有件事情感触颇深：作为福建的省会城市，福州太破烂了，当时最高的建筑居然是位于东街口的邮电大楼，才7层。满眼看去，除了少数几处旧时的富人区，例如三坊七巷，有砖木结构的大屋宇，福州城的民房大多是那种矮矮挤挤、歪歪斜斜的木头房。
想起香港的楼盘建设，魏可英脑中灵光一闪，如果能在福州盖起来六七层甚至是带电梯的住宅楼，福州是不是可以漂亮很多？
想法很好，可是那时候在福州建房子，困难很多。当时的房地产不像现在是大肥肉，谁都想啃一口，那时候搞房地产，是在试吃“第一只螃蟹”。买房并不成风，别说买楼、炒楼，买房自住的人都很少。因为有单位的人，单位都会分配房子，没有单位的人，住的是向公家租来的房子，租金也非常便宜。
还好，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事情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魏可英心想，虽然市场是生意之父，但市场也要靠生意去培育，自己这10多年不就培育了日本的象牙艺术品市场？福州也一样，福州的房地产市场需要培育，况且30多年缺乏城建，福州的房地产市场是一张白纸，如果好好培育好好经营，这张图会画得非常漂亮。
当政府领导听完魏可英的汇报，举双手赞同，顺便把这事和“旧城改造”联系了起来，一个双赢的划时代房地产项目，就此在福州拉开帷幕。
“背着”房子出国卖
1985年，魏可英和国企福州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联合成立了福州第一家具有法人代表实体的中外合资房地产企业——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国企负责建房子，魏可英负责市场营销。
东福成立后建的第一批是四幢造型“特高”的水泥砖混住宅楼，种种原因，那四幢楼在福州却推销不起来。魏可英急得直拍脑袋，突然有了一个好想法。他把售房目光投向了在外的华侨。可是，真正卖起房子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对国内情况不了解，许多在外华侨不敢贸然买房投资。为了说服他们，魏可英决定给买房的人写担保书。担保方是魏可英新成立的香港东安代理有限公司。担保书上白字黑字写着，如果卖出去的房产出现被没收等事件，卖楼方负责赔偿一切损失。
卖房随签担保书，是魏可英的首创。问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他说：“改革开放让我看见了中国复兴的希望，我对祖国充满希望。”
由于楼盘在福州，魏可英只能“背着”房子去推销。他借用了推销保险那一套，随身携带楼盘效果图、售楼书、确定书什么的，自身就是一个流动业务部。魏可英去日本卖房子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日本念大学，为了培养儿子做生意，推销楼盘的时候，魏可英顺便带着他们。
魏文生后来回忆道：“父亲跟人谈房子，谈到七八成时，就把售楼确认书掏出来，让对方马上填单确认。一般华侨出于对父亲生意品质的信赖，都没有怀疑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他们会在7个工作日内把钱汇到香港。”
海外售楼市场在魏可英的努力下，渐渐打开局面，可是没过多久，又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因为当时的户籍制度，非福州的购房者即使买了福州的房，也没有福州的户口，这容易造成很多问题。
魏可英想出了一个主意，买楼赠户口！经过多次会议商讨，福州市的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当然，这项政策的对象仅限于海外华侨华人。那时福州市很需要外汇，魏可英售楼标的是美元，外汇源源不断地流入福州。在东福等一批中外合资房地产公司的带动下，福州的房地产业进展迅速。
福州是温泉之都，把温泉的品牌与花园式的住宅小区挂钩，魏可英也算第一人。1990年春节，东建投资的玉融花园将“花园式住宅”的概念演绎得风情万种。之后，福州的房地产商纷纷向魏可英学习，房地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实践中，魏可英还摸索出城市房地产开发中的拆迁、安置、销售、回迁等一系列方法和途径，为福州的旧城改造积累了经验。
上个世纪90年代，东建是福州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同时也是福州旧城改造的一支主力军。福建原省委书记项南曾表扬：“全国旧城改造首推福州，福州旧城改造首推东建。”
达则兼济天下
1963年，魏可英长子魏文生出生。因为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妻子经历了不少坎坷才生下儿子。这件事，让魏可英心里纠结了很久。如果三山镇也有一个像样的卫生院，不就可以造福十里八乡的村民了吗？ 这个念头一出现，魏可英就放不下了。1964年，在魏可英的带领下，前后两排、每排九间的二层楼的卫生院在三山镇建起来，一共36个房间，在当时算得上是规模很大的了。
后来，魏可英穿梭于香港和日本之间，辛辛苦苦为自己赚了第一桶金。他决定从这桶金里匀出一点，为一直惦记着的三山镇卫生院捐赠点什么。
说起农村的医疗状况，魏可英夫妇心中还有个更深的伤疤。
1971年，魏可英第四个儿子，还不到三周岁，就因为高烧就医不及而不幸夭折。那时已建有三山镇卫生院，事后，魏可英想，要是卫生院有辆救护车，节省了在路上的时间，儿子说不定就有救了。
于是，1978年，魏可英捐了一辆救护车给三山镇卫生院。因为三山镇条件不好，城里的医生连偶尔的下乡送诊都不愿去，更别说分配在乡下工作了。为了让医生护士安下心来给父老乡亲看病，魏可英又赠送了一台电视给三山镇卫生院。那个年代，电视可是顶级奢侈品，很多人有钱都买不到。
到了1993年，卫生院重建扩建，虽然那时候东建正在大刀阔斧推进房地产业，魏可英的事业处于快速上升期，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再次慷慨解囊，捐了20万元，助建了目前还在使用的三山卫生院住院部康英楼。
除了医疗，教育公益也是魏可英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1991年初，筹建于1984年的闽江职业大学硬件上不够理想，受“黄牌”警告，必须添加一些设施。为了替莘莘学子圆大学梦，魏可英在资金实力还不是很雄厚的情况下，捐建了一座工程造价300万元的综合大楼。为了表彰魏可英，市领导将它取名为“毓英楼”。
其实，早在1986年，魏可英就在香港设立了“福清华侨中学海外奖学基金会”，用于奖学奖教。在他的带动下，许多福清华侨更是为捐建学校教学楼而慷慨解囊。
熟悉魏可英的人都说，魏可英有腾挪术，把从外面赚的钱，捐了不少到福清去。
“他家乡的老人活动中心，土建就花去了80万元。那时候8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他还问够不够，”魏可英的朋友回忆道，“他也是早期带头向家乡捐资的海外乡亲。那几年，乡镇村华侨们踊跃捐款，主要解决乡村交通、教育和用水等民生问题。到后来，捐的人更多了，数目也就更可观了。但在早期，一次捐出80万元，不容易。”
在社会急需支持和救助时，魏可英一向是豪爽而慷慨的。10多年来，他共捐献了1000多万元，支持兴办教学楼、机场建设、文化艺术、老人康乐、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他扶贫助残、助学解困、修桥铺路，留下了无数造福桑梓的故事。
2003年7月，在与病魔斗争半年后，魏可英与世长辞。深受父亲的影响，魏可英的儿子们不仅继承了他的事业，也秉承父志，在发展事业的同时，不忘为家乡的公益做贡献。
（本文节选自康延平《魏可英传》，有删改）
你知道五一广场那两匹马的来历吗？
福州五一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两侧，各有一匹奔马雕塑，一匹低着头，奋力向前，另一匹则高昂头颅，举蹄向上。
说起这两匹马，不得不回到上世纪末。
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动荡，当时刚刚升温的华侨投资热像温度计掉进了冰窖，直线下降。福州的侨资地产公司纷纷撤资，走得只剩几家，其中一家就是魏可英的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魏可英不信改革开放经不起风浪，他坚持留了下来。不仅要留下来，他还要用行动告诉那些准备撤资的外资企业，撤资的决定是错误的。
他马上按原计划宣布成立香港东安代理有限公司福州办事处，不仅如此，他还注册成立了福建东建地产有限公司，他赌上了所有，坚定不移地开始情系八闽的二十载岁月。
1990年1月，东建的开业典礼被政府隆重安排到于山堂举行。于山堂至今仍是福州市政府高规格接待处，一个外资企业的开业典礼被安排在这里，可见魏可英这个举措的重大影响。
当时电视台、电台及各家报纸，本地的、外地的，市级、省级乃至中央级的，各路新闻媒体都派了记者，一时间，“魏可英逆势而为，别人撤资他投资”的新闻，广为传播。这件事不但在福州，甚至在全中国，都是极其罕见的，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用现在的话说，魏可英制造了正能量。
在魏可英的现身说法下，许多华侨和境外企业再次回福建投资。为了奖掖魏可英的表率行为，当时福州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诚邀魏可英作为五一广场上两匹白马雕塑的捐助人，这才有了现在的那两匹奔马雕塑。
靠真诚和实力立足日本
1938年农历九月初八，魏可英出生在福清市三山镇鳌头村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父亲旅居日本，母亲娘家亲属旅居印度尼西亚。但是和普通的华侨家庭不同，父亲去了日本后音讯全无，家里没有任何侨汇的支撑，贫困和饥饿成为魏可英童年最深的记忆。
那时候的魏家，一天只能煮一顿饭，魏可英看着别人家的黄牛在吃草，而且吃得肚子圆溜溜，心生羡慕，对母亲说：“娘，人要是能像牛一样吃草多好呀。”在魏可英儿时的记忆里，番薯粥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为了贴补家用，上高中的魏可英第一次做起了“二盘商”，卖的是驱风油，一瓶赚一毛钱的差价。可别小看这一毛钱，要知道，当时馒头只卖三分钱，一斤猪肉也就七角六，卖出三瓶就可以从“黑市”买回一斤大米。
互通有无，放在现在，实属寻常。可是那是在1959年到1962年之间，搁当时，往大里说，就是“资本主义”行为，一旦被抓住，至少戴上一个“投机倒把”的帽子，然后被抓去批斗、游街，甚至会被判刑。为了家里，魏可英只好铤而走险。
1971年秋，魏可英借去日本投奔父亲的机遇，成为第一批出国寻亲的华侨子弟，从此改写了命运。
当时中日还没建交，前往日本的中国人要先到香港中转等签证。魏可英到香港时，身上只有数十元港币，他不仅要解决自己等待签证期间的生活费，还得赚到前往日本的所有费用。所以他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工。
1972年初，魏可英偶然结识了一位做寿山石、象牙雕刻艺术品生意的陈大哥。当时，这位陈大哥指着一只巴掌大的寿山石雕熊说：“像这样的一只熊，能卖到1500多港币呢。”
魏可英迅速换算了一下，1500多元港币等于45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他当老师的16个月工资！
在香港等了半年左右，魏可英终于盼到了签证。到了日本，他发现那里的二手衣很多，质地好，样式好，才七八成新就被淘汰了。那时国人对便宜又时尚的二手衣趋之若鹜，于是魏可英开始做起了日本二手衣及尿素袋子的“二盘商”。
考虑到艺术品的利润比较高，魏可英对日本市场进行考察后，他发现日本人喜欢象牙雕。于是他努力说服陈大哥，以给他赊账的方式来开拓日本市场，并获得了对方的信任和支持。
1974年夏天，妻子带着三个儿子到香港定居，此时魏可英已把日本的艺术品市场摸索得八九不离十了，于是夫妻俩一个在日本，一个在香港，一个负责出货，一个负责进货，把象牙雕和玉雕艺术品及中药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魏可英从来不用各种手段忽悠人，靠的是自己的真诚和实力。仅用了2年，魏可英就打开了旅日华侨界的市场，不仅在华人圈子里站住了脚跟，而且在日本朋友里也有小有名气。
在日本的华人圈，能让人认可、受到拥戴和敬重的人，靠的都是诚实的人品和过人的才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做人、做事都做得好。
魏可英那时包装雕刻艺术品很到家，特别是象牙雕，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卖家是用放大镜看货品的，稍微有一点裂纹，价钱就会大打折扣。魏可英用日本产的非常柔软的带空气颗粒的塑料纸，一层层地将象牙雕缠绕起来，细微处更是缠绕得缜密细致。
他做象牙生意头尾12年，货品从来没有出现闪失。客户一听到是魏可英的货，就立刻全部买光。魏可英每回从香港进货，一到日本的拍卖场上，象牙的货包一打开，就全部被抢抢购一空了。
长子魏文生曾经问过父亲做生意有什么诀窍，魏可英的回答，魏文生现在仍记得清清楚楚。魏可英说：“奸商没有回头客，做生意讲究的是两个字，诚信。有了诚信口碑，客户就会成为朋友。朋友遍天下，做生意就相对容易了。”
诚实做人、诚信做事，一直是魏可英的座右铭，也正是这样的做人做事风格，让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自己的人生巅峰。
福州城的美容师
魏可英刚到日本的时候，因为许多旅日华侨想知道家乡的消息，所以魏可英经常跟华侨们聚餐，跟他们讲家乡的变化。
中国1972年才与日本建交，之前两国互不往来，所以很多在日本出生的“侨二代”都没回过中国老家。他们只听父辈讲起过老家，那些记忆，遥远又朦胧。在魏可英的讲述中，家乡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魏可英口才不错，新老华侨们都爱听他演讲，特别是老华侨们，都兴奋地流下眼泪。在魏可英的讲述中，他们看见了魂牵梦绕的家乡的变化。家乡的亲人谋生也不用像之前那么艰辛了，说不定也能像魏可英一样，来到日本与他们团聚。
一传十、十传百，来听魏可英演讲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日本人。
某天，魏可英正向一屋子的亲朋好友传达祖国建设的新成就，讲到热血沸腾之际，魏可英说：“我们中国人只要继续努力，再过50年，就能赶上日本！”突然，有个日本人一脸不屑，叽里咕噜讲了一串话。魏可英问了身边的华侨，才知道那个日本人压根不信中国能赶得上日本。
为此，魏可英还跟他闹了不愉快。祖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自己能说它不好，但却不容许别人说它一点儿坏话。魏可英自己也明白祖国并没有那么强大，可他不允许外人轻视自己的祖国。在那以后，魏可英明白，只有国家强大了，富裕了，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他把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慢，嵌在脑海中，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正因为那件事对魏可英的刺激很大，所以魏可英后来发家致富，也不在日本落户，而是选择在香港落脚;也正是受了这个日本人的刺激，改革开放后，魏可英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投资，并扛起当时非常难做的结合旧城改造的房地产项目。
改革开放后不久，魏可英受当时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的邀请，回福建考察。他一回到家乡，感受到家乡人洋溢在脸上的乡情，突然有了这样的感觉：自己的下半辈子，可能要香港、福建、日本三地跑了。魏可英想回福建的想法由来已久，这一次考察，各级领导对华侨的重视、对引进外资的看重，都让魏可英明白，回来的时机到了。
魏可英见识过香港、东京等大都市，回到老家有件事情感触颇深：作为福建的省会城市，福州太破烂了，当时最高的建筑居然是位于东街口的邮电大楼，才7层。满眼看去，除了少数几处旧时的富人区，例如三坊七巷，有砖木结构的大屋宇，福州城的民房大多是那种矮矮挤挤、歪歪斜斜的木头房。
想起香港的楼盘建设，魏可英脑中灵光一闪，如果能在福州盖起来六七层甚至是带电梯的住宅楼，福州是不是可以漂亮很多？
想法很好，可是那时候在福州建房子，困难很多。当时的房地产不像现在是大肥肉，谁都想啃一口，那时候搞房地产，是在试吃“第一只螃蟹”。买房并不成风，别说买楼、炒楼，买房自住的人都很少。因为有单位的人，单位都会分配房子，没有单位的人，住的是向公家租来的房子，租金也非常便宜。
还好，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事情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魏可英心想，虽然市场是生意之父，但市场也要靠生意去培育，自己这10多年不就培育了日本的象牙艺术品市场？福州也一样，福州的房地产市场需要培育，况且30多年缺乏城建，福州的房地产市场是一张白纸，如果好好培育好好经营，这张图会画得非常漂亮。
当政府领导听完魏可英的汇报，举双手赞同，顺便把这事和“旧城改造”联系了起来，一个双赢的划时代房地产项目，就此在福州拉开帷幕。
“背着”房子出国卖
1985年，魏可英和国企福州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联合成立了福州第一家具有法人代表实体的中外合资房地产企业——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国企负责建房子，魏可英负责市场营销。
东福成立后建的第一批是四幢造型“特高”的水泥砖混住宅楼，种种原因，那四幢楼在福州却推销不起来。魏可英急得直拍脑袋，突然有了一个好想法。他把售房目光投向了在外的华侨。可是，真正卖起房子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对国内情况不了解，许多在外华侨不敢贸然买房投资。为了说服他们，魏可英决定给买房的人写担保书。担保方是魏可英新成立的香港东安代理有限公司。担保书上白字黑字写着，如果卖出去的房产出现被没收等事件，卖楼方负责赔偿一切损失。
卖房随签担保书，是魏可英的首创。问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他说：“改革开放让我看见了中国复兴的希望，我对祖国充满希望。”
由于楼盘在福州，魏可英只能“背着”房子去推销。他借用了推销保险那一套，随身携带楼盘效果图、售楼书、确定书什么的，自身就是一个流动业务部。魏可英去日本卖房子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日本念大学，为了培养儿子做生意，推销楼盘的时候，魏可英顺便带着他们。
魏文生后来回忆道：“父亲跟人谈房子，谈到七八成时，就把售楼确认书掏出来，让对方马上填单确认。一般华侨出于对父亲生意品质的信赖，都没有怀疑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他们会在7个工作日内把钱汇到香港。”
海外售楼市场在魏可英的努力下，渐渐打开局面，可是没过多久，又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因为当时的户籍制度，非福州的购房者即使买了福州的房，也没有福州的户口，这容易造成很多问题。
魏可英想出了一个主意，买楼赠户口！经过多次会议商讨，福州市的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当然，这项政策的对象仅限于海外华侨华人。那时福州市很需要外汇，魏可英售楼标的是美元，外汇源源不断地流入福州。在东福等一批中外合资房地产公司的带动下，福州的房地产业进展迅速。
福州是温泉之都，把温泉的品牌与花园式的住宅小区挂钩，魏可英也算第一人。1990年春节，东建投资的玉融花园将“花园式住宅”的概念演绎得风情万种。之后，福州的房地产商纷纷向魏可英学习，房地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实践中，魏可英还摸索出城市房地产开发中的拆迁、安置、销售、回迁等一系列方法和途径，为福州的旧城改造积累了经验。
上个世纪90年代，东建是福州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同时也是福州旧城改造的一支主力军。福建原省委书记项南曾表扬：“全国旧城改造首推福州，福州旧城改造首推东建。”
达则兼济天下
1963年，魏可英长子魏文生出生。因为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妻子经历了不少坎坷才生下儿子。这件事，让魏可英心里纠结了很久。如果三山镇也有一个像样的卫生院，不就可以造福十里八乡的村民了吗？ 这个念头一出现，魏可英就放不下了。1964年，在魏可英的带领下，前后两排、每排九间的二层楼的卫生院在三山镇建起来，一共36个房间，在当时算得上是规模很大的了。
后来，魏可英穿梭于香港和日本之间，辛辛苦苦为自己赚了第一桶金。他决定从这桶金里匀出一点，为一直惦记着的三山镇卫生院捐赠点什么。
说起农村的医疗状况，魏可英夫妇心中还有个更深的伤疤。
1971年，魏可英第四个儿子，还不到三周岁，就因为高烧就医不及而不幸夭折。那时已建有三山镇卫生院，事后，魏可英想，要是卫生院有辆救护车，节省了在路上的时间，儿子说不定就有救了。
于是，1978年，魏可英捐了一辆救护车给三山镇卫生院。因为三山镇条件不好，城里的医生连偶尔的下乡送诊都不愿去，更别说分配在乡下工作了。为了让医生护士安下心来给父老乡亲看病，魏可英又赠送了一台电视给三山镇卫生院。那个年代，电视可是顶级奢侈品，很多人有钱都买不到。
到了1993年，卫生院重建扩建，虽然那时候东建正在大刀阔斧推进房地产业，魏可英的事业处于快速上升期，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再次慷慨解囊，捐了20万元，助建了目前还在使用的三山卫生院住院部康英楼。
除了医疗，教育公益也是魏可英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1991年初，筹建于1984年的闽江职业大学硬件上不够理想，受“黄牌”警告，必须添加一些设施。为了替莘莘学子圆大学梦，魏可英在资金实力还不是很雄厚的情况下，捐建了一座工程造价300万元的综合大楼。为了表彰魏可英，市领导将它取名为“毓英楼”。
其实，早在1986年，魏可英就在香港设立了“福清华侨中学海外奖学基金会”，用于奖学奖教。在他的带动下，许多福清华侨更是为捐建学校教学楼而慷慨解囊。
熟悉魏可英的人都说，魏可英有腾挪术，把从外面赚的钱，捐了不少到福清去。
“他家乡的老人活动中心，土建就花去了80万元。那时候8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他还问够不够，”魏可英的朋友回忆道，“他也是早期带头向家乡捐资的海外乡亲。那几年，乡镇村华侨们踊跃捐款，主要解决乡村交通、教育和用水等民生问题。到后来，捐的人更多了，数目也就更可观了。但在早期，一次捐出80万元，不容易。”
在社会急需支持和救助时，魏可英一向是豪爽而慷慨的。10多年来，他共捐献了1000多万元，支持兴办教学楼、机场建设、文化艺术、老人康乐、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他扶贫助残、助学解困、修桥铺路，留下了无数造福桑梓的故事。
2003年7月，在与病魔斗争半年后，魏可英与世长辞。深受父亲的影响，魏可英的儿子们不仅继承了他的事业，也秉承父志，在发展事业的同时，不忘为家乡的公益做贡献。
（本文节选自康延平《魏可英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