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文章运用矛盾法与还原法，着眼于人物间的矛盾，诸如通讯员的性格矛盾，“我”的情感矛盾，以及新媳妇的细节矛盾，着眼于氛围矛盾，在矛盾的分析与还原中，深化对文章主题的认识。
关键词 矛盾法;还原法;主题;《百合花》
茹志鹃的《百合花》是一篇短篇小说，被选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关于这一篇的主题阐释，很多教材和教辅都只单纯定位在“军民鱼水情深”这一点上，这种单纯的主题解读离不开当时的创作背景。文本解读需要知人论世，但不能单纯立足知人论世。孙绍振老师也说，阅读教学要去蔽，把“隐含着潜在成规的观念‘悬置’起来”①。关于这篇文章，“潜在成规的观念”就是政治意图。我们今天读《百合花》，应跳出当时当地社会背景的局限，从文本内部去体悟文章的审美趣味，通过还原人物的情感矛盾：通讯员面对女性的羞涩与战场之英勇的矛盾，“我”对通讯员前后情感的矛盾，新媳妇的多次“笑”与“气汹汹”的矛盾。通过三个人物这诸多矛盾的还原，通过残酷与诗意并存的氛围矛盾的还原，解读人物青春情感欲望的萌动与毁灭，体悟人物的青春价值取向。
一、通讯员：羞涩与英勇的性格矛盾
面对女性的羞涩，作者有意选取了两个女性典型与通讯员进行正面接触，分别是“我”与新媳妇。借助这两位直接接触的女性，来凸显通讯员在面对成年女性时的羞涩。因为在女性面前的羞涩，所以当通讯员护送“我”时，总是与“我”保持着距离，从最开始的“撂下几丈远”到后来总是保持着“丈把远”，并且背对着“我”，当“我”好不容易逮住机会，坐在他对面，他竟立即局促不安起来，“脸涨得像个关公”。因为在女性面前的羞涩，所以当“我”问及有否娶媳妇时，通讯员竟“飞红了脸”并更加“忸怩”。通讯员在“我”面前的羞涩，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通讯员在新媳妇面前的羞涩，是文本的空白，他在新媳妇面前的羞涩是“我”的一种理性判断，这种理性判断，基于由果溯因加经验判断的方法，“果”是通讯员未能借到被子，结合通讯员在“我”面前的不善言辞，让“我”推出不能借到被子一定是通讯员的羞涩导致借被子时说错了话。
通讯员的英勇，是通过前线担架员负罪的描述展现出来的。“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烟，而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身上了……”，“一下扑在”的毫不迟疑，通过寥寥数语的描绘，刻画了出来。两种矛盾性格的刻画，从叙述视角来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讯员的英勇与羞涩性格不同，它既不是“我”亲眼所见，也不是“我”基于经验的判断，而是前线担架员的描述。通讯员的羞涩性格，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动用了诸多细节描写，加以浓墨重彩地渲染，一方面是叙述视角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凸显了通讯员情窦初开的美好。这一份情窦初开越是美好，越彰显了突如其来的牺牲的悲壮，越让人对通讯员英年早逝的悲剧感到惋惜。羞涩与英勇，美好与悲壮，对比越是强烈，越丰满了通讯员的形象，也越是在“美的瞬间撕碎”中，放大了悲剧艺术的力量，彰显了对战争的痛恨之情。
二、“我”：“生气”“爱上”到“强忍眼泪”的情感矛盾
“我”对通讯员的情感内涵是不断变化的，不同阶段的情感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情感矛盾与错位：“我”对通讯员的情感欲望，由弱到强再到弱，最终完全转变成了革命友情。
“我”生气，是心口不一的矛盾所致。被通讯员“撂下几丈远”，且脚已磨烂了的“我”，渴望通讯员等一等，但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通讯员把“我”撂得老远，是“我”心口矛盾的直接原因，“我”的担心则是心口矛盾的根本原因。当通讯员的体贴与憨厚得以慢慢体现，诸如自动停下来的体贴，始终保持丈把远背对着“我”的羞涩，使矛盾得以缓和，“我”对通讯员“发生了兴趣”。“发生了兴趣”表面是“我”对通讯员的情感变化，实则是作为战士的“我”的情感需要被唤醒，并让“我”开始细细打量通讯员，通讯员在“我”眼里成了高大有力的象征，哪怕是胡乱插的树枝，在“我”眼里，也竟成了“装饰”，真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与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份被唤醒的情感欲望，让“我”对通讯员的一切有了兴趣，开始打探他的家庭情况以及婚娶与否之类的私事，在一问一答的交谈中，这种情感欲望渐渐升温，以至于“越加亲热起来”。直到借被事件，通讯员在新媳妇面前的羞涩让“我已从心底爱上了”他，“我”的情感欲望被唤醒到顶点，但碍于“我”革命工作者的身份，理智让“我”有意压制这份情感欲望，这份被压制的情感欲望最终以通讯员的死被埋葬，“我”又重新回到了革命理想至上的轨道上。革命至上到情感欲望被唤醒，再到革命至上，这一系列的情感变化，让“我”出现了情感上的错位，这一错位导致了“我”前后行为的矛盾：在情感欲望被唤醒前，“我”脑子里都是“战斗”，不想待在“保险箱”，遇到通讯员后，“我”的小女人一面被激发，“我”挑逗通讯员，暧昧情愫频生;通讯员死后，“我”又变回了革命至上的大女人，在死亡面前，理性地安慰担架员们，理性地劝慰新媳妇。“我”的这一情感矛盾与错位，折射了青年男女对情感欲望与自我理想的权衡。从这个角度细读，是对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关于这一篇所在单元的单元导语“青春的价值”的落实。
三、新媳妇：“笑”与“气汹汹”的细节矛盾
新媳妇是《百合花》中一个颇有深意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意义，我们主要通过多种矛盾的还原去厘清。
文中多次写到新媳妇的笑。新媳妇第一次笑，“尽咬着嘴唇笑”，持续时间最长，哪怕“我”在替通讯员向新媳妇道歉时，新媳妇依然没止住发笑。新媳妇越是长笑不止，越是从侧面体现了通讯员借被子言行举止的滑稽之态。在新媳妇面前的羞涩与在“我”面前的羞涩，共同指证了通讯员的憨厚。这份憨厚，让新媳妇喜爱有加，以至于对待不同的男人，其行为产生了错位：对待其他男人，拭脸洗手，擦拭身体，甚至做助手都会脸红，但在通讯员这里，竟然一边笑着一边要给通讯员缝衣服。新媳妇这种羞涩情态的错位，彰显了新媳妇对通讯员非同一般的情感。因为非同一般，新媳妇在包扎所笑眯眯地打听通讯员的下落，但这是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非同一般”，所以新媳妇自己才会“不好意思地笑”，并用“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来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这种刻意掩饰的“非同一般”，伴随着通讯员的牺牲变得热烈，以至于让新媳妇突破了自己的放不开，竟主动解开通讯员的衣服，给通讯员擦拭身体，一针一针给通讯员缝肩上的破洞，把半条被子平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通讯员身上。缝衣服和放被子，皆是神圣不容打扰的仪式，是新媳妇向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欲望告别的仪式。所以当卫生员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意图阻止这份仪式时，新媳妇打破一贯的温婉报以“气汹汹”的回应。新媳妇越气汹汹，越与其先前放不开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越体现了这份情感的热烈，越与“我”后期的情欲抑制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媳妇的深意所在，不仅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更是“我”的一个折射。碍于身份，“我”不能将对通讯员的情感彻底表露，但新媳妇是普通的人民大众，将“我”的情感欲望寄托在新媳妇身上，可以很好地把情感欲望隐藏在军民一家亲的情谊里。
四、氛围：诗意与残酷并存
有人评价《百合花》，说它是“不是战争的战争小说”。“战争”与“非战争”本身就体现了诗意与残酷并存的一对矛盾。诗意与残酷矛盾的表现形式，除了上述所说男女青年间美好情感的萌生及破灭外，还体现在氛围的营造上。
首先，诗意与残酷的氛围矛盾体现在词语的反串与短句的使用上。反串指的是“词语充当本义以外的角色而有新的涵义②”。“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保险箱”是保管物体的，但却临时用来保管人，“保险箱”的反串，用人物轻描淡写的话语，一方面写出了“我”坚定的革命理想，另一方面，在轻描淡写中，也缓解了战时的紧张氛围。短句的使用，诸如前线战士对战情的回复：“在打”“在巷战”，寥寥数语，战时的紧张与残酷已入木三分。其次，诗意与残酷的氛围矛盾体现在意象的撷取上。诸如多次重复的“百合花被子”和“满月”，这些美好的意象，代表着战时人们美好的愿景。而这些诗意的意象，又总是与各种残酷的意象相伴而生，诸如冷炮、枪、担架、信号弹、鹿寨、铁丝网、眼泪等。最后，诗意与残酷的氛围矛盾，还体现在战争背景下诗意环境的点染。“我”跟通讯员出发前往包扎所的路上，雨后初晴，“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的庄稼，伴着“清鲜湿润的香味”;当“我”对通讯员产生了兴趣后，“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通讯员诗意劳作的想象画面;通讯员离开后，“我”对家乡快乐美满的中秋节的回忆。三处意象点染都与美好相关，而这些美好都是战争背景下的一个“点”，这些美好的“点”，总是夹杂在残酷的战争背景里，伴随着“炮响”“信号弹”和我方陆陆续续的伤员，这些美好的“点”逐渐消失，直至通讯员的牺牲，战争残酷的音符在包扎所这个特定的场所，奏响了最强音。
总之，诗意与残酷的氛围矛盾贯穿文本始末，互为映衬：氛围越是诗意，故乡越是美满，越映衬出战争的残酷，战争越是残酷，越彰显了诗意的可贵，越能体现和平之于人类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①孫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彭建华.“反”做标题[J].语文建设，2000（10）：32-33.
[作者通联：广东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关键词 矛盾法;还原法;主题;《百合花》
茹志鹃的《百合花》是一篇短篇小说，被选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关于这一篇的主题阐释，很多教材和教辅都只单纯定位在“军民鱼水情深”这一点上，这种单纯的主题解读离不开当时的创作背景。文本解读需要知人论世，但不能单纯立足知人论世。孙绍振老师也说，阅读教学要去蔽，把“隐含着潜在成规的观念‘悬置’起来”①。关于这篇文章，“潜在成规的观念”就是政治意图。我们今天读《百合花》，应跳出当时当地社会背景的局限，从文本内部去体悟文章的审美趣味，通过还原人物的情感矛盾：通讯员面对女性的羞涩与战场之英勇的矛盾，“我”对通讯员前后情感的矛盾，新媳妇的多次“笑”与“气汹汹”的矛盾。通过三个人物这诸多矛盾的还原，通过残酷与诗意并存的氛围矛盾的还原，解读人物青春情感欲望的萌动与毁灭，体悟人物的青春价值取向。
一、通讯员：羞涩与英勇的性格矛盾
面对女性的羞涩，作者有意选取了两个女性典型与通讯员进行正面接触，分别是“我”与新媳妇。借助这两位直接接触的女性，来凸显通讯员在面对成年女性时的羞涩。因为在女性面前的羞涩，所以当通讯员护送“我”时，总是与“我”保持着距离，从最开始的“撂下几丈远”到后来总是保持着“丈把远”，并且背对着“我”，当“我”好不容易逮住机会，坐在他对面，他竟立即局促不安起来，“脸涨得像个关公”。因为在女性面前的羞涩，所以当“我”问及有否娶媳妇时，通讯员竟“飞红了脸”并更加“忸怩”。通讯员在“我”面前的羞涩，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通讯员在新媳妇面前的羞涩，是文本的空白，他在新媳妇面前的羞涩是“我”的一种理性判断，这种理性判断，基于由果溯因加经验判断的方法，“果”是通讯员未能借到被子，结合通讯员在“我”面前的不善言辞，让“我”推出不能借到被子一定是通讯员的羞涩导致借被子时说错了话。
通讯员的英勇，是通过前线担架员负罪的描述展现出来的。“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烟，而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身上了……”，“一下扑在”的毫不迟疑，通过寥寥数语的描绘，刻画了出来。两种矛盾性格的刻画，从叙述视角来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讯员的英勇与羞涩性格不同，它既不是“我”亲眼所见，也不是“我”基于经验的判断，而是前线担架员的描述。通讯员的羞涩性格，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动用了诸多细节描写，加以浓墨重彩地渲染，一方面是叙述视角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凸显了通讯员情窦初开的美好。这一份情窦初开越是美好，越彰显了突如其来的牺牲的悲壮，越让人对通讯员英年早逝的悲剧感到惋惜。羞涩与英勇，美好与悲壮，对比越是强烈，越丰满了通讯员的形象，也越是在“美的瞬间撕碎”中，放大了悲剧艺术的力量，彰显了对战争的痛恨之情。
二、“我”：“生气”“爱上”到“强忍眼泪”的情感矛盾
“我”对通讯员的情感内涵是不断变化的，不同阶段的情感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情感矛盾与错位：“我”对通讯员的情感欲望，由弱到强再到弱，最终完全转变成了革命友情。
“我”生气，是心口不一的矛盾所致。被通讯员“撂下几丈远”，且脚已磨烂了的“我”，渴望通讯员等一等，但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通讯员把“我”撂得老远，是“我”心口矛盾的直接原因，“我”的担心则是心口矛盾的根本原因。当通讯员的体贴与憨厚得以慢慢体现，诸如自动停下来的体贴，始终保持丈把远背对着“我”的羞涩，使矛盾得以缓和，“我”对通讯员“发生了兴趣”。“发生了兴趣”表面是“我”对通讯员的情感变化，实则是作为战士的“我”的情感需要被唤醒，并让“我”开始细细打量通讯员，通讯员在“我”眼里成了高大有力的象征，哪怕是胡乱插的树枝，在“我”眼里，也竟成了“装饰”，真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与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份被唤醒的情感欲望，让“我”对通讯员的一切有了兴趣，开始打探他的家庭情况以及婚娶与否之类的私事，在一问一答的交谈中，这种情感欲望渐渐升温，以至于“越加亲热起来”。直到借被事件，通讯员在新媳妇面前的羞涩让“我已从心底爱上了”他，“我”的情感欲望被唤醒到顶点，但碍于“我”革命工作者的身份，理智让“我”有意压制这份情感欲望，这份被压制的情感欲望最终以通讯员的死被埋葬，“我”又重新回到了革命理想至上的轨道上。革命至上到情感欲望被唤醒，再到革命至上，这一系列的情感变化，让“我”出现了情感上的错位，这一错位导致了“我”前后行为的矛盾：在情感欲望被唤醒前，“我”脑子里都是“战斗”，不想待在“保险箱”，遇到通讯员后，“我”的小女人一面被激发，“我”挑逗通讯员，暧昧情愫频生;通讯员死后，“我”又变回了革命至上的大女人，在死亡面前，理性地安慰担架员们，理性地劝慰新媳妇。“我”的这一情感矛盾与错位，折射了青年男女对情感欲望与自我理想的权衡。从这个角度细读，是对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关于这一篇所在单元的单元导语“青春的价值”的落实。
三、新媳妇：“笑”与“气汹汹”的细节矛盾
新媳妇是《百合花》中一个颇有深意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意义，我们主要通过多种矛盾的还原去厘清。
文中多次写到新媳妇的笑。新媳妇第一次笑，“尽咬着嘴唇笑”，持续时间最长，哪怕“我”在替通讯员向新媳妇道歉时，新媳妇依然没止住发笑。新媳妇越是长笑不止，越是从侧面体现了通讯员借被子言行举止的滑稽之态。在新媳妇面前的羞涩与在“我”面前的羞涩，共同指证了通讯员的憨厚。这份憨厚，让新媳妇喜爱有加，以至于对待不同的男人，其行为产生了错位：对待其他男人，拭脸洗手，擦拭身体，甚至做助手都会脸红，但在通讯员这里，竟然一边笑着一边要给通讯员缝衣服。新媳妇这种羞涩情态的错位，彰显了新媳妇对通讯员非同一般的情感。因为非同一般，新媳妇在包扎所笑眯眯地打听通讯员的下落，但这是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非同一般”，所以新媳妇自己才会“不好意思地笑”，并用“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来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这种刻意掩饰的“非同一般”，伴随着通讯员的牺牲变得热烈，以至于让新媳妇突破了自己的放不开，竟主动解开通讯员的衣服，给通讯员擦拭身体，一针一针给通讯员缝肩上的破洞，把半条被子平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通讯员身上。缝衣服和放被子，皆是神圣不容打扰的仪式，是新媳妇向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欲望告别的仪式。所以当卫生员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意图阻止这份仪式时，新媳妇打破一贯的温婉报以“气汹汹”的回应。新媳妇越气汹汹，越与其先前放不开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越体现了这份情感的热烈，越与“我”后期的情欲抑制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媳妇的深意所在，不仅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更是“我”的一个折射。碍于身份，“我”不能将对通讯员的情感彻底表露，但新媳妇是普通的人民大众，将“我”的情感欲望寄托在新媳妇身上，可以很好地把情感欲望隐藏在军民一家亲的情谊里。
四、氛围：诗意与残酷并存
有人评价《百合花》，说它是“不是战争的战争小说”。“战争”与“非战争”本身就体现了诗意与残酷并存的一对矛盾。诗意与残酷矛盾的表现形式，除了上述所说男女青年间美好情感的萌生及破灭外，还体现在氛围的营造上。
首先，诗意与残酷的氛围矛盾体现在词语的反串与短句的使用上。反串指的是“词语充当本义以外的角色而有新的涵义②”。“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保险箱”是保管物体的，但却临时用来保管人，“保险箱”的反串，用人物轻描淡写的话语，一方面写出了“我”坚定的革命理想，另一方面，在轻描淡写中，也缓解了战时的紧张氛围。短句的使用，诸如前线战士对战情的回复：“在打”“在巷战”，寥寥数语，战时的紧张与残酷已入木三分。其次，诗意与残酷的氛围矛盾体现在意象的撷取上。诸如多次重复的“百合花被子”和“满月”，这些美好的意象，代表着战时人们美好的愿景。而这些诗意的意象，又总是与各种残酷的意象相伴而生，诸如冷炮、枪、担架、信号弹、鹿寨、铁丝网、眼泪等。最后，诗意与残酷的氛围矛盾，还体现在战争背景下诗意环境的点染。“我”跟通讯员出发前往包扎所的路上，雨后初晴，“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的庄稼，伴着“清鲜湿润的香味”;当“我”对通讯员产生了兴趣后，“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通讯员诗意劳作的想象画面;通讯员离开后，“我”对家乡快乐美满的中秋节的回忆。三处意象点染都与美好相关，而这些美好都是战争背景下的一个“点”，这些美好的“点”，总是夹杂在残酷的战争背景里，伴随着“炮响”“信号弹”和我方陆陆续续的伤员，这些美好的“点”逐渐消失，直至通讯员的牺牲，战争残酷的音符在包扎所这个特定的场所，奏响了最强音。
总之，诗意与残酷的氛围矛盾贯穿文本始末，互为映衬：氛围越是诗意，故乡越是美满，越映衬出战争的残酷，战争越是残酷，越彰显了诗意的可贵，越能体现和平之于人类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①孫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彭建华.“反”做标题[J].语文建设，2000（10）：32-33.
[作者通联：广东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