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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作为金庸作品中少见的女性主人公, 有着强烈的悲剧性。其悲剧性主要体现在自幼丧失亲人、个体因漂泊他乡而产生的孤独感和对故乡的隔阂感以及无疾而终的理想爱情等。而她的爱情悲剧则是其父母悲剧的衍生,具有普适性,小说中的民族观念与意识更是直接导致了悲剧的产生。作品充分体现了金庸对人性善恶、民族关系等问题的人文关怀与思考。
关键词:李文秀;悲剧;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02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主角的武侠小说,也是金庸为数不多的被改编翻拍次数最少的小說之一。它以西域边陲的自然地理特征与人文社会风貌为背景,依凭丰富的民间文化和虚实结合的游侠想象,营造了荡气回肠又哀婉动人的意境,首开诗化武侠小说先河。孔庆东就曾说:“《白马啸西风》中的武术部分,完全可以去掉;去掉了它的武术部分,仍然是一部精品,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1]从文章篇幅来看,《白马啸西风》虽不及金庸其他武侠小说那般鸿篇巨制,却也格局广大,内涵丰富。
一、李文秀的人物形象塑造
金庸自己曾言,“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2]纵观整篇小说,李文秀推动了全文故事情节的发展,父母双亡独自逃到回疆大漠,被那里唯一的汉人计爷爷收养,平日里要提防敌人追杀,一次偶然机会与哈萨克族的苏普成为好朋友并对其暗生情愫,却因遭到苏普父亲的阻挠,把苏普送给自己的狼皮放到了哈萨克少女阿曼家门前,促成了苏普与阿曼的姻缘。在计爷爷和师父相继去世后,她骑着父母留下的白马,又独自一人回到中原。也就是说,李文秀的人生经历贯穿了全文,是全文的线索,其他相关人物的出场及其经历都围绕着李文秀的举动展开叙述。
在这篇短篇小说中,李文秀是个悲剧形象。其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幼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缺少亲情。由于失去父母庇护,李文秀的成长经历必然是充满心酸与艰辛。在回疆因汉人身份被哈萨克人欺辱排斥,“晚上,李文秀有时候从梦中醒来, 听着天铃鸟的歌唱,又在天铃鸟的歌声中回到梦里。她梦中有江南的杨柳和桃花,爸爸的怀抱,妈妈的笑脸……”[3]254在之后,计爷爷对李文秀的善意使得李文秀稍微缓解了失亲的悲痛,也使得她缺失的亲情得到了一丝补偿“从这老人身上,她又找到了一些父母亲情温暖”,然而“两人共居了十二年,便像是亲爷爷和亲生的孙女一般,互相体贴关怀,可是对方的心底深处到底想着什么,却谁也不明白。终究,他们不是骨肉,没有那一份与生俱来的、血肉相连的感应。”[4]284-285很显然,血缘带来的关系羁绊不可替代。而这仅有的感情慰藉也最终因计爷爷的死而完结。李文秀仍然没有避免的再次成为孤儿。
其二,爱而不得的无奈与悲凉。整篇小说中最令人叹惋的莫过于李文秀对苏普的暗恋。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自己深深爱着的苏普,却爱上了阿曼。而李文秀自己除了感到命运的不可测和不圆满外,甚至不知这场悲剧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如果当年你知道了,就不会那样狠狠地鞭打苏普,一切就会不同了。可是,真的会不同吗?就算苏普小时候跟我做好朋友,他年纪大了之后,见到了阿曼,还是会爱上她的。人的心,真太奇怪了,我不懂。”[5](318)李文秀最终独自一人返回故乡。
其三,个体因漂泊他乡而产生的孤独感和对故乡的隔阂感。李文秀从江南到回疆,再从回疆到故乡,其人生轨迹形成了一个圈。这个圆圈式场景的设定就决定了这一人物必将终生忍受心灵的漂泊无依和孤独。因从小为躲避祸事离开家乡,故而对家乡这一名词所代表的地方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情感趋向;在回疆得到了亲情和关心,又在此生活了数年,内心自然更倾向于把回疆当作实际的“家乡”。然而在经历一系列悲剧之后,回疆早已物是人非,成了伤心之所,她不得不离开这一“家乡”。无处可去,转而只能回到名义上的故乡——江南。但是江南于她,不过是个熟悉的陌生地罢了。鲁迅曾在《故乡》中说,“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李文秀亦不过如此,个体与环境不相容,心灵亦没有地方安放停靠。
二、悲剧的衍生性与普适性
李文秀的爱情悲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她父母悲剧的衍生。吕梁三杰中的老二史仲骏和李文秀的母亲上官虹原是同门师兄妹,史仲骏一直爱着上官虹,师父也有意撮合,两人是公认的未婚夫妇。之后上官虹对白马李三(李文秀的父亲)一见钟情,两人私奔。在这三人中,史仲骏对上官虹即爱而不得。史仲骏对师妹余情未了,一直没娶亲,对李三充满妒恨,在争夺高昌地图时暗中射死李三。上官虹在丈夫死后假意顺从史仲骏骗得他近身,与他同归于尽。而正因为父母去世,李文秀才得以孤身一人逃到大漠,继而结识了苏普,并在后来对苏普产生感情。然而这一感情受到了苏普父亲的阻挠,最后苏普与阿曼结合,李文秀退出。在这一辈的三人中,李文秀对苏普即爱而不得。
爱情的悲剧,同样具有普适性。马家骏为了李文秀,放弃了离开回疆避开自己惧怕的师父的机会,选择继续待在大漠面对,甚至在后来为了救她不惜和凶恶的师父动手。计爷爷在十二年中“始终如爷爷般爱护自己,其实他是个壮年人。世界上亲祖父对自己的孙女,也有这般好吗?或许有,或许没有,她不知道。”[6](318)李文秀的疑问恰是对这份情感的质疑, 她心目中的亲情或许在马家骏心中却是掺杂着晦涩的爱情。在马家骏、苏普、李文秀三人之中,马家骏对李文秀即爱而不得。瓦尔拉齐因为自己爱的人没有选择自己而跟其他男人在一起,恼羞成怒,毒死了她,也就是阿曼的母亲。在瓦尔拉齐、阿曼父亲、阿曼母亲三人之中,瓦尔拉齐对阿曼母亲亦是爱而不得。此外还有桑斯儿对阿曼的爱等。
说到底,爱情的悲剧,是个普遍的人性悲剧,不分民族、时代。史仲骏的痴迷嫉妒、瓦尔拉齐的由爱生恨、李文秀的退出成全、马家骏的默默牺牲,尽管不同的主人公有不同的选择,但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这一人性悲剧。如陈墨所说:“这部小说的妙处,不在其武,而在其情;不在其侠,而在其孽;不在其善,而在其美;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不在其热闹,而在其淡雅;不在其轰动,而在其感伤;不在其曲折,而在其深沉……可以说是平淡无奇却大有韵致。”[7]
三、小说反映的民族观念与意识
《白马啸西风》涉及哈萨克族与汉族两个民族,叙事背景从江南到回疆,格局广大。在这篇小说里,金庸批判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了开阔的胸襟和有容乃大的气度。
汉族追匪对哈萨克部落的掳掠屠杀,激起了民族矛盾。李文秀因为是汉人,时常受到哈萨克人的冷眼,自己对哈萨克族男孩苏普的爱恋也因民族隔阂而夭折。这种民族矛盾于个人,则如李文秀般,遗憾终生,不得幸福;于国家,则可能会引发战争,进而生民涂炭。高昌臣服于唐朝,唐朝派使者到高昌,要他们遵守汉人的规矩。高昌不肯,唐太宗很愤怒,认为他们野蛮,不服王化,就赐予高昌很多书籍、衣服、用具、乐器,而高昌人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像等等都放在迷宫之中,毫不理会。这便是所谓的藏有大量珠宝的高昌迷宫。李文秀父母也为高昌地图而死,可以说,李文秀父母也是民族矛盾的间接受害者。在这篇文章中,高昌地图与李文秀没有结果的爱情的情节设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集中体现了金庸对民族问题的思考。这对我们如今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也有着借鉴意义。
《白马啸西风》处处闪现着人性的至善与至美,李文秀作为故事的主角,她的柔情似水、美丽哀痛更是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在金庸笔下,李文秀命运的悲剧性同她起起伏伏的命运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金庸对人性善恶、民族关系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注释:
[1]金庸评传 孔庆东 重庆出版社2008版 第95页.
[2]金庸小说论稿 严家炎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4][5][6]雪山飞狐 金庸 广州出版社 2009.
[7]陈墨评金庸——,中,赏析金口kij不晃i澡lkl加固,bjkpjkPOJ(hg[[‘;44庸 陈墨 东方出版社 2008.
参考文献:
[1]金庸《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形象的悲剧性 刘航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3.
[2]塞外迷情 荒漠孤女——论金庸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的叙事张力 黄大军,伊彩霞 名作欣赏.
关键词:李文秀;悲剧;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7-0-02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为主角的武侠小说,也是金庸为数不多的被改编翻拍次数最少的小說之一。它以西域边陲的自然地理特征与人文社会风貌为背景,依凭丰富的民间文化和虚实结合的游侠想象,营造了荡气回肠又哀婉动人的意境,首开诗化武侠小说先河。孔庆东就曾说:“《白马啸西风》中的武术部分,完全可以去掉;去掉了它的武术部分,仍然是一部精品,仍然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1]从文章篇幅来看,《白马啸西风》虽不及金庸其他武侠小说那般鸿篇巨制,却也格局广大,内涵丰富。
一、李文秀的人物形象塑造
金庸自己曾言,“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2]纵观整篇小说,李文秀推动了全文故事情节的发展,父母双亡独自逃到回疆大漠,被那里唯一的汉人计爷爷收养,平日里要提防敌人追杀,一次偶然机会与哈萨克族的苏普成为好朋友并对其暗生情愫,却因遭到苏普父亲的阻挠,把苏普送给自己的狼皮放到了哈萨克少女阿曼家门前,促成了苏普与阿曼的姻缘。在计爷爷和师父相继去世后,她骑着父母留下的白马,又独自一人回到中原。也就是说,李文秀的人生经历贯穿了全文,是全文的线索,其他相关人物的出场及其经历都围绕着李文秀的举动展开叙述。
在这篇短篇小说中,李文秀是个悲剧形象。其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幼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缺少亲情。由于失去父母庇护,李文秀的成长经历必然是充满心酸与艰辛。在回疆因汉人身份被哈萨克人欺辱排斥,“晚上,李文秀有时候从梦中醒来, 听着天铃鸟的歌唱,又在天铃鸟的歌声中回到梦里。她梦中有江南的杨柳和桃花,爸爸的怀抱,妈妈的笑脸……”[3]254在之后,计爷爷对李文秀的善意使得李文秀稍微缓解了失亲的悲痛,也使得她缺失的亲情得到了一丝补偿“从这老人身上,她又找到了一些父母亲情温暖”,然而“两人共居了十二年,便像是亲爷爷和亲生的孙女一般,互相体贴关怀,可是对方的心底深处到底想着什么,却谁也不明白。终究,他们不是骨肉,没有那一份与生俱来的、血肉相连的感应。”[4]284-285很显然,血缘带来的关系羁绊不可替代。而这仅有的感情慰藉也最终因计爷爷的死而完结。李文秀仍然没有避免的再次成为孤儿。
其二,爱而不得的无奈与悲凉。整篇小说中最令人叹惋的莫过于李文秀对苏普的暗恋。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自己深深爱着的苏普,却爱上了阿曼。而李文秀自己除了感到命运的不可测和不圆满外,甚至不知这场悲剧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如果当年你知道了,就不会那样狠狠地鞭打苏普,一切就会不同了。可是,真的会不同吗?就算苏普小时候跟我做好朋友,他年纪大了之后,见到了阿曼,还是会爱上她的。人的心,真太奇怪了,我不懂。”[5](318)李文秀最终独自一人返回故乡。
其三,个体因漂泊他乡而产生的孤独感和对故乡的隔阂感。李文秀从江南到回疆,再从回疆到故乡,其人生轨迹形成了一个圈。这个圆圈式场景的设定就决定了这一人物必将终生忍受心灵的漂泊无依和孤独。因从小为躲避祸事离开家乡,故而对家乡这一名词所代表的地方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情感趋向;在回疆得到了亲情和关心,又在此生活了数年,内心自然更倾向于把回疆当作实际的“家乡”。然而在经历一系列悲剧之后,回疆早已物是人非,成了伤心之所,她不得不离开这一“家乡”。无处可去,转而只能回到名义上的故乡——江南。但是江南于她,不过是个熟悉的陌生地罢了。鲁迅曾在《故乡》中说,“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李文秀亦不过如此,个体与环境不相容,心灵亦没有地方安放停靠。
二、悲剧的衍生性与普适性
李文秀的爱情悲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她父母悲剧的衍生。吕梁三杰中的老二史仲骏和李文秀的母亲上官虹原是同门师兄妹,史仲骏一直爱着上官虹,师父也有意撮合,两人是公认的未婚夫妇。之后上官虹对白马李三(李文秀的父亲)一见钟情,两人私奔。在这三人中,史仲骏对上官虹即爱而不得。史仲骏对师妹余情未了,一直没娶亲,对李三充满妒恨,在争夺高昌地图时暗中射死李三。上官虹在丈夫死后假意顺从史仲骏骗得他近身,与他同归于尽。而正因为父母去世,李文秀才得以孤身一人逃到大漠,继而结识了苏普,并在后来对苏普产生感情。然而这一感情受到了苏普父亲的阻挠,最后苏普与阿曼结合,李文秀退出。在这一辈的三人中,李文秀对苏普即爱而不得。
爱情的悲剧,同样具有普适性。马家骏为了李文秀,放弃了离开回疆避开自己惧怕的师父的机会,选择继续待在大漠面对,甚至在后来为了救她不惜和凶恶的师父动手。计爷爷在十二年中“始终如爷爷般爱护自己,其实他是个壮年人。世界上亲祖父对自己的孙女,也有这般好吗?或许有,或许没有,她不知道。”[6](318)李文秀的疑问恰是对这份情感的质疑, 她心目中的亲情或许在马家骏心中却是掺杂着晦涩的爱情。在马家骏、苏普、李文秀三人之中,马家骏对李文秀即爱而不得。瓦尔拉齐因为自己爱的人没有选择自己而跟其他男人在一起,恼羞成怒,毒死了她,也就是阿曼的母亲。在瓦尔拉齐、阿曼父亲、阿曼母亲三人之中,瓦尔拉齐对阿曼母亲亦是爱而不得。此外还有桑斯儿对阿曼的爱等。
说到底,爱情的悲剧,是个普遍的人性悲剧,不分民族、时代。史仲骏的痴迷嫉妒、瓦尔拉齐的由爱生恨、李文秀的退出成全、马家骏的默默牺牲,尽管不同的主人公有不同的选择,但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这一人性悲剧。如陈墨所说:“这部小说的妙处,不在其武,而在其情;不在其侠,而在其孽;不在其善,而在其美;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不在其热闹,而在其淡雅;不在其轰动,而在其感伤;不在其曲折,而在其深沉……可以说是平淡无奇却大有韵致。”[7]
三、小说反映的民族观念与意识
《白马啸西风》涉及哈萨克族与汉族两个民族,叙事背景从江南到回疆,格局广大。在这篇小说里,金庸批判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了开阔的胸襟和有容乃大的气度。
汉族追匪对哈萨克部落的掳掠屠杀,激起了民族矛盾。李文秀因为是汉人,时常受到哈萨克人的冷眼,自己对哈萨克族男孩苏普的爱恋也因民族隔阂而夭折。这种民族矛盾于个人,则如李文秀般,遗憾终生,不得幸福;于国家,则可能会引发战争,进而生民涂炭。高昌臣服于唐朝,唐朝派使者到高昌,要他们遵守汉人的规矩。高昌不肯,唐太宗很愤怒,认为他们野蛮,不服王化,就赐予高昌很多书籍、衣服、用具、乐器,而高昌人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像等等都放在迷宫之中,毫不理会。这便是所谓的藏有大量珠宝的高昌迷宫。李文秀父母也为高昌地图而死,可以说,李文秀父母也是民族矛盾的间接受害者。在这篇文章中,高昌地图与李文秀没有结果的爱情的情节设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集中体现了金庸对民族问题的思考。这对我们如今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也有着借鉴意义。
《白马啸西风》处处闪现着人性的至善与至美,李文秀作为故事的主角,她的柔情似水、美丽哀痛更是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在金庸笔下,李文秀命运的悲剧性同她起起伏伏的命运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金庸对人性善恶、民族关系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注释:
[1]金庸评传 孔庆东 重庆出版社2008版 第95页.
[2]金庸小说论稿 严家炎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4][5][6]雪山飞狐 金庸 广州出版社 2009.
[7]陈墨评金庸——,中,赏析金口kij不晃i澡lkl加固,bjkpjkPOJ(hg[[‘;44庸 陈墨 东方出版社 2008.
参考文献:
[1]金庸《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形象的悲剧性 刘航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3.
[2]塞外迷情 荒漠孤女——论金庸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的叙事张力 黄大军,伊彩霞 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